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倫敦發生了霍亂流行，在這次霍亂流行之中，約翰斯諾醫生通過調查分析，得出了霍亂的傳播與水源有關，基于這個分析給出了方案，成功的控制住了這次霍亂流行，這一般被視為現代流行病學誕生的標志性實踐。這個事情是如此著名，以至于寫進了中國的部分英語教材里邊。

但是有些事情，教材并沒有告訴我們，那就是當時醫學界主流認為，霍亂是通過污染的空氣傳播的，所以即使約翰斯諾的建議控制住了這次流行，學術界也并沒有認可，反而有人批評他的理論是異端邪說。這方面的爭論，直到霍亂弧菌被分離出來，才得以結束，持續了數十年。

這個故事說明了一個不太令人愉快，但是很現實的問題，醫學界部分時候的共識，和事實并不一致，即使有著充足的證據，一些人的觀點也不愿意改變。這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畢竟科學的認識總是漸進的，特定時間對特定問題的認識錯誤總是會有的，。只是，如果事情倒退到了認識到了錯誤，可是偏偏還是要構建一個錯誤的共識，那就十分遺憾了——而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似乎正在一步一步滑向這個方向。

最近，既香港之后，中國臺灣省的疫情形勢可謂非常嚴峻，爆發兩月至今，仍然保持在日新增幾萬，死亡上百的高位上，而5月份的超額死亡統計數據更是遠高于通報的疫情死亡人數。

然而，之前上海疫情期間國內各路大談特談開放共存好處的媒體和精英人士龍對臺灣的情況只字不提。不光如此，之前鼓吹立馬開放共存的人士重要的論點就是放開了經濟就好了，然而事實如何呢？1-5月中國進出口數據統計出爐以后，中國貿易順差創歷史新高，主要經濟體，還有之前被吹的厲害的越南全部逆差。

連一向對中國順差的韓國目前也出現了逆差，除了中國半導體替代不斷增強外，疫情顯然也是個重要因素。韓國一直沒有壓制住本輪疫情，超額死亡數據還在走高。當然，對于這些，之前鼓吹立馬共存的相關人士們仍然是閉口不談。

目前全球是什么情況呢？經常關注柳葉刀和自然雜志等相關期刊的網友應該知道，因為兩年來西方面對疫情的糜爛以及與政治掛鉤，科學界是有一些大佬在給與新冠共存站臺鼓吹的，且越來越多，更是有不少學術界人士，在對于奧密克戎的毒力和免疫原性還沒有足夠研究的情況下，就說這是什么天然疫苗。當然，有操守的科學家還是很多的，最近的一篇論文完全推翻了這個謬論。

目前來說，現在國際學術界主流態度仍然是不認同與新冠共存，他們很明確新冠不好，但是問到怎么辦，學術界就懵了，部分科學家的態度簡直是在等待上帝拯救他們。有的在祈禱新冠毒力下降，有的在祈禱出現更強的疫苗。為什么如此？因為科學家不是政客，在理論之外，很多時候他們對現實無能為力。如同西方一些人，從“群體免疫”理論開始，抓住每一點機會鼓吹與病毒共存，國內也有一些人面對這些信息時，往往也會喪失自己的判斷力。

最近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一篇嶄新出爐的，關于新冠重癥率的研究，數據來源是上海的疫情，而主要作者，是我們熟悉的張文宏先生。里邊出現了一些石破天驚的數據，比如說什么低危險組的重癥率是零。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十分吸引眼球的數據，也十分符合一部分人內心里邊的想法，但是遺憾的是，這是否符合現實呢？

首先需要承認的是，身上有高危因素的新冠患者，其風險是沒有高危因素的十幾倍甚至是幾十倍，這個說法并不能說是有錯的，應該說是公認的結論。但是沒有高危因素的新冠患者，上萬例一個重癥都沒有，而有高危因素的患者，重癥率也低到不合理的地步。這不由得讓人懷疑數據本身。

因為在目前相關干預手段有限的情況下，同一類型的毒株的重癥率理論上應該是相似的。而張專家團隊這個數據和國際上一些其他的數據相比是有明顯差別的，在沒有特別干預措施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認為，統計數據的口徑存在一些差異。

這里剛好以一篇發表在《柳葉刀·全球健康》上的文章做對比，這篇文章是基于南非的數據，題目叫做《Clinical severity of COVID-19 in patients admitted to hospital during the omicron wave in South Africa: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看。

首先說明一下基本情況，這篇文章是對比了不同毒株流行峰的嚴重性，而最終這個文章的結論，也是認為奧密克戎的毒力明顯低于其他毒株（論文作者說明沒有區分BA1和BA2，后續 南非又出現了更新毒力更強的BA4和BA5）。這個文章里邊的研究，按照年齡層對于患者做了區別，其中0-59歲的幾個年齡層，因為疫苗接種率遠低于中國，所以直接拿來對比是很不合適，但是在60歲以上這個年齡層里邊，這批患者的接種率是58%，和上海地區在4月時候公布的60歲以上接種率62%并沒有多大的區別，這是因為不同國家的接種政策導致的，不過這也使得我們可以做一個不太準確的對比。

