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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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人們有兩種不同的感覺：

一、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達到1萬元，多數家庭可謂“望塵莫及”。CHIP的數據顯示，大部分中國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500-1500元這個區間，占比約40.71%【1】。這與之前公布的“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基本吻合。

二、“月收入一萬”的鄙視鏈降臨到了二線城市。一些人感嘆，不僅在北上廣深，就在鄭州、杭州、廈門等城市，月收入一萬也“只能生存沒法生活”。

這是怎么回事？中國家庭的實際收入多少？

本文從實際收入、收入差距兩個方面來分析中國家庭的收入問題，同時簡單探索如何增加家庭收入。

本文邏輯

一、中國家庭的實際收入

二、中國家庭的收入差距

三、中國家庭的增收難題

【正文7000字，閱讀時間25'，感謝分享】

01

中國家庭的實際收入

為什么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依然感覺收入低？講兩點：

一是名義收入與實際收入的區別。

上面所說的收入，是名義收入，沒有考慮物價、房價的變動。實際收入是名義收入真實的購買力，能夠購買實際的商品和服務。比如，20年前，30元在深圳可以吃三餐，如今只能吃一個快餐；一萬元在深圳可以買2平方米房子，如今只能買七分之一平方米。如果僅僅從房價來衡量，過去20年，深圳人的實際收入被房價削減了93%左右。

有些人會提出，房價上漲也會帶動收入上漲。確實，20年前深圳的名義工資不能跟現在相提并論。問題是，誰跑贏誰？

如果廣義貨幣發行增速長期大于經濟增速，那么經濟呈泡沫化趨勢，房價、物價或金融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如果經濟增速又長期大于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經濟增長的成果惠及普通家庭的占比會減少。這里使用李迅雷老師的研究數據：2021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而全球平均水平約60%，其中美國超過80%【2】。

簡言之，如果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追不上房價和物價增速，那么，即便家庭名義收入上漲，但實際收入仍被房價、物價削減。

從2008年到2018年，廣義貨幣增加了4倍。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費品價格、大宗商品價格、工業品價格、股票價格的增速均跑輸了廣義貨幣。其中，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2.6倍，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3.1倍，均小于廣義貨幣增幅。今年3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達到249.77萬億元。在疫情之下，廣義貨幣增速同樣力壓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

那么，貨幣跑哪兒去了？大規模的貨幣在房地產（學位房）-商業銀行里打轉。只有北上廣深核心區的房價、一線城市的教育培訓價格、大型地產商的資產增速和商業銀行的資產增速超過了廣義貨幣。比如，2018年，深圳均價為5.4萬元/平方米，較2008年漲幅為4.5倍。近些年，深圳房價再接再厲，每平方米均價突破7萬元。房價上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超級信貸、單一的土地供應、失當的調控以及城市公共用品與房地產捆綁（學位房）。

高房價是城市家庭實際收入的“殺手”，可支配收入被快速上漲的房價削減。如今，房子支出（購房款、房貸、房租）是城市家庭的第一大支出。麥可思研究院的《2021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顯示，在北京和深圳，2020屆畢業生的住房成本占工資比已經超過了40%，上海和杭州的畢業生將月收入的30%多花在住房上。

二、家庭資產與家庭債務的區別。

最近十多年，中國家庭的資產隨著房價的上漲而增加，但負債率也在迅速上漲。

根據中國央行《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的調查數據，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317.9萬元，其中住房占比近七成。而城鎮居民家庭負債參與率卻高達56.5%，戶均家庭住房貸款余額為38.9萬元，房貸占家庭總負債的75.9%【3】。

根據中國央行2020年四季度貨幣政策報告的數據，截止2020年四季度中國居民負債總額為63萬億人民幣，居民家庭總資產大約為319萬億元人民幣，中國家庭資產負債率為19.8%。而同期，美國居民家庭所擁有的總資產是140.3萬億美元，所承擔的總負債是16.79萬億美元，美國居民家庭的資產負債率為12%。可見，中國家庭資產負債率已經超過了美國。如今，很多城市家庭每月可支配收入的大頭是房貸。

