1938年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第43期、第44期的合刊上全文刊載偉大領袖同志于當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所做的講演，這篇文章便是日后膾炙人口的《論持久戰》。
短短幾個月后，這篇文章深刻影響了卷入抗日戰爭中的各方勢力。
偉大領袖做《論持久戰》講演。來源/紀錄片《砥柱中流：偉大的敵后抗戰》截圖
文 | 趙愷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ID：gjrwls），原文首發于2022年3月17日，原標題為《日本人看過偉大領袖為抗戰寫的<論持久戰>會有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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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持久戰》一文問世，很快引起國民黨方面的注意。與陜甘寧邊區相鄰的第二戰區副司令衛立煌、北路軍司令傅作義率先把這篇文章印發到部隊，組織麾下的軍官展開學習。當時有職無權的馮玉祥更自掏腰包刊印了三千余冊，作為禮物分贈給國民黨要員。《論持久戰》最為直接的傳播渠道，還是基于第二次國共合作所建立的“第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根據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辦公室秘書的程思遠回憶：“《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1938年11月25日，國民黨于湖南衡山召開的“第一次南岳軍事會議”上，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詳細闡述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偉大領袖《論持久戰》的基本思想，并指出：“這就是八路軍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不斷取得勝利的指導原則。”周恩來和葉劍英的發言得到與會大多數代表的贊同，白崇禧更表示：“毛先生的大作在今年五月問世后，本人已經多次拜讀，并已向委員長（指蔣介石）作了誠摯推薦。”似乎是為了賣弄自己的軍事才干，白崇禧還特意將《論持久戰》總結成兩句話：“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白崇禧的總結對不對？僅從軍事和戰術層面來說，倒也不能說錯，但問題在于，《論持久戰》不單純是一篇軍事著作，更是我黨對抗日戰爭所涉及的政治、經濟、外交等問題的全面闡述。白崇禧簡單將其視為“失地存人”和“發展游擊戰”，難免有失片面。當然，自稱已多次“拜讀”《論持久戰》的白崇禧未必沒有更高深的見解，只是受制于當時的身份，他僅能在軍事領域發表意見而已。那么，作為國民黨領袖的蔣介石又是如何看待這篇文章呢？蔣介石并非公開就《論持久戰》一書發表評論，我們可以從其日記中窺探一二。1938年3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對倭抗戰，決非爭一時之勝負與得失，而為東亞千百世之禍福有關，故不惜任何犧牲，非達到此目的，終無戰亂終止之期。”“倭寇軍閥不倒，決無和平可言。惟有中國持久抗戰，不與言和，乃可使倭閥失敗，中國獨立，方有和平之道也。”初看之下，蔣介石似乎也主張通過“持久戰”來對抗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但在具體舉措上，蔣介石沒有給出《論持久戰》那般詳盡的方案，在緣何要采取持久戰的問題上，也只能給出“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軍事學術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戰速決為性能”這般論據。從蔣介石在10月13日發表的《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來看，他的“持久戰”理念也建立在不斷“主動（進攻）”之上，即所謂：“唯其為全面戰爭，故戰區之擴大，早為我國人所預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于抗戰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戰為全面長期之戰爭，故必須力取主動而避免被動。敵我之利害與短長，正相懸殊；我唯能處處立主動地位，然后可以打擊其速決之企圖，消滅其宰割之妄念。”源于這樣的理念，蔣介石頗為認可偉大領袖的觀點，并將《論持久戰》一文連同自己的講話一起發到各高級將領手中，但具體采取的措施也不過是委托八路軍派出教官分期分批組織游擊戰術培訓班，把游擊戰的經驗總結出來，派官兵參加輪訓而已。1938年9月初，日本最大的綜合雜志《改造》全文登出由魯迅的學生增田涉所翻譯的《論持久戰》全文。日本方面的軍政要員沒有第一時間給出評價，但其軍事部署上的變化卻足以說明對《論持久戰》的重視。1938年12月6日，在日本陸軍省所草擬的《以后的對華處理方略》中，對于中日戰局，日本陸軍給出了這樣的設想：“蔣介石政權雖然已被壓縮，但如對峙放任，仍將成為嚴重禍根，招致后患。因此，為促使其崩潰，應適當進行各種工作，故尚須進行部分作戰予以支援”。