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工資了，中午吃個雞腿慶祝一下！”4月起，在福建廈門一間配件廠上班的小劉月薪從1800元漲到了2030元，這得益于福建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

4月1日起，四川、湖南、重慶、福建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接下來還有哪些省份正醞釀調整？時代周報記者梳理發現，青海、河北已明確在年內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云南、貴州也有望于近期“加薪”。

在人口頻繁流動的背景下，最低工資標準所釋放的薪酬信號，對區域產業發展、人口爭奪戰會產生何種影響？

“提振經濟、發展經濟是需要大量勞動力支撐的。”中國文化管理協會鄉村振興建設委員會副秘書長袁帥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現在各個省份都在搶奪人口、搶奪勞動力，如果最低工資太低，就不利于留住本地打工者，導致勞動力流失。

12省份超過2000元年內仍有4地待調

對于議價能力較弱的打工人來說，最低工資標準是保障基本權益的一項重要制度。各地消費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等不一，造成各地在最低工資上的區別。

4月1日調整之后，四川最低工資每檔上漲了320元，分別為2100元、1970元、1870元；湖南月最低工資標準3檔次調整為1930元、1740元、1550元，每檔調整幅度在200元左右；重慶最低工資標準兩檔分別比原標準的1800元、1700元提高了300元，達到2100元和2000元；福建調整后月最低工資標準保留四個檔，分別為2030元、1960元、1810元、1660元，各檔增幅在240元至300元之間，平均增幅為14.59%。

也就是說，在這4個省份之中，四川上調的金額最多。而該省份的最低工資也首次突破了2000元。

時代周報記者梳理發現，去年以來，已有超過20個省份迎來最低工資上調，漲幅大多每月80-300元之間。而在本輪調整后，全國有12省份的最低工資標準第一檔超過2000元。

其中，上海以2590元居首位，北京為2320元，廣東第一檔為2300元。深圳作為經濟特區也劃定了最低工資標準，為2360元。

從各地標準來看，安徽的第一檔為1650元，看似排名最末。不過，根據《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調整全省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政策解讀，安徽的最低工資標準并不包括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部分。

如果按全國普遍發布口徑，安徽的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為2044元。

以此計算，目前國內最低的最低工資標準在云南，三檔分別為1670元、1500元、1350元，上次調整時間是在2018年5月1日，現行標準已執行近4年。

按照人社部每兩年至三年至少調整一次的要求，云南有望在年內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除了云南，還有哪些地區有望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河北、青海已明確在年內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河北省人社廳此前明確表示，擬于2022年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正在做評估測算工作；青海省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落實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政策，合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而貴州上次調整時間為2019年12月，同樣有望在近期迎來調整。

河北、青海已明確在年內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河北省人社廳此前明確表示，擬于2022年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正在做評估測算工作；青海省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落實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政策，合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而貴州上次調整時間為2019年12月，同樣有望在近期迎來調整。

時代周報記者注意到，河南、北京、天津、江西、黑龍江、陜西、新疆、西藏等超過20個省份在2021年及2022年初有過調整，再度調整可能性較低。

助力留住人才

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對于打工人來說無疑是利好。作為一項“兜底”制度，低收入勞動者將迎來直接的收入提升。

以最低工資標準為2590元的上海為例，時代周報記者4月1日在招聘軟件上看到，不少職位的薪資范圍都是將2590元或2600元作為起薪；再如四川，不少職位的起薪仍為調整前的1780元，而這些職位有望在四川各市區明確最低工資標準后迎來直接提高。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僅是針對低收入人群，更是起到帶動作用，有利于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待遇，直接影響著打工人的“錢袋子”。

根據《最低工資規定》，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即加班費），以及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的勞動者福利待遇并不包括在最低工資標準之內。

這意味著，最低時薪的提高，也將帶動加班費的提高。

不僅如此。對于其他收入群體來說，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還直接與試用期工資、失業保險金、病假期間收入等掛鉤。如《失業保險條例》規定，失業保險金的標準，按照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水平，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

《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則提到，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形成或建立勞動關系后，試用、熟練、見習期間，在法定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其所在的用人單位應當支付其不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

廣州大學經濟與統計學院教授馬雙曾針對中國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最低工資上漲可以從整體上提高員工的工資水平。最低工資每增加10%，企業平均工資將增加0.3%—0.6%。其中，勞動密集型行業將增加平均工資0.61%。

同時，最低工資每增加10%，企業雇傭人數將顯著減少0.6%左右，且對不同行業，該影響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這意味著，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資時，需要權衡其在收入分配上的效果以及對就業的負面影響。

在人口頻繁流動，產業布局調整的背景下，最低工資標準對于區域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小覷，甚至有助于地方在新一輪的人口爭奪中獲得一定的優勢。

一項利用283個城市2001至2017年數據進行的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標準的持續上調對城市創新能力有顯著促進作用。

該研究指出，最低工資標準上升在提高企業邊際生產成本的同時，也提高了地區勞動者的相對收入水平，進而改進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邊際，從而增加對創新產品的有效需求，而需求結構升級能推動企業突破現有的生產前沿，實現技術創新。同時，創新產品需求的增加還會弱化企業生產的風險預期，使企業更有信心開展創新活動。

不過，最低工資制度對城市創新能力的影響，主要依賴于城市的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

上述研究認為，最低工資標準的動態調整應與城市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相向而行，比如最低工資標準與城市當地工資水平的協調變化更能發揮其正向作用。影響效應也存在地區和發展水平的差異。其中，西部地區作用最為明顯，東部次之，中部最弱。城市創新能力相對于最低工資的上調存在邊際遞增效應。

“最低工資是非常重要的薪酬信號。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利于勞動者權益保障，對于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也是有正向幫助的。”袁帥認為，在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背景下，需要“提低調高擴中”，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是“提低”的重要方面，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這也是擴大內需、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現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