最重要的是，對于高收入家庭來說，房地產是負債，也是資產；但對于普通城市家庭來說，房地產是名義上的資產、實際上的負債。為什么？高收入家庭購房的目的以投資為主，房價上漲時可以選擇出售，只要增值幅度大于房貸利息即可獲利。但是，普通城市家庭以居住為目的，即便房價上漲也不會選擇出售。普通家庭通常按揭買房，再貸款變現的可能性較低，二次按揭依賴于房價大幅度上漲。如此，家庭資產增值的獲得感很低，而債務負擔卻很明顯。當然，這并不是否定房地產的居住效用。

你看，中國城市家庭的實際收入確實也在增加，但是感覺還是缺錢，家庭債務負擔重，家庭消費低迷。主要原因是長期房貸、社會保障不足、教育費用高，導致很多家庭即便在實際收入增長的情況下也不敢擴張消費。他們不得不為20年的房貸做準備，為父母儲蓄養老金，為孩子安排長期教育基金。

有人提出，中國居民儲蓄率說明家庭其實并不缺錢。根據央行的最新數據顯示，截止至2020年年底，我國住戶居民存款總額達到了93.44萬億元，以我國當前的人口總數14億人計算，人均存款達到了6.6萬元。但是，中國居民高儲蓄率背后需要注意三點：

第一，儲蓄率從2008年的56%開始下滑到2019年的44.6%；

第二，儲蓄結構嚴重不均衡，6億人存款為零；

第三，高儲蓄率說明資本市場不夠發達和家庭不敢消費。

根據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說理論，人們根據過去和當下的收入，以及未來的收入預期，來安排消費和投資。即便家庭實際收入增加，并未完全轉化為當下的消費福利，這些家庭無法明顯地感受到收入增加帶來的消費效用。

總結，高房價、高教育費用和持續上漲的物價，削減了城市家庭的實際收入；房貸形成的長期債務，打擊了城市家庭的資產增值的獲得感；加上，社會保障不足帶來的不確定預期，降低了收入轉化的消費效用。

02

中國家庭的收入差距

為什么廣大普通家庭的名義收入仍較低？講兩點：

一、城鄉收入差距。

城市家庭的名義收入較高，但實際收入被高房價、高教育費用所削減，而農村家庭的收入問題則是實實在在的收入不足。按照2020年的家庭收入水平來看，中國還有8億左右的低收入人群，他們主要分布在農村。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8931元，不到城鎮居民的40%。

農村家庭收入水平為何較低？

原因應該比較多，這里主要講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早期城鄉之間的勞動力很難流通，農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勞動力邊際收益率低，農民增收困難。改革開放后，農村幾億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收入也持續增加。

根據空間經濟學的理論，人越往發達城市遷移，其收入增長的機會越大。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地理學教授安德烈斯·羅德里格斯-波塞和邁克爾·斯托珀爾在《住房、城市增長和不平等》提出一個觀點：“唯一有可能改變現狀的地方性政策是破除從落后地區到主要大都市地區的移民壁壘，以應對當前的分化和不平等困境”【4】。

通常，要素的流通是雙向的。農村剩余的勞動力流向勞動稀缺的城市，同時城市的資本與技術流向資本、技術極度稀缺的農村。但是，過去幾十年，后者的流動性遠不如前者。主要原因是城鄉土地二元結構問題。城市土地是國有土地，80年代的城市土地改革，促使城市土地的使用權進入市場流通。這激活了土地市場，吸引了跨國公司、國際資本和技術在城市落地，同時也吸引了農民進入城市工廠。但是，農村土地屬于集體土地，一直沒有啟動改革，無法跨區域流通。這導致大量的資本、人才和技術被隔離在農村和農業之外。

有人可能會認為，資本和人才怎么會進入農村和農業？哪里有利潤，人和資本就會去哪里。其實，農業不是所謂的傳統產業，農業是一項長周期、高風險的產業，需要資本和技術“深耕細作”。其實，現代農業的收益率并不一定比工業低，現代農村家庭的實際收入比城市家庭低并不是必然的。

