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01

林彪曾說過：“左權從黃埔畢業后，要是不去蘇聯就好了。”他說的沒錯，左權的坎坷命運和半生抑郁，都來自于留學蘇聯。

1925年，左權從黃埔一期畢業，經陳賡和周逸群介紹入了黨，隨后又參加了黃埔軍校的兩次東征，因戰功升為連長。

對于21歲的左權來說，這份履歷含金量極高。

也正是因為左權的出類拔萃，他才被黨組織選中，派到新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望他將來回國能做出更大的貢獻。

左權服從組織的安排，不遠萬里奔赴莫斯科，努力學習俄語、理論、革命史等學科，兩年后從中山大學畢業，又到伏龍芝軍事學院繼續學習。

一手革命理論一手軍事技術，這種文武雙全的人才，國共兩黨加起來都沒幾個。

但就在左權努力學習的時候，不經意間卷入了留蘇學生的斗爭。

早在20年代初期，中山大學的學生之間，就有旅歐支部和國內直接赴蘇的派別矛盾，數年來，兩派的斗爭從未停止。

隨著蔣介石清黨、斯大林排擠托洛茨基等事件接連爆發，中山大學的學生又經過分化重組，形成支持校長拉古爾的教務派，支持黨委書記西德尼科夫的黨委派。

米夫出任中山大學校長以后，王明也跟著水漲船高，倆人一起支持黨委派對抗教務派，開始批發帽子打擊政敵。

而在這個過程中，米夫“發現”了所謂的江浙同鄉會，說江浙同鄉會是破壞中國黨的危險物，必須徹底鏟除。

王明也向米夫建議，應該由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調查江浙同鄉會，并且和向忠發匯報。

這些事原本和左權沒什么關系，但是好巧不巧的是，1928年初的一天，已經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左權，因為回中山大學訪友，被拉去和董亦湘、俞秀松等人聚餐，結果被王明抓住把柄：

“好啊，你們私下聚餐，是不是在密謀什么事？”

這下左權跳進伏爾加河都洗不清了，自此被扣上“江浙同鄉會、有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嚴格審查。

按照米夫和王明的說法，“江浙同鄉會”要奪取蘇聯境內的中國學生的領導權，幫助國內的陳獨秀重整旗鼓，所以“江浙同鄉會”的成員必須從重處罰，誰懷疑這個決定誰就是反革命。

如果按照他們的意見處理，左權可能出師未捷，就要折戟蘇聯了。

不過好在“六大”召開以后，周恩來和瞿秋白組成調查委員會，詳細調查了“江浙同鄉會”事件，徹底否定了“江浙同鄉會”的存在。

左權重獲新生，但經過這件事，和王明的梁子是結下了。

02

1930年6月，文武雙全的左權學成歸國，分配到閩西工作，短短半年后便做到紅12軍的軍長，論做軍長的資歷，只比林彪晚半年。

黨組織對左權可謂是重用。

1931年12月，國軍第26路軍的1.7萬人在寧都起義，改編成紅五軍團，已經調任紅一方面軍工作的左權，被任命為紅五軍團第十五軍政委，五個月后又兼任軍長。

此時的左權軍政一把抓，獨立指揮一個軍，基本進入日后的元帥大將序列，可謂是平步青云。

但也就在這個時候，軍事上無可挑剔的左權，在政治上出事了。

1932年，中央蘇區發生肅反運動，閩西的團政委劉夢槐，舉報左權在東征福建的時候，偷偷收藏了“托陳取消派”的文件，違反臨時中央的路線，必須嚴懲。

所謂“托陳取消派”，是中國的托洛茨基派組織，屬于國際共運中托派的組成部分，如果不想深究的話，稱為“托派”就可以了。

自從列寧去世以后，蘇聯因為怎樣建設無產階級政權，爆發了激烈的路線斗爭。

資歷深厚的托洛茨基認為，蘇聯的無產階級不可能獨立建設社會主義政權，需要輸出革命改善國際環境，讓蘇聯生存下來，然后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起努力，多國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政權。

