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大國爭霸:給當今中美對抗的啟示!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帝國興衰仿佛日升日落一樣平常又必然。
時至今日,在很多分析人士看來,21世紀的重頭故事正在徐徐展開:美國衰落,中國崛起并取而代之成為世界第一。

英國劍橋大學希臘文化學教授保羅·卡特勒基(Paul Cartledge)介紹說:“腓力二世絕對是個改變馬其頓歷史的人物。他統一了王國、建立了新的軍隊模式、重新分配了土地,等等。他是一個專制獨裁國家正中心的轉型力量。”
崛起的馬其頓與強盛的古希臘城邦聯盟之間的關系出現了緊張。
卡特勒基教授說:“正如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問題一模一樣。雅典是民主城邦,有全希臘最悠久的民主傳統。實際上,我們今天的‘民主’一詞就是來自雅典。在希臘當時反對腓力二世專制獨裁的政界人物中,最堅決的當屬狄摩西尼(Demosthenes)。”
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對立,早在2千多年之前又是以什么方式呈現的呢?
“正如我們今天一樣,民主是一個很大的討論話題,公開討論也正是民主與專制對立的一個重要特點之一,狄摩西尼有很多對手和反對者,全部都是民主人士。他們在外交政策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狄摩西尼很快就看到,腓力代表的是一種威脅,不僅是戰略威脅、軍事威脅,而且是政治威脅,也就是如果腓力的霸權得以發展,雅典是否還能繼續作為民主模式存在下去的問題。”
于公元前359年成為馬其頓國王的腓力二世,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成為希臘的征服者。到公元338年,希臘所有城邦在軍事、經濟各個層面納入馬其頓王國的版圖。同年他建立全希臘城邦會議聯盟,奠定了入侵波斯王國的基礎。
腓力二世在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后,繼任者就是將馬其頓疆土擴大至亞洲和非洲、征服了從埃及到印度北部廣闊地區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獨裁專制統治下的希臘民主,在腓力二世和亞歷山大大帝期間仍然被允許繼續。然而好景不長,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在巴比倫去世,年僅32歲。
卡特勒基教授說,雅典人當時以為這是他們反抗的好時機,“但是他們錯了。馬其頓王國實力太強,在陸地和海上都重創雅典。公元前322年,雅典民主正如狄摩西尼所擔心的那樣被最后終結了。同一年,狄摩西尼去世。”
亞歷山大大帝繼承父業在短時間內打造了橫跨歐亞非的帝國,但帝國很快隨他煙消云散。
失去了亞歷山大大帝的馬其頓王國很快陷入了分裂。在短短20年內,馬其頓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個大洲的龐大帝國,也在同樣短的時間里分崩離析。
據卡特勒基教授分析,馬其頓稱雄于世,與亞歷山大大帝卓越的軍事才能有密切關系,但他并不擅長行政管理。“即便他能多活幾年,他也未必能維持龐大帝國的穩定,未必能將一個統一的帝國交給他的兒子。”
馬其頓帝國從此一分為三,但雅典的民主制度并沒因為對手的衰落而復興。
卡特勒基教授說:“雅典在之后的半個世紀中努力想恢復某種民主。雖然有過短暫的好轉,但是很快又歸于沉寂,雅典內部非常不穩定,如此一來,雅典人幾百年來實行的那種民主終于成為了過去式。”
2. 英國與荷蘭
荷蘭曾是神圣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在1482年至1581年的近百年間,又曾是哈布斯堡尼德蘭一部分。
“尼德蘭”意為低地,指中世紀歐洲西北部地區,位于萊茵河、默茲河、謝耳德河下游以及北海沿岸,即現代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全部和法國東北的一部分。
1581年,荷蘭結束西班牙的統治成立荷蘭共和國,也是荷蘭邁向海上強權,成為荷蘭海上帝國的開始。
早在西班牙統治時,荷蘭便是歐洲航海貿易重地,有安特衛普和阿姆斯特丹等重要的港口,還成為歐洲造船業、銀行業和保險業的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使荷蘭掌握豐富的資金,貿易路線從北歐擴展到地中海地區。
蘇格蘭鄧迪大學(University of Dundee)高級講師馬蒂內·范·伊特薩姆博士(Dr Martine Van Ittersum)說:“荷蘭在不到50年的時間里成為當時的世界強權。當然這個基礎早在中世紀末已經打下了,而到16世紀時荷蘭已經控制了通往波羅的海的貿易,另外荷蘭貨船還運載來自南部歐洲的貨物。所以16世紀時荷蘭已經控制了海上貿易。而到了17世紀初更開始了世界范圍的擴張,荷蘭的活動范圍東至印尼一帶,西至大西洋。”
荷蘭如此快速致富,另一個必須提及的重要原因是奴隸。伊特薩姆博士介紹說:“荷蘭勢力擴張到大西洋后,很快征服了原本作為葡萄牙領地的巴西。荷蘭很快認識到,要繼續保持經濟繁榮就必須不斷從像安哥拉這樣的非洲國家販運來奴隸。于是荷蘭去了非洲。”
16世紀中葉以后,英國開始在世界范圍貿易擴張,隨著其海外貿易的不斷發展,與荷蘭之間的關系出現緊張。英吉利海峽里,兩國之間除了有航運競爭還有漁民之間的沖突。
1651年,英國頒布針對荷蘭的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內容包括只有英國或其殖民地擁有、制造的船只才可以運輸英國殖民地的貨物,以及保護英吉利海峽的漁業權等。