這個研究里邊，在奧密克戎流行期間，這個研究統計了84401名年齡大于六十歲的陽性患者，其中有15285人入院治療，在這個研究截止的時候，其中13220名患者的情況統計了出來。4900人，也就是37%的患者接受吸氧治療，1402人，也就是10.6%進入了icu進行治療。其中需要吸氧的患者，可以理解為我國診療標準的重癥，進入ICU的患者，可以被視為我國標準的危重癥。這顯然和張文宏他們統計出來的高危組重癥率0.238%有著數量級的差距，更不要說總體的重癥率和低危組的重癥率了。

當然，中國的醫療水平是明顯高于南非的，但是說到底南非也是個有一定醫療系統的國家，甚至可以說是非洲水平最高的醫療系統，而非某些發展水平極低的國家，中國雖然有很大的優勢，但是在治療方面，并沒有什么相比南非絕對優勢的方案。更何況，南非在這方面的數據，可能還有一定的“流行”，比如說南非的人均年齡更低，同時因為之前的流行，感染帶來的混合免疫，也有一定的防御力，同時在早期，南非流行的毒株更偏向合胞效率更低的BA1，而上海全程流行的是BA2；以及，因為醫療擠兌，實際上存在不少南非患者沒有機會接受重癥相關的治療。

那么，數據的差異是如何帶來的呢？是因為中國的疫苗遠勝于南非使用的西方疫苗，還是中國老年人體質遠勝南非老年人。如果我認為前一個是對的，想必之前鼓吹中國應該引進西方疫苗來實現共存的專家們和他們的簇擁，會萬萬不能接受，如果我認為后一個是對的，又顯得十分種族主義。而從科學的角度來說，最為合理的可能性，則是統計口徑的修改。畢竟，新冠在歐美各個年齡段的主要死因排行榜上面都名列前茅，這可不是一個低危人群重癥率百分之0就可以解釋的了。

這個懷疑并不是空穴來風，如果關注一下各地援護醫療隊伍的新聞，就會發現各個醫院的隊伍里邊，都有重癥醫學科的醫護人員，而同時，在當年武漢抗疫之中得到這一稱號的“重癥八仙”，也有五位前往了上海，而考慮到公布的數據里邊，重癥患者的數量始終不算多，大概也就兩三百人的數量，如果做個不恰當的比喻，差不多也就是兩個大型醫院的重癥科室的床位。

筆者也感到十分疑惑，雖然重癥患者需要的醫護數量較多，但是全國的重癥醫學精銳大半在此，就為了這個規模的患者，這是否合理呢？同時，重癥患者的死亡數字也顯得很不正常，按照公布的數據，上海這波疫情里邊重癥患者死亡率相當高，甚至遠超過百分之五十。重癥患者無疑面臨著明顯的死亡風險，但是從相關數據來看，即使在醫療擠兌的情況下，出現了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死亡率，也是十分不合理的。從這些角度來說，對于重癥標準的懷疑，是有切實依據的。

而之前，關于無癥狀標準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之前的疫情反復之中，上海的無癥狀比例顯得和國內其他地區有著明顯的差異，而遺憾的是，在表態之中，有人表示這符合國際水平，但是從國際上的研究來看，奧密克戎明顯降低了疫苗的防御力，這里的降低是包括了輕度和中度癥狀的防御力，從科學的角度來說，數據不應該如此。這樣的爭議已經讓人產生了明顯的不信任。

作為對比，武漢封城結束的時候，根據之前的統計，訂正了一次死亡人數，使得死亡人數增加了不少。當時這件事情是被一部分人嘲諷的，但是在筆者看來，這表現出一種面對真實問題的坦誠。但是在上海的相關數據發布之中，每次發布死亡數據，都要說明這是有基礎病的，顯得不情不愿。

而同時，對于某些傳聞，也缺乏有力的回應，在疫情早期，網上有些傳聞，說是上海部分養老院出現了大規模感染，并且有一些重癥，筆者并不打算對此進行什么最壞的臆測，但是一些必要的回應總該是有的，只是筆者看到的，只有對于改變了口徑之后的數據，和以此做出的研究，還有看到這個研究就蜂擁而至的媒體和大v。這不得不說，有些悲哀。這樣的方法，并不能修復信任的缺失。

另外一個微妙的地方在于，高危人群這個詞語，高危人群這個說法給人的直觀感覺，是在總人群之中只占了少數的。可是實際情況并不是如此，老人，沒有接種疫苗的人群，有基礎病的人群都可以算，雖然我國的疫苗接種率在全球都算是十分優秀的，但是因為我國的人口基數在此，目前沒有接種疫苗的人數依然超過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總數。而老年人和基礎病患者數量，也是一個天文數字，一個十分簡單的文字游戲，讓人直觀感受意識不到這一點。