這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斯大林覺得，把蘇聯的命運寄托在其他國家身上，太不靠譜了，蘇聯的最優解是一國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等有余力的時候，再支援世界革命。

他們說的都有道理，那么到底走什么路線，就看誰能贏得斗爭，掌握蘇聯的話語權了。于是在20年代后期，蘇聯因為路線斗爭，爆發了激烈的權力斗爭。

結果我們都知道，搶銀行出身的斯大林，斗倒了寫文章出身的托洛茨基，贏得最終的勝利，主導了蘇聯的工業化進程。

做為政治斗爭的失敗者，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自然要面臨斯大林的清洗。由于蘇聯是國際共運的老大哥，這場政治大清洗，也延申到世界各國的革命隊伍里。

而1932年的臨時中央，是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組建的班底。他們這些人是依仗蘇聯支持才上臺的，不可能違背蘇聯的意志，更不可能違背斯大林的路線。

所以在那個年代，凡是和“托派”沾上關系，便是斯大林的敵人，是蘇聯的敵人，是革命的敵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左權私藏“托陳取消派”的文件，就是一個極其嚴重的行為。

于是劉夢槐的舉報尚未核實，左權便被解除兵權，調回后方接受審查，準備走過場之后，以反革命罪執行槍斃。

幸虧彭德懷和王稼祥仗義執言，臨時中央才免除左權的反革命罪，改為留黨察看八個月，以“帶罪之身”繼續工作。

左權的政治生命保住了，肉體生命也保住了，但留黨察看八個月的處分，卻遲遲沒有取消，直到左權犧牲的時候，政治身份還是留黨察看。

為什么？

因為到1942年左權犧牲，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中國的王明路線還沒徹底清算，左權也就不能正式平反。

那左權為什么要私藏文件呢，他不知道和托洛茨基有關系很危險嗎？

主要是兩個原因。

一方面是左權留學蘇聯的時候，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在進行斗爭，托洛茨基還沒有倒臺呢，那么左權做為20歲左右的中國留學生，崇拜蘇聯元老托洛茨基，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自己說的，對托洛茨基有過一些英雄主義崇拜。

可能在學習生活的時候，他和同學們也聊過托洛茨基，這種事做的多了，便給有心人留下把柄。

另一方面，左權是好學之人，清洗托洛茨基的事爆發以后，左權可能也想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是什么，中國托派的想法是什么，于是發現“托陳取消派”的文件，便留下來批判的閱讀。

在我們看來，這算什么事啊，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嘛，左權做的沒毛病。但在那個蘇聯深度影響中國的年代，這就是犯罪的證據。