根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記載,這一法案原本旨在鼓勵英國發展造船業以備戰時之需,實際上卻“成為重商主義時代的一種貿易保護主義形式”。
航海法案出臺后的一百多年間,英國與荷蘭共發生了四次戰爭。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位64年,至1901年去世,期間英國是勢力遍及全球的最強盛帝國。
第四次英荷戰爭持續了四年之久,到1784年結束時,荷蘭海上帝國不復存在,英國勢力繼續增長,并在19世紀成為在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日不落帝國”。
值得一提的是, 航海法案雖然使英國成功爭奪海上霸權,卻也限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發展,在北美殖民地造成不滿,為獨立埋下了伏筆。就在英國與荷蘭戰爭結束之前的1783年,英國在北美的十三個殖民地獨立,美國誕生。
多年以后,作為世界霸主的英國,面對美國這個新強權的挑戰。
3. 美國與英國
1850年,正是英國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女王維多利亞登基已經超過十年,將在其后的半個世紀中繼續引領這個世界最大的帝國。
而獨立了近70年的美國雖然迅速發展,實力還遠未到擺脫英國影響的地步。
牛津大學美國政治和政治歷史學教授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對1850年的英國和美國有這樣的總結評論:英國正處于國力最強盛的時候,而美國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經濟實力、人口數量和領土范圍一直都呈高速增長。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英國領導的世界中進行。
“在許多方面,美國經濟仍然是新殖民經濟。它向蘭開斯特和約克郡的紡織廠出口原材料,也就是棉花。它從英國進口制成品;在財政上,美國嚴重依賴倫敦這個金融中心。大量的英國資本被投資于美國的鐵路。因此,美國在1850年非常依賴英國,而英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層面都是全球的主導力量。”
但美國的實力增長之快已經引起了英國的擔心。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英、美之間的一次事件險些造成軍事沖突。
“當時一艘英國船被美國海軍攔截,船上兩名前往歐洲的美國南部聯盟特使被美國當局逮捕。這是對英國主權的侵犯,英國時任首相帕爾默斯頓(Palmerston)對此極為不滿,兩邊劍拔弩張。那個時刻非常緊張,英國和美國之間確實有發生軍事沖突的可能。最后,雖然沖突避免了,但它卻說明了一個事實,也就是當時存在真正的緊張局勢,而且彼此都不確定:在崛起的美國和慢慢衰退的大英帝國之間是否有和平共存的可能。”
1895年,委內瑞拉和當時位于南美洲的英屬圭亞那之間發生了邊界爭端。
英國的最初反應是派軍艇來應對,但最后美國明確表示,如果英國海軍施加軍事壓力,美國將支持委內瑞拉。結果,英國同意最終通過仲裁來解決問題,并爭取到了一個對英國有利的結果。
史密斯教授認為,“盡管仲裁結果對英國有利,但英國在美國的壓力下同意仲裁這個事實本身,意味著英國默默地接受了美國對自己周邊地區的控制權。那個時刻的意義顯而易見,那就是英美關系的性質正在發生轉變。”
美國和英國之間的實力變化發生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里,而美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獨立發生在1865年南北戰爭之后。
史密斯教授說,到20世紀初,美國不再像19世紀初那樣生活在由英國主導的世界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是英國的兩倍,是德國的兩倍,生產率比兩國高出許多。美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它有巨大的、不斷增長的內部市場,在自己國界范圍內有巨大的自由貿易區。”
當美國這個新崛起的強國挑戰英國這個霸主的地位時,為什么兩者之間沒有像歷史上以往的大國爭霸一樣走到武力相爭的地步呢?
史密斯教授認為,部分原因是英國和美國在20世紀初的經濟一體化程度,雙方發生戰爭風險太高。
“另一部分原因我認為是文化方面的。英國雖然認識到美國是在趕超英國,而且對1890年代以來美國進口商品的涌入和美國制造業入侵憂心忡忡。但與此同時,美國仍然在某種意義上被視為英國提攜過的新秀。而美國則覺得自己受過英國和英國歷史的恩惠,崇尚莎士比亞,崇尚英國王室。所以在文化上,美國和英國,特別是英國在體制內部,都覺得兩國在價值觀方面的差距很小,足以說服自己認為美國雖然崛起但最終卻不一定會完全取代英國。”
當今的局勢與當年美國崛起超越英國時何其相似:中國與美國的經濟聯系程度也很高,美國也大量投資中國,中國商品也涌入美國。
然而問題是,中美之間卻沒有英美之間那種文化上的聯系。
史密斯教授認為,中美之間的確如此。“我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關系有根本上的不同。用一種19世紀的說法,就是兩者對于什么是文明,顯然沒有相同程度的共識。什么是這兩個國家做出政治決定所依據的價值觀?在我們討論的那段歷史中,英國人和美國人無論對或錯,至少都以為彼此在根本價值觀問題上看法是一致的。”
以上的三次大國崛起,有兩次爆發全面的軍事沖突,只有一次和平交接。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