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一個野心勃勃的國家。

2003年3月11日，土耳其總理阿卜杜拉·居爾辭職，隨后總統阿赫邁特·內吉代特·塞澤爾任命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為總理并授權組閣，土耳其由此進入埃爾多安時代。

由于土耳其人民對埃爾多安的充分肯定，極大地激起了埃爾多安勵精圖治的決心，以及“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自覺性。于是埃爾多安“內外兼修”的同時，開始嚴厲大力庫爾德武裝，維持國家統一的同時在中東瘋狂擴展影響力，同時不斷削弱軍隊的實力。

要知道當年的凱末爾為捍衛土耳其“脫亞入歐”的世俗化成果，維護土耳其社會的穩定，充分利用軍隊起家的優勢，賦予了土耳其軍隊巨大的權力，從此軍隊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土耳其也形成了軍隊周期性推翻民選政府并捍衛世俗化的傳統，這是土耳其每隔十多年就爆發政變的重要原因。

而今，埃爾多安不斷削弱軍隊權力，尤其是2016年軍事政變后對軍隊的大規模清洗，可以說將軍隊干政的根基連根拔起，從此埃爾多安再也不懼自己的統治在周期性的軍事政變中被推翻，其原教旨主義的蓬勃發展也讓大權在握的埃爾多安越來越像“埃蘇丹”。

然而，對于一手遮天的局面，埃爾多安感覺還是不夠圓滿，于是本著盡善盡美的原則，埃爾多安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兒響叮當之勢發動了改名運動，并成功地將國名從“Turkey”改名為“Türkiye”，隨后得到了聯合國的官方確認。

埃爾多安之所以著急改名，最直接的原因在于“Turkey”這個名字實在“不好聽”，雖然和“Türkiye”發音相近且在漢語中根本沒什么不同，字母表上的順序也保持不動，但在英語世界，“Turkey”卻時常被認為是火雞的名稱，而喜歡以訛傳訛的西方國家也干脆將土耳其稱之為“火雞之國”。

本來這個名稱也并沒有什么，畢竟美國還綽號鷹醬呢，而且雖然土耳其不產火雞，但火雞紅頭紅脖子的外形，確實和埃蘇丹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契合。

但問題在于，除了“火雞”的擬物化，在劍橋詞典中，“Turkey”還表示“嚴重失敗的東西”或者“愚蠢的人”，這讓不喜歡對號入座的埃爾多安都表示非常上火。

所以，土耳其的國名要改，而且一定馬不停蹄地改。

但問題是，盡管土耳其方面很著急，聯合國方面也很給力，但卻不可能在短期內扭轉人們心中潛移默化的心理，再加上除了英語之外，其他語言也看不出名字更改前后有什么差異。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雖然不遵循“五行”的命名規矩，但卻真正背離了“賤名好養”的真理。

所以，僅僅為了名字難聽，意義難受就大張旗鼓地改名，實在是令人無語。要知道。改名不是動動嘴皮，而是需要全世界都跟著折騰。而對于土耳其而言，則更需要從上而下、從內而外地勞心費力。

但埃爾多安明顯不怕吃苦，不怕麻煩，更不怕積重難返的歷史記憶，堅決要把改名進行到底。

那么，為何埃爾多安政府如此矢志不移呢？除了迎接現代土耳其建國100周年的歷史契機以及一塌糊涂的社會發展成績，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埃爾多安有一顆重建奧斯曼帝國，問鼎伊斯蘭世界金字塔頂的目的。

這聽起來匪夷所思，卻又無懈可擊，要知道，埃爾多安勵精圖治20年，就是為了讓土耳其重建大國復興的信心和底氣，如果能在現代土耳其建國百年的歷史性時刻成功改名，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而比喜迎建國100周年慶典更要緊的，是當前土耳其一言難盡的經濟發展成績。

埃爾多安能夠在2003年上臺，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彼時的土耳其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彼時的土耳其之所以危機四伏，根本原因在于土耳其完全效仿西方的“土耳其特色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

由于國力所限難以通過對外掠奪完成原始積累，土耳其資產階級只能投靠勢同水火的宗教勢力和軍方，加劇了土耳其的左右搖擺。

1971年，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土耳其經濟受到猛烈沖擊，本就發展緩慢的基礎工業遭遇重創。于是土耳其不得不從80年代起擁抱新自由主義經濟，具體來說就是放開金融市場，以服務業為抓手，以私有化為主的發展模式。

應該說，私有化和市場化確實為土耳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畢竟西方國家等外資的大量涌入，解決了土耳其的原始資本積累問題。但問題是外國資本的涌入也逐漸讓土耳其的經濟受制于國際市場的跌宕起伏，從此土耳其經濟更加危機四伏。

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先后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為埃爾多安的上臺提供了歷史契機。

埃爾多安上臺后，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10億美元緊急救援方案，并以繼續推動私有化為交換條件。隨后抓住美元走弱窗口期的土耳其，經濟迎來了空前繁榮的10年黃金期，人均GDP更是從2003年的4668美元猛漲至2013年的12496美元。

