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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處大歷史之中。

今年是尼克松訪華五十周年，但也是中美關系充滿挑戰的一年。此前幾年里，中美從貿易摩擦到科技競爭，再到政治領域的諸多齟齬，雙方積累了很多矛盾。

3月中旬，中央外辦主任楊潔篪和美國國安助理沙利文在羅馬見面，隨后中美元首進行視頻通話。不管雙方談了什么，談得怎么樣，能夠坐下來坦誠地聊，這總歸是一件好事。

俄烏沖突爆發以來，有投資人把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沖突投射到中國身上，加之近期美國SEC（證券交易委員會）對中概股的一系列監管措施，多重預期之下，中概股一度出現暴跌。3月中旬中美雙方的一系列互動，以及中國金融委穩市場、穩預期的表態，終于給了市場一些積極的信號。

市場的波動，只是短期的。但在我看來，這一次的震蕩和以往有所不同，我們應該以更長遠的視角，來分析中國、美國和世界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在談及二戰之后的國際秩序時，人們常用的一個分析框架是美蘇（俄）中大三角。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先是實行“一邊倒”政策，中蘇站在一邊，中國和美國還在朝鮮半島發生了一場熱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中蘇關系破裂，中國同時獨立于美國和蘇聯兩個陣營。而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國逐漸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建立了緊密的經濟貿易關系，深度參與全球分工和世界市場。

每一次外交政策的調整，實際上也伴隨著中國國內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的變化。

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總體上實施的是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重工業、軍事工業等，關乎中國能否保持獨立和安全。因此，雖然條件非常艱苦，國家在某種程度上犧牲輕工業和農業，也要建設一套相對完整的重工業體系。

改革開放，中美建交，中國融入世界市場之后，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必然出現新一輪的調整。

1987年，中國還曾經有一波關于輕工業、重工業孰輕孰重的討論：中國想實現彎道超車，還是應該重點發展重工業，但是重工業是典型的資金密集型行業，而中國重工業水平和西方差了半個世紀，想追趕，就需要大量的設備采購，中國當時最缺的就是錢。

如果著重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這玩意對國力又沒啥支撐。

這種背景下 ，國家計劃經濟研究所的王建寫了一篇文章，他分析了各種場景之后，最后得出來一個結論：

中國當時的問題，不是想走哪條路的問題，而是只能走一條路，也就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切入國際大循環，為重工業籌集資金，順便還可以解決民生問題和就業問題。

他給中國做了一個規劃，他認為，中國要先走勞動密集型產業，籌集到資金后，再轉向資金密集型產業，然后再向附加值高的重工業轉進。既解決了幾千萬人的就業和民生問題，又解決了資金問題，有了錢，重工業才有可能。

盡管這個思路并不是太新穎，不過因為王建的論證很嚴謹，得到了上邊的高度重視，多重原因共同作用下，1988年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正式確立，中國搞“兩頭在外”的外循環也形成共識。

但是從1988年到2000年，外貿的進展沒那么大，因為我國的制造業水平依舊非常弱，生產出來的東西盡管廉價，但是歐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早就是WTO成員國，他們互相之間稅率很低，歐美國家對我們的稅率卻很高，導致我們的產品幾乎賣不出去。只能是給香港企業做代工，以他們的名義去賣。

所以那些年我國積極尋求加入WTO，正好美國也在為他們的資本家尋求下一個人力資源洼地，中美的談判盡管艱難，不過雙方的動機都足夠強烈，按理說當時中國還有很多領域達不到“入世”要求，但最終還是順利地加入了WTO。

從那以后，中國企業終于切入到世界市場了，海量美國資本來到中國，帶來了資金、技術還有管理知識，中國工業開始了迅速的爬坡歷程。

加入WTO后，世界市場可以看做是一個無限需求的大集市，我國基本能生產多少就能賣多少，在2000年之后，中國這邊最熱的事情，就是拉投資建廠，只要有廠，招到工人就開工，工人也近乎無限，要多少有多少，賺到錢后再投資建廠，再招工，幾億農民就被從村里吸收到了東南沿海。

下圖是我國的出口數據，可以看出來，以2000年為轉折點，指數倍地上漲：

中國一直以來的工業夢，幾年內就取得了巨大進展。下圖就可以看出來，1990年之前的工業產值是很低的，關鍵是增速也非常低，1990年之后才有了一定的增長，2000年之后出現了爆發。

這種模式有兩個沒有意想到的結果。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搞了那么多年重工業，雖然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體系，但是發展的速度并不算快，工業產值增長也很有限。原因在于，重工業需要大量的資金，以前主要靠財政來支持，財政上入不敷出，但重工業的投入也始終有缺口，具體可以看看溫鐵軍的八次危機，把這事說清楚了。

