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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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月香港疫情爆發，抗疫成績拉垮得慘不忍睹，每天確診幾萬例，兩三百人死亡，還連帶深圳得了一場重感冒，算是有疫情以來，大中華地區最差表現。

香港疫情剛爆發時，我個人推測可能會造成幾百人病亡，沒想到現在一天兩三百人，遠遠超過常人想像的底線。

在中央派出大量醫護人員到達香港后，仍然不見好轉，一般內地任何城市發生疫情，中央一聲令下，大概就是一周內基本撲滅，唯獨香港油鹽不進，到發稿時還是每天有200多人死亡。

這中間不管是建方艙醫院，還是內地醫護到港，中間都發生過不少摩擦，又把內陸網友搞得忿忿不平。

內地這邊每天給香港供應2000多噸蔬菜、3000頭活豬、26噸冰鮮豬肉、8萬只家禽，好吃好喝伺候著香港，香港怎么就是不領情？

疫情搞不定就算了，還傳染到深圳，傳染止不住就算了，派出三甲醫院300名醫生護士好心援港，香港媒體這邊居然在新聞發布會上問怎么投訴內地醫護人員？

這種好心當成驢肝肺的操作頻頻出現在香港，跟內地各城市熱情互助形成巨大反差，也算得上是中國城市里的一朵奇葩了。

最近林鄭在新聞發布會上時，說出“叫我們做全民強檢的人士也要反思”，這種在內地理所當然的事情，變成要反思，內地更是打破頭都想不通啊。

早在2月15日香港疫情泛起，單日確診2000例時，林鄭就宣布香港無封城計劃，不封城一是香港是金融中心，要和全世界保持溝通，二是香港政府根本沒有這個動員能力，他沒有內地深入基層的組織架構，也沒有詳實的居民資料，無法保障隔離管控期間的生活必需。

比如內地的公務員在封城期間，可以為市民去購買物品，香港可不行，得改合同，敢讓我當外賣仔？非得去法院告政府不可。

香港其實連全民核酸的能力都沒有，更不可能有封城的能力。

大家不禁好奇，為什么香港在中國是如此的奇特？它待遇如此之好，為何總對內地或中央抱以敵視？它明明是中華文明圈的一份子，卻總是表現得像游離在外的陌生人？

所以打算寫下這篇文章，解釋下香港形成這種局面的由來。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窮理于事物始生之處，研幾于心意初動之時，香港形成今天這個局面，始生處，是特殊的歷史原因造成的。

當年解放軍占領廣東后，完全可以一波拿下香港、澳門，要知道英國軍艦紫石英號開進長江，還想玩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把戲，照樣打得他們回家找媽媽。

1950年志愿軍可以在朝鮮對抗世界最強的美軍，1949年怎么可能打不下小小的香港？

香港、澳門彈丸之地，那點可憐的防守不堪一擊，要拿下唾手可得。

清王朝和民國政府與列強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新中國幾乎一概廢除或不予承認，英國人占領香港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就屬于不平等條約，屬于廢除之列。

既不存在法理，武力也搞得定，那為什么不收回香港和澳門呢？

1949年1月，毛主席在西柏坡，跟蘇聯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談起香港、澳門問題，是這樣說的：

急于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沒有多大意義，相反，利用這兩地原來的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最后的決定。

那時英國人也需要香港，眼見我們沒有馬上收回香港的意思，剛被揍過的英國人秒懂，1950年1月6日，英國成為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與臺灣省國民黨的關系自然終止。

不收回香港、澳門，其實就是給我們和歐美國家留下一個交流的口子，建國后，我們確實站在了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這一邊，但我們也需要吸收歐美資本主義陣營的營養，發展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

留下港澳，就是不把事情做絕，給未來的大戰略留下回旋空間。

一切以務實為重。

從那以后，香港就成為我們跟歐美溝通的重要窗口，石油、化學物品、汽車、機械設備都是通過港澳兩地（主要是香港）轉運進內地的。

比如霍英東，在朝鮮戰爭期間，就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棉布、藥品、以及制作汽油桶的黑鐵皮。

尤其是黑鐵皮，關系到汽油運輸，戰略意義重大，賺得又少，霍英東說自己“我沒有（打破禁運）那么高的認識，但一點認識、一點想法也沒有，也不是事實。”他還是選擇多運送利潤更低、更重的黑鐵皮，想盡辦法躲過英海軍巡邏，送到深圳蛇口，為抗美援朝做出過巨大貢獻。

