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美、日、澳、印四國舉行“四邊機制”新一輪的峰會。就在一天前，王毅國委兼外長表示，要“旗幟鮮明地拒絕任何將軍事集團和陣營對抗引入亞太的圖謀”。

2022年2月12日，白宮公布了拜登任內首份印太戰略文件。文件中提到：“美國將鼓勵盟友、伙伴加強彼此間聯系，特別是日本、韓國。同時，美國支持、賦能盟友、伙伴發揮區域領導作用，以靈活組合方式工作，發揮集體力量，特別是借力四邊機制(QUAD)應對當前諸多關鍵挑戰”，“美國加強四邊機制，促其成為首要區域集團，并確保其在印太域內關鍵問題上能夠發揮應有作用”。

可惜好景不長，不到一年后，“四邊機制”便遭遇了重大挫折。一方面，金融危機爆發。另一方面，日澳政局發生變化。2007年7月，安倍晉三在大選中敗給麻生太郎。同年12月，陸克文成為澳大利亞新總理。2008年，陸克文表示，考慮到“四邊機制”對中澳關系的影響，澳大利亞決定退出“四邊機制”，印度在不久后也宣布退出。自此，“四邊機制”按下了暫停鍵。

在這一階段，“四邊機制”的合作范圍比較小，主要聚焦于海上安全問題。而且各國擔憂四邊機制會惡化對華關系，所以“四邊機制”在2008年按下了暫停鍵。雖然“四邊機制”停止了，但是四國之間的雙邊、三邊安全合作仍然在推進，這為“四邊機制”后來的重啟奠定了基礎。

隨著時間的推移，局勢發生了變化。2012年，奧巴馬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的戰略重心逐漸轉移到亞太地區。與此同時，安倍晉三再次當選日本首相，重拾其“民主菱形”構想。澳大利亞、印度也萌發了再次合作的想法。

2015年，日印澳舉行三邊戰略對話。2016年，安倍晉三在第六次非洲開發會議（TICAD）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2017年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他將中國視為美國最大的威脅，提出了“印太戰略”，決定加強與日印澳的關系，共同遏制中國。

2017年11月，四國于東亞峰會期間舉行安全對話，并提出外交國防“2+2倡議”。此次對話，是四國外交官十年來的首次會晤。這次會晤，標志著“四邊機制”的重啟。此后，四國舉行了一系列會議。

2018年，四國展開兩次高官會，討論“印太共同利益”。2019和2020年，四國在紐約和東京舉行了兩次外長會。會晤等級從司局級上升到了部長級，并決定將外長會議機制化。2020年，四國還舉行了“馬拉巴爾”軍演，標志著四國安全合作的進一步深化。

2021年1月，拜登上臺。拜登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印太戰略，將“四邊機制”作為印太戰略的核心，積極修復在特朗普時期被破壞的盟友伙伴關系。3月3日，美國《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方針》出臺，稱中國是美國“唯一的競爭者”，美國要“重振和更新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聯盟和伙伴關系”。在此背景下，四國于3月12日召開四國首腦首次線上虛擬峰會，標志著“四邊機制”從部長級會議上升到領導人會議。

此后，“四邊機制”進一步深化。2021年9月，四國首腦在白宮召開首次線下會議。2022年2月11日，四國在澳大利亞召開外長會，討論印太問題。3月3日，四國領導人舉行線上虛擬峰會，探討印太和俄烏沖突問題。

可以說，在2017年重啟之后，“四邊機制”的級別不斷提升，從最初的司局級一直到了領導人會議。而且議題變得越來越廣，從2007年最初的海上安全問題，擴展到了核不擴散、反恐、基礎設施、網絡安全等議題。且四邊機制更加常設化、制度化。

“四邊機制”重啟的原因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的提升，四國越來越擔心中國的“威脅”，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影響到自己的區域主導權。同時，國內對華強硬的聲音越來越大。再加上近些年來新冠疫情爆發，各國抗疫不力，經濟發展緩慢，社會矛盾激化，各國領導人需要轉移國內矛盾。于是，“四邊機制”得到重啟，并不斷深化。

