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01

1934年9月初，紅25軍的軍長徐海東、政委吳煥先接到一封信，里面寫道：

“中央已經送來重要指示，已到我處，你們收到信以后，火速帶紅25軍來找我們，接受指示。”

自從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以來，徐海東部做為留守部隊，已經轉戰近兩年時間。

由于是獨立游擊作戰，他們的條件非常困難。

在荒山野嶺沒有住房，他們就搭草棚遮風擋雨。沒有吃的，他們就剝樹皮或者挖葛藤根。沒有治傷的藥品，就用野草、樹皮、南瓜瓤遮蓋傷口。

即便如此，徐海東部的戰士們還是苦中作樂，趁休息的時候編了一首歌：

“山溝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糧，三天不吃飯，照樣打勝仗。”

戰士們艱苦，徐海東更苦。

有段時間作戰任務重，徐海東有23天沒睡完整的覺，只能在作戰間隙打個盹，戰斗結束以后，徐海東悶頭睡了三天三夜，醒來以后吐了一盆血。

戰士們以為首長要犧牲了，結果稍微休息一下，徐海東又起來工作。

每次讀到這些資料，我都想象不到，徐海東是如何堅持23天不睡覺的......只能說是革命信仰塑造的鋼鐵硬漢吧。

和紅25軍的生存條件比起來，貝爺的荒野求生只能算過家家了。

就這樣游擊作戰近兩年時間，這支平均年齡18歲的部隊沒有垮掉，反而是犧牲一批補充一批，艱難的生存下來，始終保持3000人左右的規模。

收到信件以后，徐海東和吳煥先部署了皖西留守工作，然后便帶領主力部隊西征，連續闖過敵軍的四道封鎖線，才在11月返回鄂東接受指示，時間緊湊到抓了4000俘虜都來不及消化，全部當場釋放。

關于中央的指示，流傳下來的史料有些模糊。

徐海東的回憶文章說，中央認為鄂豫皖根據地已經失敗，紅25軍應該離開老根據地，另外發展新根據地。到底去哪里，中央不做決定，讓他們自己選擇。

但有些黨史寫的很明白，中央命令紅25軍向京漢鐵路以西轉移，吸引敵軍的火力，在戰略方面掩護中央紅軍的長征。

按道理說，當事人的回憶錄有可信度，但編寫黨史也是有相關文件材料的，所以這件事就成了一筆糊涂賬。

到底哪個可信，大家自行判斷。

不管怎么說吧，徐海東和同志們整頓人員裝備，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開始了俗稱“小長征”的戰略轉移，只是紅25軍的軍長改為程子華、政委吳煥先，徐海東任副軍長。

這又是一筆糊涂賬。

程子華是帶著周恩來的指示到鄂豫皖，所以有些資料明確表示，周恩來任命程子華做紅25軍的軍長。

但周恩來方面的私人資料里說，他是派程子華到鄂豫皖工作，沒有任命軍長，也就是說，程子華利用信息漏洞，假傳了周恩來的命令。

因為這件事，60年代的時候，周恩來見到程子華，還讓他專門解釋過。

不過呢，即便程子華做了紅25軍的軍長，也屬于初來乍到，軍事指揮還要依賴土生土長的徐海東。

所以紅25軍的戰績，也可以說是徐海東的戰績。

我們對中央紅軍的長征故事非常熟悉，包括四渡赤水、爬雪山過草地等等，但要論起戰斗的精彩程度，3000人的紅25軍也不差。

和東北軍129師激戰，全部擊潰。

和敵軍兩個師作戰9小時，將敵人全部擊敗。

楊虎城的旅長張瑞生率3個團追擊，紅25軍消滅2個團，重傷張瑞生，俘虜其中一名團長。

楊虎城的旅長張漢明率2個團追擊，紅25軍消滅5個營，活捉旅長張漢明。

隨著紅25軍的戰果越來越大，敵軍也加大“圍剿”的力度，于1935年5月派出東北軍8個師、楊虎城部4個旅來“圍剿”紅25軍。

徐海東和同志們決定“先疲后打”，隨后4天行軍560里，以逸待勞擊敗東北軍2個師、楊虎城的1個旅，取得“反圍剿戰役”的勝利。

在這樣的基礎上，紅25軍于1935年7月出終南山，威逼西安。

區區三千人的部隊，就能打出如此輝煌的戰績，難免給人一種感覺——東北軍是用來刷經驗的。

事實上，在和東北軍的作戰過程中，紅25軍確實沒少撈到好處。

從河南開始長征的時候，紅25軍的裝備良莠不齊，有的用漢陽造、有的用手槍、甚至有些戰士用大刀長矛，但是經過和東北軍的一系列作戰，紅25軍統一更換了東北軍的德式裝備。

要是李云龍在場，肯定要吐槽了，老子從來沒打過這么富裕的仗......