左權就這樣莫名其妙的躺槍，被坑了一輩子。

托洛茨基

03

如果是其他人被定為“托派”，基本等同于仕途止步，但左權不僅沒有止步，反而越來越進步了。

原因無他，能力強。

紅軍學校缺教材，他便翻譯了《蘇聯國內戰爭之紅軍》、《蘇聯紅軍中黨的工作原則》等文章，給紅軍學校的學生們閱讀。

紅軍干部犧牲慘烈，各個崗位都需要人，他就做了紅一軍團的參謀長，輔佐林彪和聶榮臻指揮作戰，長征的時候，一旦林彪和聶榮臻出去開會，軍團的日常事務便由左權負責。

到了陜北，林彪調任紅軍大學校長，左權便代理紅一軍團的軍團長。

紅一軍團是中央紅軍的主力軍團，經常獨當一面，雖然和其他軍團的編制等級一樣，但實際地位遠比后來成立的新軍團要高。

左權能接替林彪代理軍團長，依然是爭元帥保大將的牌面，“托派”做到這份上，也足以說明左權的軍事能力了。

這是誰都離不開的左參座。

但升官不代表左權心滿意足，托派和留黨察看，始終是左權腦袋上的緊箍咒，心里的一根刺。

不取消“托派”的罪名，他就不可能松一口氣，這頂大帽子實在太沉了。

1940年4月，朱德從抗日前線回延安，臨行前，彭德懷請他回延安以后幫左權做做工作。

畢竟左權是八路軍的副參謀長，參謀長葉劍英在南京搞統戰，其實左權是實際上的參謀長。這么重要的崗位，不應該給左權太大的政治壓力，最好取消他的"托派"罪名。

朱德回延安做了一番工作，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1941年，左權親自寫信向中央申訴，說自己不是托派，沒有違背黨的路線原則，屬于可以信任的好同志。

這封信由彭德懷親自發到中央書記處，但是也沒有結果。

朱德和彭德懷親自出馬，都沒有解決左權的托派問題，說明這件事根本不是軍人能干預的，對于這一點，左權看的很明白。

他曾哭著和彭德懷說，王明在中央，我永遠也翻不了身。

就這樣，政治上翻不了身、軍事上肩負重任的左權，整整十年都沒資格參加黨的會議，政治待遇和新四軍的葉挺差不多了。

不過在革命信仰方面，左權更像陳毅。

南昌起義的時候，周恩來派陳毅做團指導員，讓他不要嫌官小，陳毅卻說，什么小不小的，只要能拿武裝，連指導員我也干。

而抗戰爆發的時候，左權給母親寫了一封家書：

“母親，亡國奴的確不好當，在被日寇占領的區域內，日本人大肆屠殺，奸淫擄搶，實在痛心。亡國滅種慘禍，已臨到每一個中國人民的頭上。”

“現全國抗日戰爭，已進到一個嚴重的關頭，華北、淞滬抗戰均遭挫敗，但我們共產黨主張的救國良策，仍不能實現。我們不管怎樣，我們都要堅持到底，我們不斷督促政府逐漸改變其政策，接受我們的辦法，改善軍隊改善指揮，改善作戰方法。”

“我們決心與華北人民共艱苦、共生死。不管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準備不回到黃河南岸來。”

“我全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準備將來也不要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

意思就是，只要能革命抗日，托派的大帽子，戴就戴吧，無所謂了。

04

整個革命生涯，左權其實都挺苦的，生活苦、戰場苦、心情更苦，要說有什么甜蜜的話，可能就是結交了一群朋友、娶了一個老婆。

朱德和彭德懷就不必說了，能冒著風險替左權申訴，足以說明和他感情深厚，就連沉默寡言到沒朋友的林彪，都和左權感情特別好。

林彪和左權共事只有兩年半，時間不算太長，但在1942年5月，林彪親筆寫下《悼左權同志》：

“多少次險惡的戰斗，只差一點我們就要同歸于盡。我們曾各親自拔出手槍向敵人連放，阻攔潰亂的隊伍向敵人反撲。子彈炮彈炸彈在我們前后左右縱橫亂落，殺聲震徹著山谷和原野，炮彈的塵土時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們屢次從塵土濃煙里滾了出來。”

林彪很少傷春悲秋，黨內軍內的朋友也沒幾個，能對左權流露真感情，說明林彪真的把左權當朋友兄弟。

而左權能和林彪做朋友，也說明左權的情商高，能在為人處事方面拿捏分寸、知進退，這樣的人誰不喜歡？

所以據現在的資料來看，除了王明以外，就沒聽說左權和誰交惡。

左權和劉志蘭結婚，是朱德介紹的。

劉志蘭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奔赴延安以后和浦安修、葉群玩的比較好，延安稱為三大美女。

1939年2月，劉志蘭跟隨中央巡視團到太行山，有次還代表婦女做了演講，她站在臺上落落大方，朱德邊看邊想啊：

“左權都35歲，還是單身漢，不如把劉志蘭介紹給左權吧。”

