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析中朝關系和美以關系的差別，就繞不開一個極其重要的近代地緣理論。

提到美以關系，很多人都有一種單調印象，覺得猶太精英把持了美國金融界，進而影響到了美國政府的某些關鍵決策。

其實不然，西方世界幾百年來的話事人一直是正兒八經的昂撒人，他們與掌握著西方金融業界的猶太人不同，彼此間僅存在一種相當微妙的相互利用的關系。

最開始利用以色列的是英美兩國，正是他們主導猶太人復國的，攜手將以色列安插進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蘇聯為了擺脫境內猶太人也默認了這一提案）。

阿拉伯世界當然不能容忍以色列的存在，但英美等國通過更多更先進的軍事援助，使得五次中東戰爭打下來的以色列地盤越打越大，甚至還擁有了核武器，基本上成了阻止阿拉伯世界形成大一統的“鋼鐵楔子”。

在英國式微，美國從英國手里徹底接過以色列后，以色列又成為了美國控制中東地區的重要“鑰匙”。

為什么美國執意要控制中東地區地區？這里就不得不提到阿拉伯世界本身了。因為中東地區的主體是阿拉伯國家，他們中的大部分又都是阿拉伯人，有著統一的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

歷史上，這里曾誕生過波斯帝國，安息帝國，奧斯曼帝國，以及亞歷山大帝國等強大的國家。雖然伊朗是波斯民族的后裔，但在教義上卻屬于什葉派，和遜尼派為主的阿拉伯人有著很深的歷史仇恨。

不過，這些仇恨放在以色列這個共同敵人面前就完全是小巫見大巫。

從上世紀開始，阿拉伯世界就為驅趕以色列而付出 慘痛失敗。很多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和以色列的行為敢怒不敢言，而伊朗抓住了這個機會，主動承擔起清除以色列的重任。

隨后，伊朗成立了“伊斯蘭革命衛隊”，變相繞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教派之爭，達到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要知道，中東地區不僅有13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還有3.5億人口，這相當于美國和歐洲加在一起的基礎體量。

別看現在阿拉伯世界處于整體落后狀態，但蘇聯和中國的成功經驗已經證實，只要存在基礎體量優勢就可以在三十年內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改變。這就是文章一開頭所強調的“中俄伊聯盟可能讓伊朗成為超級大國”的重要原因。

加上中國為了“一帶一路”的推廣工作，也開始投資建設中東地區這個亞歐非大陸的中間地帶。

而中俄伊聯盟雛形的出現，是美國借以色列之手繼續干涉中東事務的重要理由。

正如伊拉克戰爭的最終目標是拿下伊朗，以色列作為美國制衡中東的王牌，其最終目的也是持續對抗伊朗，讓中東地區保持長期分裂狀態。

在美軍撤離阿富汗之后，以色列成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最后戰線，這變相增大了以色列和美國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所以，以色列在對待諸如中國等問題上開始選擇獨立外交路線，而美國對此毫無辦法。

過去我們認為以色列是白宮中東戰略的犧牲品，但今天的美國卻被以色列嚴重捆綁，不得不動用一切外交資源來為以色列的霸道行徑買單。

正因如此，美以關系現在看上去才像是“以色列當爸爸，而美國當了兒子”。但事實上這是昂撒人在為一份天價訂單采取分期付款罷了，美以關系就是一種單純的利益捆綁，并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么顛倒。

朝鮮之于中國的定義是什么？

不同于美以關系在地緣戰略角度上的相互利用，中朝關系源遠流長，過程也更加復雜。

不同于西方征服世界的不斷擴張，古代中國對待周邊小國的方式主要以建立“朝貢體系”為主。既不對外侵略也不對外盤剝，只要你不來犯我，我便給予你許多利好。

這些原因導致中朝絕大多數時候不僅沒有文化，宗教，以及民族矛盾，對方甚至在多數史料記載里對中國保持畢恭畢敬的態度。這種和睦讓朝鮮逐漸成為了漢文化圈的一部分，而中國現存的56個民族里，就有朝鮮族這一重要分支的存在。

當然，這些情況直接影響到了后地緣政治時代下的中朝關系走向。說到這很多人會有一個疑問，歷史上漢文化圈的成員那么多，為什么要拿中朝關系和美以關系做對比？這里就要牽扯出中國自身的地緣分布情況了。