紅25軍取得輝煌的戰果，徐海東也付出極大的代價，有次和敵軍激戰的時候，他率領部隊近距離反復沖殺，結果被一顆子彈從眼下射入、耳朵背后鉆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爆頭。

挨了這一槍，徐海東當場就倒下了，四天四夜昏迷不醒。

大家都想，徐老虎肯定要犧牲了，準備后事吧。誰都沒想到啊，四天后徐海東又爬起來了，活蹦亂跳的指揮戰斗。

這么旺盛的生命力，一個字，服。

02

從1932年到1935年，雖然紅25軍名義上是紅四方面軍的部隊，但由于常年獨立作戰，實際上已經是獨立行動的戰略部隊，類似于解放戰爭時期的陳謝兵團。

理解這層關系，就能理解以后的事情了。

1935年7月中旬，紅25軍在西安附近作戰，但是東北軍于學忠部原本是“圍剿”的主力之一，現在卻經鳳翔和寶雞向西調動，毛炳文部也從公路調到西邊，導致“圍剿”的力度減弱不少。

徐海東和同志們還沒理解，怎么，我們不香了？

而就在他們難以做決定的時候，部隊繳獲了一些報紙文件，其中《大公報》上寫著，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先鋒部隊已經越過松潘地區。

敵我的信息綜合起來，徐海東馬上就明白了，紅一、四方面軍肯定要合兵北上，國軍西調是去圍堵紅軍主力部隊的。

于是徐海東向鄂豫陜省委建議，紅25軍應該西征，牽制敵軍，保證主力紅軍順利完成北上的戰略任務。

這個建議是徐海東提的，已經實錘了，而且他說，即便我們這3000人都犧牲了，也是光榮的。

看看這句話，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即便二野拼光了，其他解放軍照樣解放全中國”有一拼。

經過會議討論，徐海東的提議通過，紅25軍打出“迎接黨中央！迎接一四方面軍”的口號向甘肅進攻，很快便攻下兩當縣，逼迫于學忠部后退九十里，然后攻占秦安，截斷西蘭公路，擊潰馬鴻賓一個旅，消滅馬開基一個團。

這番密集的作戰行動，順利牽制了胡宗南、于學忠和毛炳文，讓他們不能全力以赴的圍堵紅軍主力。

紅25軍一邊作戰一邊打聽中央紅軍的消息。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紅一、四方面軍發生了奪權和密電事件，紅一方面軍的7000人單獨北上，目標太小，導致紅25軍沒有打聽到確切消息，還犧牲了政委吳煥先，實在可惜。

此后程子華繼任政委，徐海東重新做了軍長，兩人領導紅25軍的作戰行動。

可能是送給教員五千大洋的事太傳奇，以至于現在說起徐海東，很少有人提到“西征迎接中央”的決定。

其實從整個事件來看，西征迎接中央是送錢的前奏，送錢是西征迎接中央的結果。

畢竟都準備全軍犧牲了，那點大洋又算什么？

這件事起碼有兩層意思。

其一是徐海東不求名不求利，一心跟著中央鬧革命，說明政治覺悟極高，和擁兵自重的老上司張國燾，形成鮮明的反差。

其二是徐海東憑借《大公報》的新聞，就能判斷出紅一、四方面軍的行動方向，說明徐海東能用全國一盤棋的眼光，分析新聞和局勢，并且做出最正確的判斷，軍事素養極高。

不客氣的說，窯工出身的徐海東經過十年磨練，已經有坐鎮一方獨當一面的能力了。

03

雖然沒有迎接到中央和紅一四方面軍，但紅25軍吸引了大量國軍主力，客觀上給中央北上創造了條件，也算間接完成任務。

為了避免全軍覆沒的命運，徐海東決定帶部隊到陜北，和陜北紅軍會師。

同年9月，徐海東和劉志丹會師，兩支紅軍合編為紅15軍團，徐海東出任軍團長，程子華做政委，劉志丹是副軍團長。

而此時的中央紅軍進入哈達鋪，也繳獲了一份《大公報》，上面寫著：“全陜西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縣，半赤化者十余縣。”此外還刊登了劉志丹部和徐海東部的戰況。