沒過多久，朱德便找左權聊天，問他對劉志蘭的感覺怎么樣？左權有些害羞，笑笑沒有說話，那意思就是，別問我了，趕緊辦。

左權的心意明白了，朱德又親自和劉志蘭談，問他對左權的感覺怎么樣？那時候劉志蘭是23歲的小姑娘，哪經得住這種問題啊，頭一低臉一紅：“那好吧。”

經過朱德的牽線搭橋，4月份，左權和劉志蘭就辦了婚禮，一年后生下女兒左太北，這個名字還是彭德懷給起的，說咱們在太行山抗日，劉伯承的兒子叫劉太行，你左權的女兒就叫左太北吧。

妻女，應該是政治上不得志的左權，最后的心靈避難所。

所以左權和妻女在一起的時候，基本是膩膩歪歪的，不在一起的時候就經常寫信，而且寫的特別膩。

“你們走后，確感寂寞。幸不久即開始了北方局高干會議，開會人員極多，熱鬧了十多天，寂寞的生活也就少感覺了。”

“前托郭述申同志帶給你一包東西，有幾件衣服、幾張花布、一封信，聽說過封鎖線時都丟了。想看你替小北做成衣服后，給小家伙漂亮一下，結果都丟掉了，這怪不得做爸爸的，只是小家伙的運氣太不好了。”

“半年沒接到你的信，時刻擔心著你及北北的一切。親愛的，時刻牽掛著你，你當同感。”

看看這些文字，膩不膩......

左權把政治上的苦悶，工作上不能流露的感情，都寄托到妻女的身上，寫在信里，尤其是1942年5月20日的信，讀起來很暖：

“在閑游與獨坐中，有時總仿佛有你及北北與我在一起玩著、談著，特別是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到媽媽懷里，又由媽媽懷里轉到爸爸懷里來，鬧個不休，真是快樂。可惜三個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塊的話，真痛快極了。”

“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二十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然而，他們已經沒有相聚的時候了。

左權寫完這封信的三天后，日軍在太行山發動大掃蕩，用兩萬人包圍八路軍前線總指揮部。

5月25日凌晨，八路軍前總開始分別突圍，左權帶著隊伍走到十字嶺，遇到日軍的炮彈襲擊，為了指揮大家臥倒避炮，左權的動作慢了一步，被彈片削了半個腦袋，壯烈犧牲。

05

前些年流行一種觀點，迷惑了不少人。

說的是左權犧牲前，明明可以用軍事動作躲開日軍炮彈，但他什么都沒有做，一直站在那里，指揮隊伍里的非戰斗人員臥倒，說明左權認為翻身無望，自己主動求死。

仔細想想就知道，這種觀點是歷史虛無主義。

抗戰爆發時，左權能給母親寫那樣的家書，結婚后又眷戀妻女熱愛生活，怎么可能因為自己的所謂前途，就主動放棄生命。

如果左權真是那么脆弱的人，怎么可能堅持革命十余年，又怎么可能得到朱彭林等豪杰的欣賞。

說左權主動求死其實是抹黑左權，目的和抹黑教員一樣，通過否定英雄來否定革命史。

但好在歷史是人民書寫的，好在英雄都是惺惺相惜的。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在湖南追擊白崇禧的時候，中央軍委直接給40軍軍長羅舜初、13軍軍長周希漢下令，讓他們帶部隊繞道醴陵黃茅嶺，向左權的母親致敬。

于是數萬解放軍高唱著《左權將軍之歌》，繞道幾十公里，途徑黃茅嶺。

左權的母親聽說解放軍來了，激動的問：“滿崽呢？”

聞著落淚，說道：“您的兒子帶領我們打過來了，我們都是您的兒子。”

老人家這才知道，原來日思夜想的兒子，已經在7年前犧牲在太行山了。雖然傷心欲絕，但老人家還是請人代筆撰文：

“吾兒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兒。現已得民主解放成功，犧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兒有知，地下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