土地產權不明確，土地無法正常流轉，農村土地市場就無法啟動，資本、人才和技術就無法進入農村和農業。農村、農業怎么發展？農民最重要的資產就是土地，土地無法變現，農民資產價格被壓縮，農民無法盤活資產進行投資。如此，農民又怎么能夠富裕呢？

很多農民只能離開家鄉進入城市謀生。城市的勞動力市場給他們提供了就業，但是城鄉戶籍二元結構又阻礙了農民的收入增加。很多農民沒有城市戶口，無法享受城市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資源。他們的孩子在農村成為留守兒童，下一代的競爭力被削弱。

經濟學家周其仁在《誰也擋不住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指出，中國沒有一項法律規定農村的土地不能賣給城市居民。他認為這項改革是不可阻擋的，“決定性的事實是，工業化、城市化已經讓農村土地的相對價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誰也叫停不了這件事，背后有不可阻擋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5】。

二、體系收入差距。

除了城鄉收入差距，還有一項收入差距是體系差距。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21》，北京和上海的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平均收入均超過1.4萬，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平均收入不到8000；廣東和江蘇的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平均收入只有非私營單位的60%-65%【6】。

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還有兩項重要收入，那就是社保收入和住房公積金。這兩項相對隱蔽的收入也是拉開收入主要項目。

我們可以看一個指標，即體制內繳存公積金的人數占比：榆林、徐州、哈爾濱、襄陽、太原、唐山、南昌等城市的體制內繳存公積金的人數占比均超過60%。漢中、涼山、商丘、雞西、鐵嶺等經濟發展水平中游的地級市，這一數據大多超過了80%。相比，市場經濟更發達的蘇州、深圳、東莞、佛山、杭州、無錫、常州的體制內繳存公積金的人數占比均不到20%【7】。

為什么強調這個指標？

一是越落后地區，體制內繳存公積金的人數占比越高；

二是體系強度越大，居民稅收負擔越重，家庭收入差距擴大；

三是體系收入差距越大，對農民、低學歷者、低收入者越不利，他們進入體系的可能性更低。

城市體系內職工以前拿低工資但退休后可以領取較豐厚的養老金，農民給國家繳納公糧但這筆稅收沒有轉化為農民的社保。這樣，城市體系內職工的社保收入要比農民高得多。比如，北京2021年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45675元，其中，人均經營凈收入只有940元，但人均轉移凈收入達到15927元，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第二大收入，主要是社保收入。

同時，高學歷者進入體系內獲取高收入、高福利的機會也要大得多。2021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報告顯示，清華大學應屆畢業生就業進入體系內的比重達到了69.9%，相比前兩年還有所上升。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的這一數據也超過50%。但是，很多外賣騎手、小微商戶以及所謂的靈活就業者，他們的社保和公積金無法跟體系內的員工相比。

03

中國家庭的增收難題

如何提高中國家庭的實際收入？講兩點：

一、公共資源分配問題。

體系內福利為什么更高？他們的收入來源于稅收。2021年全國稅收收入172731億元，同比增長11.9%，其中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15.4%，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21%，均高于經濟增速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財政收入增速跑贏經濟增速，是體系內相對高福利的基礎。

所以，當我們考慮中國家庭的增收和收入分配時，首要的是如何分配好規模龐大的公共財政——讓全民尤其是農民及低收入者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公共收入，破除體系收入差距與收入分配問題。

有人說，央企、國企員工的高收入不是來自稅收，而是來自經營利潤。實際上，央企及部分國企領域并非競爭性市場，其經營利潤本質上是稅收。就連央行的利潤，也是稅收，屬于鑄幣稅。換言之，央行、央企、國企的利潤越大，意味著市場上繳的稅收規模越大。

在2021年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國企總營收達到6.79萬億美元，占到中國上榜企業總營收的72.5%。去年，央企全年實現營業收入36.3萬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9.5%；實現利潤總額2.4萬億元、凈利潤1.8萬億元，分別同比增長30.3%、29.8%，營收、利潤和凈利潤均創下歷史最高水平。