教員和同志們驚喜的發現，陜北有紅軍，于是政治局召開榜羅鎮會議，決定撤銷去蘇聯邊界的決定，改為到陜北落腳。

不得不說一句，《大公報》也是革命的功臣啊。

陜北已成風云匯聚之地，徐海東部去了，中央紅軍準備去，而蔣介石也判斷出紅軍的最終目標是陜北。

于是紅15軍團剛成立的時候，蔣介石便在西安設立“剿匪”總司令部，自己親自兼任總司令，張學良以副司令的身份，代行總司令職權，指揮晉綏陜甘寧的數十萬國軍圍困紅軍。

到底如何保護陜北根據地，紅15軍團發生了爭執。

政治部主任高崗認為，橫山的敵軍戰斗力較弱，可以向北發展蘇區，副軍團長劉志丹支持高崗的意見。

軍團長徐海東卻認為，現在陜北都被國軍三面包圍，所以重點不是發展蘇區，而是打破國軍的“圍剿”計劃，必須先打東北軍，政委程子華支持徐海東的意見。

平心而論，在當時的環境下，徐海東的意見是對的。

因為高崗說的橫山在榆林地區，再往北幾十公里就是鄂爾多斯，現在的經濟條件都不發達，更不用說革命年代了。

如果聽高崗的意見，紅15軍團的進攻方向放在陜北，那么國軍的陣線可以趁機北進，用不了多長時間，便把他們困死在荒涼的陜北，整個陜北根據地也保不住。

可要是聽徐海東的意見向南進攻，打破國軍的包圍圈，那么陜北根據地就安全了，到時候也可以北上打橫山。

這個道路，當時的人可能懂，也可能不懂，但他們都是作戰多年的老革命，我傾向于他們懂。

關鍵問題在于，這場南征北進的分歧，已經脫離軍事范疇，而是鄂豫皖紅軍和陜北紅軍的山頭之爭。

爭論幾天，都沒有爭出結果。

最后還是徐海東堅持自己的意見，陜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出來和稀泥，大家才勉強同意打東北軍的計劃。

幾天后，紅15軍團便在勞山伏擊東北軍，消滅3000余人，擊斃師長何立中。經受這么重大的挫折，原本就戰斗力不強的東北軍，很快就沒有戰斗意志，所謂的“圍剿”便打破了。

而紅15軍團也成了每團擁有機炮連、每連擁有8挺輕機槍的富軍團，東北軍再次做了徐海東的經驗包。

現在來看，如果沒有徐海東的意見和堅持，陜北根據地是保不住的，那么中央紅軍到陜北以后也沒有落腳的地方，說不定要按照以前的會議結論，繼續長征到蘇聯邊界。

到那個時候，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就完全改變了。

所以“徐海東是革命的大功臣”，絕對不是一句恭維話，而是實事求是的描述，他是真的挽救了革命。

04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和紅15軍團會師，隨后便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借錢”事件。

那時的陜北氣溫已經很低了，經過萬里長征的中央紅軍，面臨缺吃少穿的困境。后勤部長楊至成算了算，全部家底只有一千大洋，而要滿足冬天的給養，至少需要三千大洋。

周恩來非常著急，這怎么辦？

教員想起剛見面的徐海東，想著只能向徐海東借錢了，便提筆寫借條：“海東同志。請你部借兩千五百元給中央，以便解決中央紅軍吃飯穿衣問題。”