因為這個原因，英國官員不與霍英東同坐，不接受霍英東捐贈，處處刁難霍英東，霍英東也是港島富豪中，唯一沒有獲得英女王授勛的人。

我們也知道霍英東在英國人那里受了委屈，2006年霍英東病逝，獲得棺槨蓋五星紅旗，行政區降半旗致哀的國葬級禮遇。

這種待遇，李嘉誠這輩子就不用想了。

在1960年代蘇聯意圖控制我們，我們激烈反對后，中蘇關系破裂，這時候，香港就不僅僅是對歐美，而是對世界溝通的唯一窗口。

找人、找貨、找錢都得依賴香港，香港一手對接歐美的產品和資金，一手對接十幾億人的消費市場瘋狂輸出，不富才怪。

香港因此獲得了巨大的紅利期，高速發展起來，建立在發達的物質基礎之上，物質文明向精神文明推進，又陸續形成了文藝界的高光時刻，誕生了一大批擁有巨大影響的明星和電影、電視、音樂、文學作品。

出于這種特殊的地理和政治位置，讓香港人長久成為內地和歐美之間的中間商，賺足了差價，連語言風格也受到了極大影響。

比如他們日常說話方式，粵語中間夾雜著英文，就是典型的要兩頭打交道形成的生活方式。

其實香港人也不是故意裝逼，而是有些詞對應不上中文，或者想不起中文怎么說造成的粵英交雜。

比如“brunch”對應的早午餐、“position”對應的頭寸，后來就習慣了，日常說話就“check一下e-mail”、“我有個friend叫jason”這樣。

但鼓吹什么“香港人獨有的獅子山精神”，那是人富了給自己臉上貼金，其實說穿了就是個中間商。

準確地說，香港和內地是一直相互需要的關系，香港沒有內地巨大的消費市場，就不可能富裕，而內地沒有香港的產品、資金輸入，就會受到更多的壓制，大家各取所需。

內地一直希望香港好好做中間商，香港急需的事物，內地都會全力提供。

香港人口飛漲，廣東1959年迅速開建深圳水庫，每年向香港供水50億加侖（2275萬立方米），當時每一千加侖僅收取0.1元人民幣。

香港缺少生活用品，1960年代時，70%的日用品、90%的副食品都是新中國供應。

香港現在的主要供水，還來自東江，電力也主要向內地購買。

我們對香港這么千依百順，是因為真的誰也離不開誰。

香港是兩頭對接，兩頭拿好處，它既享受到了天量市場、特殊待遇，也能在歐美國家拿免簽、做貿易中間商等優質資源。

在珠三角的臺灣人明顯比香港人要小家子氣一些，給福利加工資給得摳摳搜搜，那是因為臺灣人的錢都是開工廠，一毛錢一毛錢賺來的血汗錢，而香港主要從事貿易中間商，不干苦活累活，錢來得容易，花出去也容易。

我問過一些香港人的想法，其實他們就想誰也別管他們，一直這樣享受兩邊的好處，逍遙自在地過下去。

曾經的香港，吃紅利吃到掙錢簡直易如反掌。

舉個例子，以前大量的內地外貿企業，是必須注冊一家香港公司，必須在香港有賬戶。

因為外貿公司如果是深圳公司，深圳戶頭，這批貨值10萬，就只能報10萬，如果以香港公司報關，這批貨值10萬，只要報2萬，因為錢是打到香港戶頭的，可以少交稅。

這樣的外貿公司其實有兩套賬，一套給海關，一套給客戶。

香港賬戶上多出來的錢，最后再通過地下錢莊運作回內地。

香港許多人就能依靠這條利益鏈生存，有人幫開公司，有人幫轉賬。（現在不行了）

再舉個例子，香港關稅極低，蘋果手機和名貴手表之類，在香港的價格，比內地便宜很多。

這就催生了巨大的水客群體，來往穿梭于深圳口岸，想辦法將東西帶到內地賺差價。

這些利益鏈條，都只有在香港才會發生。

但歷史的紅利遲早是要吃盡的。

香港回歸時是1997年，中國經濟還沒有開始飆升，香港基本沒什么變化，安心搞一國兩制，該怎么過怎么過，繼續吃兩頭。

但中國從2001年加入WTO后，經濟狂飆突進20多年，內地城市飛速發展，香港的職能很快被內地城市一一分解，GDP也被內地的北上廣深逐一超越。

香港的三大中間商功能是人、貨、錢，人跟貨香港的參與度越來越小，到現在，就剩下錢，成為香港這座城市的核心。

錢，就是金融。

這個是香港獨一無二的東西，深圳、上海是無法取代的。

我們都知道美聯儲通過減息和加息兩大殺招，不斷地反復收割世界各個發展中國家，減息時美元流入各個發展中國家，加息時美元流回美國，導致發展中國家因缺少流動性資產崩盤，美元再回去低價回購發展中國家的資產。

為了避免被美國收割，中國實行了嚴格的金融管制，但這種做法有一定的負面作用，貨幣不能自由兌換，外面的錢不能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他們覺得不安全。

但香港可以。

香港的資本與金融賬戶是開放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有較低的稅率，而且還采用了英美法系的司法體系。

因為這些錢的主人，大部分來自英美國家，或者受到英美庇護的下級國家，他們天生更信賴英美司法，所以香港的司法部門里曾經那么多英國人，外資一看臺上都是自己人，他們就放心了。