這一“方略”的出臺，固然是因為此時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上已經投入了24個師團，再無發動大規模攻勢的能力，同時也是日本陸軍試圖規避陷入《論持久戰》中所謂戰略相持階段的一種嘗試。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更提出所謂“三原則”，不斷派出情報人員，拉攏中華民國高層政治人物。最終在1938年12月，成功策動以汪精衛為首的漢奸公開投敵。隨著汪精衛傀儡政權在日本占領區粉墨登場，日本方面似乎松了一口氣，卻不想依舊無法改變中國方面抗戰到底的決心。“九一八事變”以來逐漸控制日本經濟命脈的軍隊和財閥，此時不僅不愿從中國戰爭抽身，反倒越陷越深。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本陸、海軍除了不斷以“臨時軍費預算”的名義開支動輒上百億日元的巨額經費，同時還以所謂“物資預算”的方式，從政府各個部門強征物資。如此巨大的財政黑洞，自然只能通過連續增稅和增發公債來籌集。日本百姓的血汗又被以各種經濟整合法令的形式，貼補到日本軍工企業、化學工業壟斷巨頭的腰包中。三井、三菱、住友等老牌財閥不斷通過大量的軍需訂單榨取利潤，更通過金融手段介入日本氮氣、日本制堿、日產等新興財閥的生產經營活動之中。然而，就在日本沉浸于戰爭帶來的短期刺激之際，卻不料其對侵占的朝鮮半島、中國臺灣、中國東北等地掠奪多于給予、破壞多于建設的情況，早已令日本本土在大量涌入的工業產能和金融資本推升下，陷入了積重難返的困境。長期扶植軍工產業而不顧經濟規律強行注入的大量資本，最終引發規模空前的通貨膨脹。數據表明，二戰時期日本的通脹水平高達每季度40%-60%。與1934年相比，至日本投降，糖的價格上漲了700倍，番薯的價格上漲了50倍。為了平抑物價，歷屆日本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效果乏善可陳。究其原因，除了壟斷日本國民經濟的各大財閥不愿意放棄自身的利潤收益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此時的經濟結構已陷入空前的失衡之中。政府開出巨額“臨時軍費”采購訂單，養肥了以軍工系統為首的重工業，使其肆無忌憚地侵占大量社會資源，嚴重影響了消費品等輕工業發展。而大量青壯人口投身于軍隊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后勤單位，更令本就勞動效率極其低下的日本本土農業呈現日益凋敝的態勢。畸形的經濟結構還令日本在外交抉擇上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一方面為了盡快結束這種軍工系統蠶食正常國計民生的局面，日本始終在謀求迅速解決中日戰爭，不得不繼續加大對軍工系統的投入和扶植力度；另一方面，在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各國加大對重慶國民政府支援的情況下，日本與之矛盾日益激化，向英、美宣戰的呼聲在國內日益高漲。與此同時，由于國內基礎工業的薄弱，日本在石油、鋼鐵原材料、機床設備和零件方面又處處仰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鼻息，不得不始終保持著謹小慎微的態度，惟恐美國一怒之下對日本采取貿易管控、甚至全面禁運的經濟制裁。可以說，日本方面很清楚《論持久戰》中，偉大領袖指出的正是一條日本軍國主義的不歸路，但日本人已然無法回頭了……有趣的是，日本方面未能走出被中國軍民“持久戰”拖垮的戰爭泥潭，但在1945年初試圖依法炮制，搞出一個依托于所謂日本版“持久戰”來。所謂“日、偽滿、華國防核心區域”，指的是日本本土、中國東北地區及其在山海關以南所控制的中國領土。上述區域不僅早在日本操控之下，成為日本眼中的“核心領土”，更在太平洋戰爭中始終源源不斷的以人力和物資支撐著日本戰爭機器的運轉，可以說是日本發動戰爭的物資基礎。因此，在日本方面看來，只有加強并保持已有的綜合態勢，才能勉強尋求維護日本本土的可能性。正是基于上述看似悲觀、但與事實相比還過于樂觀的判斷，日軍大本營方面做出了“為保證使大東亞各國、各民族協助日本作戰，終將需要用武力加以控制”的決定。看似中性的字樣背后，是赤裸裸的宣告：日本陸、海軍不會主動放棄在所有占領區的權益，不僅要采取各種手段逼迫當地民眾為日本所發動的不義戰爭陪葬，更要以武力堅決鎮壓任何敢于公開動搖的異己分子。而在所有占領區中，中國東北地區及山海關以南的中國東中部地區又無疑是重中之重。雖然日本版的“持久戰”與中國版的“持久戰”本質上沒什么不同，但恰如偉大領袖同志所指出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多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這個道理很多日本人是在戰敗之后才明白的。如日本原陸軍航空兵中將遠藤三郎便自稱在讀了《論持久戰》之后，曾經的軍國主義思想消失了，轉而主動當起中日友好和平大使。1956年，遠藤三郎訪問中國，得到毛主席的接見，并把家傳的日本武士刀交給毛主席，表示日本軍人從此不再和中國打仗。毛主席回贈了一幅齊白石的畫作，并說是日本教育了中國人民，讓本是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迅速地團結起來。《論持久戰》：偉大領袖選集(第二卷) 第2版.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