楊至成帶著借條找到徐海東，他馬上找來供給部長查國楨，問他還剩下多少錢？查國楨說還有七千大洋，徐海東命令他留下兩千，給中央送去五千大洋。

查國楨不理解，這些錢我們都不夠用，送給中央我們怎么辦？徐海東告訴他，我們都不夠用，你想想中央是不是更困難？送去吧。

這才解了中央的燃眉之急。

教員借錢和徐海東送錢的事，對中國革命的意義，至今都被人低估。

對，就是低估。

中央固然面臨缺衣少穿的困境，徐海東送錢固然解決了中央的燃眉之急，但區區五千大洋換不來大將軍銜，也不值得教員記一輩子。

即便徐海東不給錢，中央紅軍也有其他辦法，數千人的部隊，不可能被搞不到一些大洋。

但是徐海東通過送錢支持中央的舉動，意義就不可估量了。

我們一直說紅軍是黨指揮槍，但這是書面紀律，紀律要真正深入人心，需要無數的人去遵守，在遵守紀律的過程中加強中央權威，直到形成條件反射一樣的潛意識。

而在紅軍時代，中央權威其實是不足的。

教員給徐海東寫借條的時候，供給部長查國楨的態度就很說明問題，即便中央就在旁邊，他先考慮的也是自己夠不夠用，而不是無條件服從中央的需求。

一個管錢的供給部長都有這樣的態度，更不用說掌管八萬大軍的張國燾了。

張國燾是發自內心的認為，中央需要軍隊的支持，那么誰掌握了軍隊，誰就能代表中央。

出現這種軍閥主義思想，張國燾的投機思想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的權威沒有真正樹立起來。

注意，是真正樹立起來，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樹立權威需要不斷的訓練、不斷的糾錯、不斷的調整，才能形成服從權威的習慣，日積月累才能做到如臂使指，紅四方面軍不服從中央權威，和常年遠離中央有很大關系。

事實上，紅一方面軍開始也不認識中央。

教員的警衛員回憶過一件事。

1930年中央派周以粟去和教員談事，倆人在屋里談了好幾天。這個警衛員不認識周以粟，只聽說是來傳達中央指示的。他就很納悶，紅軍是毛委員和朱總司令領導的，這是哪來的什么中央？

身為教員的警衛員，都對中央缺乏足夠的認識，更談不上尊重，那就說明在廣大基層群眾的心里，中央是缺乏權威的。

這時候就需要領導人以身作則，對基層群眾進行訓練，主動強化中央的權威，教員在這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

張國燾沒有革命的覺悟，便產生了軍閥主義思想，中央的權威沒有在紅四方面軍生根發芽，便出現另立中央的事。

中央紅軍到陜北以后，不論是徐海東主動上交兵權，還是送去五千大洋，都是對中央整頓紀律的支持，對中央權威的服從。

尤其是在張國燾南下事件發生以后，徐海東對中央的支持，更是有一種強烈的反差感，讓教員認可、感動了一輩子。

而且在革命遭遇嚴重挫折的時候，徐海東對中央的支持，足以成為一個典型案例，一面影響眾人的旗幟。

就像南宋剛成立的時候，朝廷缺乏約束軍隊的權威，岳飛服從朝廷命令的行為，讓宋高宗趙構非常高興，說朕不喜得地，喜將軍知尊朝廷。

明朝打江山的時候，大將軍常遇春喜歡殺人，朱元璋告誡常遇春“克城無多殺”，常遇春攻克贛州以后果然不殺人，朱元璋大喜，專門寫信表揚常遇春。

朱元璋“大喜”的是常遇春不殺人嗎？肯定有這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常遇春嚴格執行朱元璋的命令，尊重并服從南京的朝廷。

領兵大將愿意聽朝廷的命令，朝廷權威便能樹立起來。

徐海東送錢交兵權，讓教員記了一輩子，原因也是徐海東“知尊中央”，他們是真正的同志。

就憑這件事，徐海東授個大將軍銜，綽綽有余。

05

1936年，徐海東繼續刷東北軍的經驗，指揮紅15軍團擊敗東北軍2個師、1個旅，基本打掉東北軍的戰斗意志，讓張學良對“圍剿”紅軍特別悲觀。

再加上地下工作的推進，這就有了西安事變的爆發。

不過進入抗日戰爭時期，徐海東的軍事成就便不多了，到了1940年更是病重到肺都腫起來，躺下蓋被子都要吐血，只能在床上裝個鐵架，把被子蓋到鐵架上。

教員給徐海東發了一封電報，讓他“靜心養病，天塌不管”，此后也就退出軍事舞臺了。

雖然在軍史上有些遺憾，但在人生經歷上，徐海東也不遺憾。

很少有人能以短暫的人生，輝映漫長的青史，尤其是以短短數年的時間，在歷史長河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古往今來也不過陳慶之、王玄策、霍去病等寥寥數人而已。

而1934—1935年的所作所為，足以讓徐海東在共和國的青史上，寫下自己的名字，說不定再過千年，依然有人用徐海東的故事，勉勵同時代的干部。

這份成就的背后，是時代的機遇，也是個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