等到沿海加工業興起以后，無數的工廠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化工材料，于是他們愿意出錢購買，我國的重工業就這樣有了資金，從此重工業和輕工業開始了自己的循環，不再需要財政支持，重工業企業從德國和日本買了最新設備后就開始了大發展。

也就是說，我國本來準備先發展輕工業，等到有了錢，再發展重工業，可是市場一旦開啟，輕工業促進了重工業的大發展。

比較著名的案例是山東魏橋集團，他們就是個典型的中國企業進化史，以前干紡織的，后來向上游發展，開始發電，2001年進軍鋁業，這就是妥妥重工業了，現在竟然發展成全國鋁業巨頭。

中國經濟經歷了四十多年的長期增長，但蘇聯卻在1991年走向了解體。在中美俄大三角中，美國最主要的經濟對手，從莫斯科變成了中國。

美國是一個超級霸權，對于挑戰它的經濟力量，始終是很警惕的。無論是處于對立陣營的蘇聯，還是自己的盟友德國日本，只要誰挑戰它世界龍頭的地位，它就一定會遏制對方。八十年代日本經濟起飛的時候，美國就費盡周折，又是讓日元升值，大力扶持韓國，把日本的一部分高科技業務掐死后轉往韓國臺灣，終于控制住了日本。

而對于現在的美國而言，對中國的擔憂較三四十年前的日本更甚，除了道路選擇的分野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已經很大程度上空心化了。

美國是取代大英帝國成為世界霸權的。在英帝國霸權時代的末期，制造業已經全面轉到了美國和德國，以至于世界大戰開打后，英國的射向德軍陣地的炮彈需要用英國用自己在海外的優質公司來換。

美國擔心大英帝國的命運，在自己身上重演。

過去20年來中國的大發展，讓中美之間差距不斷拉近，但也導致中美之間的關系慢慢從親密走向晦暗不明。以前中美之間有種默契，中國生產低端工業品，美國研發高端技術，但是短短十來年，這種默契就開始動搖，誰都能看出來，中國已經不甘心在低端領域呆著。

在他們眼里，美國是羅馬，中國成了迦太基，地球村容不下兩個超級霸權，正如地中海容不下兩個強權，羅馬元老院的老加圖每次演講完畢，都要振臂高呼一句“迦太基必須被毀滅”。

但在我看來，如果硬要對比羅馬和迦太基，中國更像羅馬，而美國更像迦太基。

羅馬和中國一樣，是典型的陸權國家；

而美國和迦太基一樣，是海權國家；

羅馬和中國一樣，有強烈的集體主義觀念；

而美國和迦太基一樣，更強調的是“利益的結合”；

更重要的是：

羅馬的凝聚力更強；

而迦太基內部的首腦，卻會遭到各方的掣肘。

戰神漢尼拔在羅馬打出了至今任然列入各國軍校的著名戰例“坎尼會戰”，但最終改變不了迦太基內部各自為戰的毛病，羅馬用全力跟迦太基打，迦太基卻一直在內訌，所以戰線本來在羅馬城下，后來跑到迦太基城下去了，最終迦太基城被夷為平地。

前文講過一個問題，美國和迦太基一樣，沒啥共識，領袖缺乏權威，政策就容易被利益集團綁架。

比如早在克林頓時代，克林頓就意識到一個問題，他覺得長期和俄國保持好關系對美國的未來霸權地位至關重要，小布什上臺之后也是這么認為的，但是他倆這么認為沒啥用，美國的官僚集團不這么認為，他們兢兢業業把美俄關系給搞黃了。

盡管普京也是個激進的“親西方派”，他的導師就是俄國最激進的民主人物索布恰克，他上臺之后前期最重要的事就是徹底倒向西方，并且曾經三次申請加入北約，但是西方完全不接納他。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如果當時接納了俄國，俄國又非常愿意跟著歐洲混，那美俄對付中國，結果幾乎沒啥懸念。

不過好在美國就跟迦太基一樣，統帥說了不算。幾乎每個總統上臺后都想拉攏俄國，包括奧巴馬和川總，但都很快就被攪黃了。總統在跟俄國勾勾搭搭，下邊的人卻在搞北約東擴，直到俄熊徹底被激怒踢翻了桌子。

這種事在咱們大部分人眼里很難想象，但是美國那邊就是這么做的，最終反而鞏固了中俄之間的關系。像極了當初漢尼拔在坎尼會戰團滅羅馬精銳，可迦太基國內卻因為內部矛盾堅決不派援軍，最終眼瞅羅馬軍團開到了自己城下。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初中美建交中基辛格的表現真是神來之筆，本來美國官僚集團會一直胡攪蠻纏下去。但是基辛格巧妙繞過了美國國務院的文官集團，找了個借口自己偷摸跑中國來談，經常說“秘密訪華”，對誰保密？其實正是防他們自己人。