同時，年齡，基礎病，這些高危要素是無法改變的，唯一可以改變的是疫苗接種率。而更令人遺憾的是，疫苗接種率的上升空間，是很有限的。很多老年人并不是不愿意接種疫苗，而是有基礎疾病，醫務工作者不愿意冒風險給他們接種疫苗，雖然這個風險的概率實際上很小，但是考慮到總數，會有什么樣的社會影響實在是很難說。醫務人員為了規避一些風險而做出的無奈舉動，筆者這樣只能打下手的人都見過一些，那些專家沒理由不知道這一點。為什么有人，對此就可以巧妙的無視呢？

但是在媒體的宣傳之中，這一點被十分巧妙的無視了，似乎高危人群只是占據了極少數，用這樣的說法，為他們的歪理邪說來做支持。這沒什么奇怪的，就像是武漢的時候，他們喜歡用什么時代的一粒沙，但是當香港地區的疫情造成許多慘劇的時候，他們卻選擇避而不談，像是什么老人感染新冠，因為擔心連累家人而自殺的悲劇，如果換個場景，想必一定能刷滿熱搜吧。最近臺灣地區的疫情也是如此，即使再怎么校正回歸，情況也十分難看，只是媒體依然選擇避而不談，甚至比陳時中還樂觀，這也算是一大奇事了。

當然，至于什么因為疫情的關系，歐美大量醫護人員選擇離開崗位這種事情，就更不是各路媒體喜歡報道的了。在這種問題上面，他們總是表現出了極為靈活的道德標準。事實如何，反而是最為不重要的部分，只需要滿足特定受眾的情緒需求就好。

很多人說，科學不應該與意識形態糾纏，關于張文宏的討論之中，很多人喜歡重復這一點。但是這個觀點未免顯得十分幼稚，如果去nature這樣的頂級期刊官網上面看一看，就會發現，里邊討論什么少數族裔啊，女性權益啊，lgbt的評論絕不在少數。在研究之中調整口徑來達到自己想要的數據，這是十分常見的現象，但是公共人物，做出如此夸張的口徑調整的研究，而隨后，大量媒體的跟進，同時在用詞和標題上面顯得小心翼翼，這樣的一套聯動游戲，說成只是媒體對研究結果本身的誤讀和標題黨，誰又真的相信呢？

科學無關意識形態，實際上本身就是非常富有意識形態的一句話，這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表述，用去意識形態的表述，來發揚光大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無疑是很高明的一招，把所謂的個人自由放在首位的很多人都愿意相信這一點，但是在面對真正的問題的時候，這樣的表演實在是有些丑陋。

比如說在討論兒童肝炎的可能性的時候，歐美醫學界很多人都把腺病毒放在前面，甚至寧愿去相信什么隔離太久，也不愿意在新冠相關的免疫問題上面做過多的研究。

對于新冠危害的判斷，歐美國家一直是高度政治化的，只是我國一部分人，總是會用內心里邊的濾鏡美化這個過程，缺乏從事實思考的獨立精神。

應該說，全球疫情到了今天這樣擺爛無底線的地步，新自由主義的貢獻是十分關鍵的，這里的問題不光是幾個政客，幾個資本家的問題，而是從上到下的問題。美國的右派反疫苗反口罩不用多說，我們常說的“白左”，大多數宣傳上面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但是依然是對于新自由主義秩序完全承認的，所以他們指責紅脖子不打疫苗，指責部分地區取消口罩禁令，指責歐美對于第三世界援助不夠，但是只要是聽到中國的動態清零，就會顯得大驚失色。

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和他們最反對的人，倒也沒什么區別。不得不說，新自由主義秩序之下這套宣傳技巧無疑是十分成功的，從上到下的聯動，確實是取得了不少的勝利，以至于形成了路徑依賴，只不過有些小小的問題，那就是世界是物質的，而新冠病毒并不在乎人類怎么宣傳，遺憾的是，似乎依然有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這一切帶來的反噬，只會越來越明顯。

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討論到歐美陰謀論者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事實，除了這些人的反智之外，他們的思想很多來源于對于社會問題不滿的樸素反抗，其中關于反科學的部分，很大程度和歐美當年的一些非法實驗和隱瞞有關系，這是個很現實的前提。在2020年，筆者曾經和朋友們討論過這樣一個問題，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反疫苗的趨勢會更嚴重，還是會明顯減少。

遺憾的是，這個問題現在恐怕已經有了答案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歐美的反疫苗勢力影響力是提高的，我們當然可以批評他們的反智，但是這很大程度也是在于，西方世界的科學界，對于人民群眾所面臨的問題，沒有給出合理的答案，那么，在這種情況之下，反智力量的增長就難以避免。在這種情況下，只是去指責他們的無知與愚昧，而不去認識到科學界出現的問題，這種行為是顯得過于傲慢的。

我國人民群眾對于科學的尊重程度，在全球各國之中，屬于相對較高的，這也為防疫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這絕不是少部分人用來文過飾非的理由，消耗中國人民對于科學的信任絕不會是一件好事。需要承認的是，無論是在社會治理或是科學研究的過程之中，我們都一定會犯錯誤，而且是很嚴重的錯誤，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面對這些錯誤，只有直面錯誤，才能找到犯錯誤的原因，才有可能看清楚前面的路，這才是我們所謂的科學精神，對于物質世界的規律裝鴕鳥，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