但是，央企國企上繳利潤的比例卻很低。目前，央企上繳利潤比例最高的是煙草企業，也只有25%，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這些資源型企業，收取比例則為20%。還有很多地方國企以各種形式返還了利潤。這個國企利潤上繳比例遠低于意大利的65%、瑞典的43%。今年央行向中央財政上繳了1萬億利潤，這一數據超過去年所有央企凈利潤總額的一半，可能超過所有央企最近十年上繳利潤凈值的總和。

所以，建議央企、國企的利潤和資產大規模充實社保基金。為什么？

第一，國家社保缺口的一個原因是國企的歷史欠賬。在國家社保基金成立后，退休職工從國家社保基金中領養老金，但是當時經營困難的國企和大量破產的國企沒有劃撥足夠的資金進去，這就形成了歷史欠賬。

第二，本質上，央企、國企的利潤類似于全民繳納的稅收。這筆稅收理應作為公共財政使用，而不是國企留存。如果大規模利潤留存會降低公共稅收分配的公平性，導致體制內社會福利大于體制外。同時，現在的年輕人繳納社保去填補“歷史欠賬”和社保虧空，這將削減體制外的家庭收入。

2017年，中國開啟啟動國資充實社保的計劃，截至2020年底中央企業已劃轉國有資本1.21萬億元。如今，央企利潤創下歷史記錄，理應大規模劃撥利潤和資產充實國家社保基金。

有人會說，提高民生福利也要政府有錢啊，現在的體制內也降薪了。當下，大廠裁員，實體失業，體制內降薪也正常。在經濟下行時，公共資源的分配公平性顯得更加重要，錢沒有那么寬裕，要花在刀刃上。

現階段，中國的財政安排應該從基建投資轉向民生福利。德國經濟學家、財政學家阿道夫·瓦格納曾提出，隨著居民人均收入增加，為滿足人們對公共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政府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將不斷增加。這就是瓦格納法則。經濟學家蔡昉通過數據觀察到，在人均GDP從10000美元增長到23000美元的階段，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上升最為迅速。所以這一時期可以被稱為“瓦格納加速期”【8】。

中國正處于“瓦格納加速期”，政府的迫切任務是建立福利社會。增加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的公共福利，可以切實增加普通家庭的收入。其中，農民的社會保障基金的增加非常重要。這是另外一塊的歷史欠賬。當然，這并不是主張福利民粹化、赤字化，其邏輯是將資金以福利的方式返還給家庭，讓個人根據自己的情況配置資金，可以更好地提振家庭消費和企業投資。

最近兩年多，受新冠疫情沖擊，餐飲、酒店、旅游、娛樂等實體經營慘淡，不少門店倒閉和工人失業，政府需要對他們提供更多的財政支持，比如減免稅收、失業補貼等。畢竟，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前提是普通家庭的收入持續提高。大規模基建投入短期內可以做大經濟產值，但是家庭收入沒有增長也是枉然。更何況，過度的財政和貨幣擴張還會削減普通家庭的實際收入。

貨幣發行權也是一種公共權力。一方面要降低貨幣發行量，抑制房地產泡沫，避免城市家庭的實際收入被高房價削減。另一方面，信貸發行要更加市場化，避免寬信貸削減普通家庭的購買力。央行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12.06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1.77萬億元；其中，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占比從去年的43.7%上升到61.7%，民企占比從去年的23.5%下降到21%。

二、市場經濟增長問題。

收入增加，包括家庭、企業和政府的收入，主要自市場。市場可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也可以提高財富分配效率。中國家庭的收入增加，實際上是自由市場如何持續擴展的問題。

最近市場熱議統一大市場，我認為，統一大市場，最急迫的是把上海及長三角的貨車司機行路難問題解決了，打破各地的防疫設卡、設限與管制；最根本的是破除各個領域的準入門檻，讓土地、勞動力、資本、信息、技術等要素能夠自由流通。