對于美國而言，特朗普上任后，中美關系發生劇變。美國將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所以美國希望通過“印太戰略”來圍堵中國，遏制中國的發展。拜登上臺后，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戰略。同時考慮到美國相對實力下降，國內矛盾重重，所以更重視盟友伙伴的力量。對美國而言，“四邊機制”一方面可以聯合盟友共同遏制中國。另一方面，還可以加強對三國的控制。

對于日本而言，中日關系在2012年的所謂“購島”鬧劇中出現了重大轉折。雖然中日兩國關系后來逐漸回暖，但雙方在侵華戰爭等歷史問題、釣魚島等主權問題上仍然分歧不斷，兩國民間好感度也在不斷下滑。近些年來，日本逐漸右傾化，許多人主張對華強硬，所以日本在“四邊機制”中一直扮演著積極的角色。

對于印度而言，近些年來，中國在南亞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與巴基斯坦等國的合作越來越深，引起了印度的憂慮。而且兩國在領土問題一直沒能達成共識，2017年6月的洞朗事件中，兩國軍隊劍拔弩張，局勢一度非常緊張。2020年6月中旬，加勒萬河谷事件使中印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對華強硬派在印度占據了上風。6月下旬，印度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了微信、微博等59款APP。印度國內反華情緒高漲，群眾開始抵制中國產品。2020年10月，印度允許澳大利亞參加“馬拉巴爾”軍演，使得兩國關系進一步惡化。

對澳大利亞而言，2015年特恩布爾任總理后，中澳關系開始逐漸惡化。澳大利亞在2016年介入“南海仲裁案”，公然挑戰中國的領土主權。2018年，澳大利亞禁止華為、中興的5G網絡入境。同年，莫里森繼任總理，延續對華強硬態度。2020年中澳兩國關系由于疫情溯源問題、插畫事件進一步惡化。

總而言之，近些年來中國崛起引起了四國的擔憂，四國國內對華強硬派抬頭，四國需要轉移國內矛盾。所以四國重啟“四邊機制”，加強四方合作，共同遏制中國發展。

“四邊機制”的影響

從安全角度來說，美國企圖把“四邊機制”打造成“印太小北約”，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都對中國構成了挑戰。

從傳統安全的角度來講，四國加強了情報、技術等領域的合作，打造“2+2機制”，簽訂多個安全協議。比如《通訊兼容與安全協議》、《日印防衛裝備與技術轉移協定》等。四國還共同組織軍事演習，比如2020年“馬拉巴爾”軍演，2021年四國和法國一起的“拉彼魯斯”軍演，通過演習來威懾中國。

同時，四國也在非傳統安全上加強了合作。在生物安全領域上，四國加強疫苗合作。2021年，為了應對所謂的中國“疫苗外交”，四國在首腦峰會上達成共識，決定在2022年底前向亞洲和太平洋島國提供10億支疫苗。在網絡安全領域，四國成立“網絡安全工作組”，簽訂網絡安全協議。企圖加大四國在互聯網領域的競爭力，奪取網絡標準的制定權，應對中國的“網絡攻擊”。

從經濟角度來說，四國企圖在經濟上打壓中國，打造“去中國化”的供應鏈，對沖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2020年8月，四國發起了“供應鏈倡議”（SCI），決定打造排華的“可靠供應鏈”，引導企業移出中國。四國還十分重視東盟的作用，加強與東盟國家的合作。美國與東盟建立了“印太新經濟框架”，四國加大了對東盟的經濟開發援助，推動企業把產業鏈移到東盟國家。

同時，為了對沖“一帶一路”倡議，四國還加強了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合作。2018年11月，美日澳簽訂《基礎設施投資伙伴關系合作備忘錄》，支持私人投資部門加大對“印太地區”基礎設施的投入。2019年11月，美日澳三國發起“藍點網絡”計劃，為四國基礎設施開發提供了平臺。在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時，四國還抹黑“一帶一路”，炒作“債務陷阱”、環境污染等，惡化我國國際形象。