最終中美聯合，蘇聯的完蛋也就板上釘釘了。從那以后，美國幾乎再沒打出這么漂亮的牌。所以雖然在經濟上，中國對美國挑戰更大，但美國在政治上還是把俄羅斯當主要的遏制目標。

別看我們前面的曲線，中國沖得那么猛，其實美國真正開始在經濟上通過各種手段遏制中國，已經是最近幾年的事了。

更有意思的是，實際上在中國發展起來的過程里，大量利用了美國的資本和資本市場。

從最近三百年的情況來看，世界經濟的發展整體呈現出兩個趨勢：

1、技術研發越來越費錢。

瓦特時代幾個作坊老板就可以資助劃時代發明，到了愛迪生時代就需要富可敵國的財閥，到了二戰時期，重要研發需要國家財政支持，外加無數大小公司一起支持。到了上世紀70年代以后，重要技術往往需要軍方、大學、超級公司、風投資本甚至多個國家的合力才能搞定。

2、技術進步和資本增值這兩件事基本成了一件事。

以前的資本更多的是從戰爭中牟利，后來路越走越窄，因為戰爭越來越少，毀滅性卻越來越大，各國主要用自己的財政打仗，不再像以前一樣國王找資本家借錢打仗，資本沒法通過以前“借高利貸給國王”這種模式尋求增值。資本只好開始和技術綁定，每次技術進步，甩開同時代其他產品一大截的時候，就是資本暴利的時候。戰爭資本變成了產業資本，再后來又變成了風投資本。

在中國，很多人一聽到“資本”兩個字，就感覺這是資本家要榨取剩余價值。但其實，現在的股權投資、風險投資最大的資本來源，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了，而是“養老金資本主義”。

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市場上最大的資本力量，主要是老百姓把自己儲蓄的一部分拿去投資升值的“公募基金”。還有的政府力量更強的國家，為了給大家養老，把養老金放進了資本市場投資科技，避免等大家老了想用的時候已經被通貨膨脹洗劫的不成樣了，新加坡淡馬錫，沙特主權基金，挪威主權基金，這些都是比較成功的。我們中國也有保險基金和主權基金，做這樣的業務。

其實中國很長一段時間，資本都非常稀缺，外匯也很短缺。中國在八九十年年代曾經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分兩次貸款8億美元，中央政府都費了老大勁。

現在為什么中國頂級的互聯網公司，很多都是在美國上市的。因為早年，很多投資它們的都是美元資金，自然也就會選擇在美國上市。雖然說美國和中國是戰略對手，但由于資本是逐利的，它們并不會管那么多，它們看好中國經濟、看好中國企業，它們在客觀上反而幫助了中國企業的發展。

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創下了當年全球最大IPO的紀錄。此后中概股在美國上市的越來越多。實際上，這反而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和美國的利益關聯?，F在，全世界都在爭奪面向下一輪科技升級的資本，資本投中概股多一些，投別的標的就會少一些。所以為什么不管中美之間有多少競爭和沖突，高層還是會非常理性地說，中美關系已經大到不能倒。金融委會議要專門講，穩定中概股的監管預期，繼續支持中國企業在境外上市。

今天中國雖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但是我們富起來的時間還不長。全世界最多的資本存量還是在海外，它們不僅有美國的資本，還有中東的資本，還有石油富國的資本。

前段時間中概股的踩踏，實際上是因為大家放大了在中美競爭之下脫鉤的預期。但其實，理性地來看，資本市場的參與者還是會對公司的基本面有認識的。中國還沒有和西方走到像俄羅斯這樣全面沖突的地步，我們沒必要自己就先用很極端的情況來嚇自己。

中概股的問題只是一個方面，中美競爭還出現在更多的領域。但是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我國接下來對待美國的攻勢，最好的辦法并不是順著他們的意思來，反而是他們不希望我們干啥，我們堅決要干啥。

他們希望把我們踢出WTO的貿易體系，我們不但不出去，這些年反而和里邊的成員國都簽訂了雙邊貿易協定，也就是以前大家在一個群里做買賣，美國不希望我們呆在群里，我們不但要在里邊呆著，而且把里邊的人都加了好友，私下里還聊得火熱。

盡管很多人有種把自己我國封閉起來的沖動，覺得那樣才充滿安全感，可問題是你的工作只要稍微有一點點技術含量，你只知道如果中國哪天真的封鎖起來，很快就不成樣了，前文也講過，低端領域我們既需要國外的原料，又需要國外的車床工藝，而且我國17%的GDP是出口拉動的，沒了外部市場，可能會有接近兩億人下崗。