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促進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形成統一大市場。“確權是基礎，流轉是核心，配套是關鍵”，農村土地確權后才能流通，流通后農村的資產才能增值和變現，農民的收入才能提高。這嚴重抑制了中國廣大農民家庭的財產收入增加。相比，北京2021年居民的人均財產凈收入達到12460元。一個人在農村花30萬建房，另一個人花50萬在縣城買房。前者的30萬“沉沒”了，難以增值、抵押和變現；后者的房產可以出租、出售、抵押和變現。更重要的是，只有土地流轉，資本和技術才能進入農村和農業，農民才能在家鄉土地里增收。所以，應該把選擇權交給農民，農民只會比父愛主義者更聰明。

打破體系二元經濟結構。近些年，上面多次發文打破石油、電信領域的競爭限制，引入社會資本。讓更多資本、企業和工人都能夠進入，讓更多的普通家庭能夠在這些領域獲得收入。這不僅能夠降低體制內外的貧富差距，還可以促進市場競爭和收入增長。

市場競爭促進收入增長的邏輯是有效供給，也就是有效的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經營管理創新。

經濟學家林毅夫很看好中國家庭收入的持續增加。他采用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分析法，認為早期中國資本稀缺、勞動力富余，因此資本貴、勞動力廉價；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資本價格降低，勞動力變得稀缺，工資增長，中國普通家庭的收入也會增加，同時勞動與資本的收入差距會縮小。

其實，林毅夫的判斷只對了一半，而且未及根本。林毅夫使用了李嘉圖的比較優勢、馬歇爾的需求理論和薩繆爾森的要素價格均等理論，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遵循了供需與價格的關系。簡單來說，最近幾十年，隨著資本投入增加，中國勞動力需求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近些年局部勞動力供給似乎有些不足，工資價格確實有所上漲。但是，這并不是必然趨勢。與李馬薩的錯誤一樣，林毅夫所看到的只是工資的被動變化。如果這個判斷成立，勞動力越少，家庭收入越高，如此應該鼓勵低生育、早退休。如果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工資上漲就會產生替代效應，要不被越南等國家更低工資的勞動者所替代，要不被機器（資本）所替代。實際上，當我們在關注低生育、老齡化和工人短缺問題時，另一面的問題也可能同時出現，那就是局部性失業，尤其是低技能工種被替代，農村中老年群體過早退出了勞動力市場。

其實，收入上漲根本上源自主動創造，這是李馬薩林未觸及的層面。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21》的數據顯示，2020年只有三個行業的平均月工資超過1萬元：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以及金融業【6】。經濟學家李迅雷指出，2012年以來，“勞動力素質+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急劇回落，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下降【2】。在制造業領域，技術創新和產品競爭力不足，工人工資收入增加難度很大。如何讓每個人能夠自由施展其才能去創造，這是民富之根本。

最近，被疫情相關事件整得有點抑郁。大疫當前，關乎生命；而經濟和收入下降，同樣關乎生命。這里使用經濟學家梁建章的研究：人均GDP每減少1%，人均壽命就會減少5天左右，人均收入減半，人均壽命減少1-3年【9】。法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100多年前提醒人們：不僅要看到“看得見的”，更要看到那些“看不見的”損失、代價和死亡。

參考文獻：

【1】國內“月薪1萬”究竟有多少人？菜乙己、董道力，DT財經；

【2】面對2022年太多不確定：中國經濟轉型難點的思考，李迅雷，李迅雷金融與投資；

【3】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中國金融；

【4】住房、城市增長和不平等，安德烈斯·羅德里格斯-波塞、邁克爾·斯托珀爾，王瑞民譯，比較2021年第2輯；

【5】誰也擋不住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周其仁，南方周末；

【6】中國統計年鑒202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出版社；

【7】“體制”越強大,投資價值越低，劉曉博，劉曉博說財經；

【8】以更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推動中國經濟增長，蔡昉，第一財經；

【9】生命損失最小化的防疫策略，梁建章，財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