縱觀中國地理上的四大方向，北邊是以寒苦之地著稱的西伯利亞，西北則是長達萬里的冗余縱深，西南還有以天險著稱的青藏高原，西面則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甚至南面還有茂密的山地叢林作為天然阻隔。

那么環顧四周，真正能威脅中國大陸的地方在哪兒呢？答案是，遠東朝鮮半島。

當年清政府和沙俄就伊犁問題談判時，沙俄對清政府提出的軍事威脅就是從海參崴發兵，途經朝鮮半島直插中國的東海防線。同理，日軍侵華的第一步也是先占領朝鮮半島來做跳板，再以東北地區作為據點逐漸侵入全中國。

而當年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打響統一朝鮮半島的戰爭，也是想將朝鮮半島納入蘇聯陣營，拼完地緣上包圍中國的最后一塊碎片。哪怕金日成失敗了，也能讓中國替蘇聯承擔部分遠東壓力，進而把中國牢牢地綁在蘇聯戰車上。

而后續美國不顧中國警告也要打過38線，扶持南韓統一朝鮮半島，也是為了給美日軍事聯盟事先爭取進攻中國的戰略要點。

可以看到，對美國，日本，和蘇聯來說，朝鮮就是能在亞洲地緣中全盤牽制中國的軟肋，所以志愿軍中的那句“這場仗如果我們不打，就要我們的下一代來打”是有深刻道理的。

說回中朝關系本身，當年簽署《中朝友好互助條約》里有這樣一段話：

“締約雙方需保證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中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于戰爭狀態，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從“立即，盡其全力”的用詞上就能看出，中朝的確對得起“血盟”二字，而“于外見血而盟”，使得中朝關系不像美國和以色列那般“茍且”。

這決定了中朝只在底線問題上有共同需求，除此之外，中朝間互不干涉任何問題。哪怕中蘇交惡期朝鮮選擇了蘇聯，抑或蘇聯解體后朝鮮重選了中國，中朝間的基本認知都沒有發生改變。

無論中朝關系走向如何，《中朝友好互助條約》始終按照二十年一輪來默認續約，至今已超過60年之久。

這期間，中國給予了朝鮮充分的尊重和盡可能的幫助，也維持了中朝的底線原則，從中朝近年來的雙邊互動就能看出，雙方對于這種特殊關系都比較滿意。

硬要比喻的話，中朝關系是一種淡如涼水的君子之交，不像美國和以色列那樣的“父與子”。

中美后博弈時代，朝鮮和以色列的定位是什么？

其實不論中美博弈進入到“美攻中守”時期，或是“中攻美守”時期，中美在地緣戰略中的大方向已經基本定調且回不到過去了。

中美從過去以朝鮮為代表的遠東博弈，擴大到了涉及整個印太部分的西太平洋博弈，這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中國正通過構建RCEP框架等做法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這代表中國正試圖跨越“朝鮮之于中國”這一老舊地緣學說的決心。

中國要以解決東亞問題為核心，給朝鮮半島解決自身分歧創造有利條件，這是中美后時代博弈的一個方向。

一旦美國迫使中俄關系更近一步，給中國擴大海上軍事影響創造了機會，并在一定范圍內形成了對美日軍事聯盟的壓制，那么事情就變得簡單明了起來了。

這之后，朝鮮的定位就可以變得模糊，也更加自主，由涉及中、俄、美、日、韓、朝的六邊問題，變成一個“朝鮮之于朝鮮半島”的內生問題。這既符合中國的地緣利益，也符合朝鮮對于獨立自主的追求。

再來說說以色列，美國不可能一直主導世界，因而以色列擺脫不了成為美國“亞歐戰略”犧牲品的命運。最壞的情況下，以色列會成為美國與其它大國進行談判時所舍棄的籌碼。

此外，不同于美國金融界，美國的政治根基并非猶太人能輕易左右的。雖然美國歷史上出現了部分總統被利益集團暗殺的情況，但那都屬于極端利益下的極端爭議部分。猶太人若有實力掣肘美國政治走向，就不至于要對總統本人下手了。

遺憾的是，在美國金融霸權不斷跌落的今天，極端民族主義開始從美國內部取代昔日的金融教條主義，這導致猶太民族和以色列國的地位在美國內部急速滑落。

而國會山的那場暴亂，證實了很多陳舊的東西正被推翻。之后猶太人和其它族群的矛盾必定從美國內部開始出現，我們只需記住這一點就行了。至于未來以色列國的命運，如果失去美籍猶太人的鼎力支持，那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