這也導致在2019年香港動亂時期，這些英國法官理所當然幫助亂港分子。

如果拿到香港身份，那就更爽得飛起，肉體上資本家是事實上的多重國籍，幾乎全球免簽，金融上錢可以自由進出，有什么不對可以快速跑路。

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大量企業需要融資做大，就需要外部資本對內地企業進行投資，這個功能在內地城市是無法展開的，但香港可以。

2020年，在港交所掛牌的新上市公司共154家，共募資3942億元，其中四分之三是內地企業。

香港的金融市場不是香港市民撐起來的，是全球資本撐起來的，這是香港跟東京、深圳的區別。

最近中概股在美國股市遭到了血洗，這些中概股要是有一天要被逼退市，他們最好的選擇是回香港。

如果不上市，你讓中國這些企業到哪拿錢搞研發？怎么給員工提供高薪崗位？

那明年新手機推不出來怎么辦？新的電動車上不了市怎么辦？請不到優秀的工程師怎么辦？

能同時兼容英美法律體系、中國內地企業融資功能的香港，是現階段不可替代的！

保護現在香港現有的模式，對中華民族暫時是利大于弊的。

香港模式是一個整體，包括了大量內容，比如在意識形態上，香港更親歐美，畢竟這么多年了，歐美一直領先世界，許多香港人其實骨子里是把自己當高等華人的，他們從內心深處不屑于跟內地人交往。

現在內地人居然做了他們頂頭上司，部分內地人居然還比他們有錢，這真是不能忍，這世界，明明只有盎撒白人老爺能管我們這些中間商。

香港多年來的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是歐美化的，所以歐美控制不了疫情，香港也控制不了，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

紐約能管好疫情嗎？倫敦能管好疫情嗎？巴黎能管好疫情嗎？既然他們做不到，香港當然也做不到。

想讓香港徹底控制疫情，就得讓香港換成內地城市的模式，要換模式，那香港就不是香港了，誰都付不起這么大的代價。

這是基因里決定的東西，微操改變不了基因。

香港很多奇怪的事情，你只要摸到這個底層邏輯，你就能搞明白了。

最后做一個簡單總結：

香港是中國最特殊的一座城市，它在體制和意識形態上是親歐美的，動不動就鬧情緒，我們也覺得不好，但現在只能容忍。

我們暫時也沒打算換模式，它鬧情緒就只能哄哄，因為香港還有個特殊的金融功能，這個功能是不可替換的，對我們利遠大于弊。

在這種模式下，香港會產生一些弊端，比如無法控制疫情、司法親歐美、記者醫生教師一堆反中分子，經常搞一些妖蛾子實在很煩，但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我們不能莽，我們要繼續忍。

一直忍到人民幣完成國際化，一直忍到將美國從世界霸主的位置掀下來，一直忍到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什么時候，人民幣走向了世界，我們站在金融的頂層，才可以讓香港切換模式。

打碎金融霸權的路還十分漫長，我們還要有足夠的大局觀、足夠的耐心等待。

最后的最后，我想講一個小故事。

1956年冬天，一位僅21歲，在內蒙古工作的上海年青人，因為天氣太冷，把附近一座木橋拆了當柴火燒，他因此被定上一條破壞交通罪，接受隔離調查。

年青人決定逃往外蒙古，但坐火車坐錯了方向，往北變成往南，竟坐到了大連。

他在大連投靠哥哥，哥哥不敢收留，給了些錢叫他繼續逃。

年青人頗有些手藝，親手偽造公章、證件、介紹信，一路從大連又逃到了廣州，在廣州時，看到一條偷渡香港的廣告，最后交了450元偷渡費后，成功逃到香港。

最后在香港靠寫作殺出一片名頭，代表作是《衛斯理》系列，對的，這個人就是倪匡。

從個人角度上來說，倪匡的經歷充滿傳奇，他在內地最苦的時候，逃到了最繁華的中間商香港，實現了個人價值最大化。

中國內地是多么艱苦，苦到冬天人冷得要拆橋御寒。

倪匡可能是了不起的，但有一部分人，更加了不起。

因為倪匡實現個人價值最大化，是靠換平臺獲得的，而有一部分人，則靠著苦干實干，直接讓平臺升值，讓內地一點點發展起來，讓無數人擺脫了貧窮。

是的，我說的是那些為了中華民族而奮斗至今的人。

如果內地沒有發展起來，香港永遠是香港，它永遠是吃得滿嘴是油的中間商，對大陸保持著既同情又陌生又憐憫的距離，這種距離，還摻雜著一絲絲的優越感。

為了個人奮斗，是了不起，而為了全民族奮斗，則是偉大的。

就像那句話說的那樣：

我始終認為，我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擺脫貧困的家鄉，而是為了幫助家鄉，擺脫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