除此之外，四國還在5G、量子技術、人工智能等領域打壓中國，遏制中國公司發展，對中國科技發展，“中國智造”帶來不利影響。

從周邊地區的角度來說，“四邊機制”還會惡化我國周邊地區的環境。

首先，四國會在主權問題上挑戰中國。四國企圖將我國臺灣地區作為反華“橋頭堡”，不斷加強與臺灣地區的合作。在南海問題上，四國以“自由航行”為名在南海搞聯合巡航。激化中國與南海相關方的矛盾。在中印邊境問題上，“四邊機制”還可能挑動印度在邊境問題上冒險，侵犯我國領土和主權，加大軍事對峙的風險。此外，在新疆和香港問題上，四國還會炒作所謂的“人權”，粗暴干涉我國內政。

其次，“四邊機制”也可能導致地區分裂。四國以所謂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為基礎，構建“價值觀聯盟”，并以西方標準來劃分陣營。西方把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國家”，在地區制造“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使得周邊地區陷入兩大陣營對峙的“新冷戰”局面。四國介入朝鮮半島，炒作朝核危機。特別是親美派的尹錫悅成為韓國總統后，半島局勢將更為復雜。同時，東盟作為東亞地區的主要力量，是東亞合作、地區一體化的重要推手。四國如果強行要求東盟國家“選邊站”，企圖拉攏越南等國加入“QUAD+”，可能會導致東盟內部分裂，對地區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四邊機制”的問題及中國的對策

“四邊機制”雖然在不斷發展，但其內部也存在問題。首先，在經濟方面。四國抗疫不力，經濟發展緩慢，債臺高筑，國內矛盾重重。俄烏沖突的爆發，使得四國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像“藍點網絡”、“重建美好世界”等耗時長、投資大的倡議可能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再加上投資標準高，附加政治條件，這些倡議的推廣可能會遭受重重阻力。而且四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深，貿易交往頻繁，與中國強行對抗并不符合國家利益。

從戰略的角度來看，美日的側重點在東海和南海，印澳的側重點則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美國積極推動“四邊機制”，是為了聯合盟友遏制中國，維持自己的霸權地位，日印澳則更多是利用“四邊機制”維持與美國的盟友關系，利用美國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由于其“不結盟”、“戰略自主”的傳統，使得印度對待“四邊機制”一直都比較謹慎。同時，由于印度同時與俄羅斯保持良好的關系，在俄烏沖突的大背景下，會導致其他三國與印度產生分歧。所以印度被視為“四邊機制”中“薄弱的一環”。

此外，許多國家對“四邊機制”心存疑慮。“四邊機制”會沖擊現有的地區多邊合作機制，比如APEC、RCEP等。地區的小國不愿意“選邊站”，而是希望與雙方都保持友好關系，務實的發展經濟。再加上近些年美國國內矛盾重重，特朗普時期的種種行為以及阿富汗撤軍事件，使得許多國家懷疑美國的領導力。這也會對“四邊機制”的推進造成負面影響。

至于中國的對策。首先，我們要堅持堅持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吸引外商投資設廠，加強與各國的經濟合作。其次，堅持科技強國，鼓勵自主創新，避免被外國“卡脖子”。同時，還要加強與各國的人員交流，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經驗。促進我國科技的發展，加強我國在產業鏈中的地位。

其次，要靈活處理外交關系。“四邊機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國。處理好中美關系，做好危機管控。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氣候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加強合作。同時，要分化瓦解四國陣營。管控中印在邊境問題上的分歧，與日印澳深化經濟合作。加強與周邊中小國家的合作，尊重中小國家的意愿。妥善處理南海問題，推動朝鮮半島局勢穩定。推動各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RCEP中發揮積極作用，加強中日韓之間的聯系，推動地區合作和區域一體化的發展。

同時，促進軍事發展，堅持“海洋強國”戰略。積極參與地區安全議題，推動各國合作。堅持總體安全觀，推動《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等法案的實施，警惕西方勢力滲透，防止顏色革命、顛覆政權，防止情報泄露。

總而言之，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加強與各國的合作。在涉及領土主權等原則問題上劃清底線，在爭議問題上妥善處理。做好危機管控，積極化解“四邊機制”帶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