中高端我國急需別人的技術和知識，任何一個復雜點的產品，比如車或者手機，都依賴幾十個國家的無數上下游公司，而這些都依賴世界市場，單個國家根本沒法玩，除非你是個加油站，壓根就沒準備爬技術。

所以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更加開放更加擁抱世界，主動去融入，和每個國家都保持深入互利的關系，讓他們想剔除都剔除不了。

2019年黃奇帆有個演講《新時代國際貿易新格局、新趨勢、新規則》，講得非常有啟發，他認為：

中國應該中國要以更寬的領域擴大外資投資的準入；

要更大規模的、或者更有力度的保護知識產權；

要更大規模的增加商品和服務的進口；

逐漸走向零關稅、零壁壘和零補助，就跟大英帝國巔峰時期一樣。

說白了，更加深度地和西方綁定在一起，他們在跟我們的合作中獲得巨大利益，就沒法隨意解綁。融入世界市場對我們的好處是絕對性的，我們一直說人民幣國際化，但是你不買別人的東西，別人手里沒你的錢，根本沒法國際化。那他只好繼續用美元跟你交易，你倆做買賣，美元收好處。

而且有買有賣，才能把大家更好的綁定在一起，當你不但給他們供應工業品，還是他們的大買主，誰能把你踢出去？

從更寬廣的視角來看，我們也要看看美國經濟發展起來的經驗。

其實，美國政府在美國漫長的崛起過程中存在感并不強，美國的崛起本質，是自下而上的市場的勝利，一直任由下邊的人折騰。美國政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才變得特別大，在那之前大家很難想起來什么牛逼總統，因為他們除了擴張領土打了幾仗，其他事基本沒干，也就林肯不小心搞出來了一場內戰，不然他也沒啥名聲。美國一直以來的英雄，都是工業巨頭產業巨頭，是卡內基、是摩根，比爾蓋茨還有喬布斯，現在的馬斯克等等，早期的金融巨頭說話比總統都好使。

包括現在美國牛逼轟轟的科技實力，也是大學、資本市場、產業界來主導，政府做的事非常少。

中國是后發國家，當然不能像美國這樣搞自由放任的經濟。黨的領導使得政策有了持久性和一致性，化解了內部矛盾，避免了左右互搏，而且能夠集中全社會的資源，做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中國很重要的競爭力來源。

但是，在黨的領導下，還是要搞市場經濟。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也有個逐漸深化的過程，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再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們越來越重視市場。

為什么呢？首先，市場經濟它有一整套完整的機制，可以讓我們把全世界的資源都吸引過來。中國這個市場太大了，中國十幾億人的需求，對全世界的“資本”來說，都是個巨大的誘惑。即使今天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資本”也不會那么盲目地選邊站隊。

第二，市場經濟能夠形成一套非常完整的產業生態。所有的技術創新，其實都是需要有應用場景的，沒有一個足夠大的市場，沒有足夠多的應用場景，你搞技術創新，就算把產品做出來了，你的銷售收入都覆蓋不了研發的成本。

其實現在中國有很多技術，都達到了世界上比較先進的水平，都和中國是世界大國有關。比如高鐵，因為中國人口密度高，建設需求大，其實整個技術實力很快就提升了。華為在5G通信能夠技術領先，其實也依托中國這個市場，這么大的市場同步來推這件事，它來做研發就能很清晰的看到回報，小國的企業就很難有這個效率。

這幾年很多人批評中國互聯網，說中國互聯網企業沒有硬核的技術。其實也不是，阿里云現在在計算、存儲、安全等多項核心性能上，已經能在權威第三方機構Gartner的排名里排到世界第一，其實也是一個道理，因為阿里云要服務中國商業的生態，要服務中國各種不同需求的企業，所以它必須通過研發來實現技術的突破。

這幾年大家都很擔心芯片卡脖子的問題。道理也是一樣的，中國市場的進口替代需求太大了，做芯片研發，做相關生態的前景擺在這里，而且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力量去參與。

回顧過去幾十年的中國經濟，我們還是要看到一個基本常識：自下而上的市場經濟是財富之源，我國在短短十幾年內就進化出了極其繁雜的全產業鏈，這并不是哪個大師計劃的結果，恰好相反，1978年以后，我們就是靠市場經濟，讓經濟爆發出巨大的生命力。我們過去能做到的事，將來應該做得更好。

最后，簡單總結一下，我們其實就是要做好三件事：第一，想方設法和全世界抱得更緊，千萬不要主動去“脫鉤”；第二，堅持市場經濟，這是讓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轉化成技術優勢和競爭力的最好途徑；第三，大力發展這個時代的前沿技術，而且要讓更多的企業都積極參與進來，不要分國企民企，科技攻關人人有份。

相信，雖然面臨很多挑戰，今后的日子里，我們的國家和企業一定是有希望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