然后，隨著經濟的繁榮，埃爾多安與美國的關系也越來越水火不容。2016年的軍事政變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是美國一手策劃的結果，甚至很多人懷疑是埃爾多安自導自演的杰作，但土耳其與俄羅斯關系改善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這也必然推動美國對土耳其痛下殺手。

于是從2018年開始，土耳其經濟再度產生劇烈動蕩，由于埃爾多安時代著重發展沒有制造業背書的房地產和旅游業，于是當經濟泡沫被無情戳破，土耳其立刻就陷入自顧不暇的危機。

而因為埃爾多安為保中底層票倉堅決不漲利率，同時積極推動里拉貶值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收割，導致土耳其國內商品價格持續攀升，貿易逆差再創新高，里拉對美元的匯率也不斷下降，5月份土耳其的通脹率竟然飆升至199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超過了73%。

在土耳其民眾因生活成本飆升而問候埃爾多安祖宗的情況下，通過改名提振民眾信心，重塑土耳其的大國身份，準確來說就是轉移國內矛盾的操作就顯得尤為必要。

當然，雖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但對于見慣了大風大浪，更習慣了乍窮乍富的土耳其民眾而言，當前的危機算不了什么，說難聽點兒熬熬就過去了。真正讓埃爾多安牽腸掛肚的，是隱藏在內心深處的奧斯曼帝國夢。

在埃爾多安看來，奠定現代土耳其版圖的凱末爾雖然英明神武，且為后世奠定了“脫亞入歐”的發展總基調，但他太務實了，一點兒也沒有土耳其式的浪漫情懷。土耳其需要的，是復興奧斯曼帝國，重新成為名副其實的伊斯蘭之主。

但對于這一點，昔日被奧斯曼帝國奴役的中東各國紛紛表現出了強烈的抗拒，并一再表示我真的還想再活500年。

之所以出現如此沒有認同感的情況，根本原因在于歷史上的奧斯曼帝國作為唯一打入歐洲的伊斯蘭強權，對昔日疆域實施了殘酷的壓迫和統治，可謂傷痕累累甚至元氣大傷。在這樣的情況下，當聽到奧斯曼帝國要復活的聲音，它們自然表現出強烈的不忿。

所以，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土耳其，想到了在突厥世界稱王稱雄。

2018年夏，土耳其在網絡上發布了一則建軍2227周年的宣傳片。在宣傳片中，土耳其的先祖冒頓單于橫刀立馬、威風凜凜，土耳其也終于找到了先人侵略中原王朝的明證，極大地激發了土耳其人民的愛國熱情。

而在更早的2015年冬，埃爾多安在迎接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時，在總統府臺階上安排了16人打扮成從匈人帝國到奧斯曼帝國的武士，讓阿巴斯感受了一把時空穿梭的恢宏進程，對土耳其亂認祖宗的神操作也有了更深的認同。

而這一系列操作，也充分說明作為奧斯曼帝國的直系繼承者，土耳其早已不滿足做奧斯曼帝國的繼承人，它想要的，是所有和土耳其沾親帶故的帝國的遺產。

所以，以19世紀末萌生的“泛突厥主義”大旗重建土耳其的大國身份，對于埃爾多安而言有著更大的可行性。

畢竟，伊斯蘭世界內部錯綜復雜，尤其是遜尼派和什葉派水火不容，相比之下，更虛幻且更模糊的“泛突厥主義”更容易忽悠人。而且“泛突厥主義”的勢力范圍從小亞西亞半島一路延伸至高加索、中亞、南西伯利亞等地，相比于中東除了能深入亞歐大陸腹地，更有著極其強大的張力。

所以，在“在泛伊斯蘭主義”遭遇迎頭痛擊時，“泛突厥主義”的崛起也就不足為奇。

只是，從埃爾多安內心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出師不利的現實考慮，“泛伊斯蘭主義”本質上還是土耳其的終極目的。

畢竟除了這是重建奧斯曼帝國的主要途徑，有著更多的現實可能性，且與“脫亞入歐”的世俗化進程針鋒相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宗教”比“民族”更有整合成功的可能性。

從土耳其當前的遭遇來看，“泛突厥主義”是民族層面操作，“泛伊斯蘭主義”則是宗教層面手段。對于一心反世俗并傾向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埃爾多安而言，想要土耳其的大一統，將敵對的庫爾德人等也囊括其中，就必須高舉“泛伊斯蘭主義”的大旗。

而昔日的奧斯曼帝國領地，也是遜尼派穆斯林的活動空間，因此“泛伊斯蘭主義”更有針對性且更容易操作。

相比之下，“泛突厥主義”不僅虛幻，更容易引發中俄美等國的反感，實在不是一個高性價比的方案。

所以，埃爾多安強化“泛伊斯蘭主義”，是當下最務實的操作。而改名作為提升土耳其所謂國際威望的途徑，自然會對“泛伊斯蘭主義”提供更多的底氣和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