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俄烏戰線的膠著、通貨膨脹加劇等等，中期選舉即將臨近的美國，急需找到一個新的熱點，取代一系列挫敗給民眾帶來的失望和失落。

這不，我們的東南沿海又迎來了新的挑釁，6月24日，一架美國P-8A反潛巡邏機公然闖入臺灣海峽，這在軍事上等于公開叫板“我有權利在這里通過并偵察”。

美國的巡邏機剛走，臺灣地區的一架無人機也跟著闖過海峽，趁勢叫板。

同一時間，臺軍方重啟封存多年駐臺美軍基地 首次在“大臺北”周邊部署“天弓三型”導彈。

加上就在一周前，臺灣地區剛試射導彈，“立法院長”游錫堃公開宣稱，“臺灣云峰導彈已經量產，可以打到北京”，連島內媒體都一陣嘩然。

毫無疑問，這就是里應外合的激，激我們會熱血上頭動武。

事實上，不僅美國希望臺海打起來，我們內部也有很多希望打起來的聲音。

現在廣大群眾在臺灣問題上是有很多焦躁情緒的，而這種情緒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對共和國對外博弈傳統，尤其是對臺灣問題工作傳統缺乏理解。

因此需要給大家簡單梳理一下共和國歷史上處理臺灣問題的不同階段，讀完后，想必你會對“什么時候收臺”、“該不該武力收臺”有著更直觀更現實的認知。

下面，把1949以來的臺灣工作分為了十個階段，分階段的主要標準是對臺工作的首要目標之變化。

對臺工作能有什么樣的目標呢？大家不難想到無非就是這么幾個：

1、實現祖國統一；

2、反對臺灣分裂；

3、維護國家安全；

4、和外部大國進行（不以統獨為最主要目標的）博弈；

5、從臺灣獲取經濟技術資源。

在每個階段，都存在一個誰是首要目標的問題。

中央向來是很講究抓主要矛盾和分析主要矛盾的。因此從首要目標的轉化來進行對臺工作的分段。

第一階段，1949-1950年。

這段時間的首要目標就是完成祖國統一，消滅蔣家政權。雖然一開始有金門戰役這樣的失敗，但彼時應該確實是在積極準備渡海作戰的。

解放海南也提升了我方信心。即使不是要立刻完成，也是在策劃進行軍事準備之后一擊拿下。

解放海南島油畫作品

另一方面，臺灣方面的滲透工作也有相當的基礎（當然后來不幸被蔣家政權給清除了）。

但這個階段到了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和美國海空軍開始保衛臺灣后，就宣告終結了。

第二階段，1950年開始到朝鮮戰爭結束。

這個階段的中國大陸明白自己在可預見將來已經不可能再把祖國統一作為對臺工作的首要目標了， 因為我們和美國海空軍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那此時對臺工作的首要目標是什么呢？是維護大陸的安全，包括但不限于：

防止老蔣反攻大陸，減輕對岸海空軍對我沿海地區的破壞，防備臺灣派遣力量到朝鮮半島與我作戰等等。

當然了，在國家安全這個領域，由于朝鮮戰爭正在進行，臺灣方面的壓力再大最多也只能算是第二重要的國家安全方向。

第三階段，從朝鮮戰爭結束到五十年代后期。

這一階段對臺工作首要目標不明確，但總體上依然偏向于維護國家安全的階段。

臺灣對大陸的安全威脅依然有，但程度已經下降，尤其是朝鮮戰爭的戰績使我國的國防安全自信大幅度提高。

在所有的地緣方向中，或許可以說臺海方向是當時安全壓力最大的方向，但這總體上已經是建黨三十年間安全壓力最低的時候。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與美國海空軍差距過大的客觀條件并沒有改變，要把祖國統一作為首要目標確實依然是不現實的，國家的主要任務也已經轉向經濟社會發展。

同時，蔣家政權客觀上也獲得了鞏固統治的時間，在臺灣穩住陣腳了。

在這個階段中，大陸還做好了一些夯實基礎的事情，比如建成具有戰略意義的鷹廈鐵路及首次海陸空協同作戰拿下一江山島。

按照正常人的博弈思維，那這個時候大陸和臺灣之間差不多就可以大體消停了，可能最多圍繞著沿海航線航空線的爭奪而發生一些摩擦，或者圍繞一些島嶼發生一些小戰斗。

這些行為也的確有，但是大陸領導人創造性地想出了一個新的選項，將對臺工作帶入下一階段。

第四階段，1958年開始。

以炮擊金門為主要標志性事件，對臺工作形成新的明確的首要目標：利用臺灣問題和美蘇做低烈度博弈。

這里面的分析很多人都比較清楚了。雖然在臺海地區軍事上美強中弱，但從美國全球戰略看，臺灣是一塊次要方向的突出部。

于是，一方面可以利用臺灣不斷主動制造軍事壓力牽制美國（比如以此種手段來政治聲援中東），另一方面利用美國對華情報工作極為困難的特點通過炮擊金門來使美蘇之間產生猜疑（比如說美國經常懷疑炮擊金門是蘇聯背后指使或者至少默許的）。

炮擊金門島

注意：博弈的主要目標并非是處理統獨問題，而是確保中國在沒有朝鮮戰爭這樣的軍事大舞臺且經濟份額太低的情況下，依然保有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棋手之政治地位，以及盡量阻撓蘇聯與美國以中國為代價搞緩和。

當然了，實現這個目標不僅僅靠對臺工作，對臺工作只是服務于這個大目標的一個部分。

第五階段，至遲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

這個階段，臺灣問題又有變化，總的說來臺灣重要性明顯下降。

本來從五十年代末的形勢看，臺灣問題可以成為中國與美國下大棋的頭號棋子。但沒想到五十年代初，隨著美國取代法國進入越南并且介入程度大大加深，越南一舉擠掉臺灣成為了中美博弈的頭號棋子。

另一方面，美國逐漸適應了炮擊金門這個游戲的節奏，臺灣的博弈重要性明顯下降。

與此同時，隨著大陸軍力的增長特別是防空能力增強，臺灣對大陸沿海和領空的威脅也下降了，有了核武器之后臺灣反攻的風險更是基本上沒有了。

而統一依然遙不可及。

總之，這個階段臺灣又變得不太重要了，也說不清楚是不是存在一個絕對核心的首要目標，再加上彼時我們內部的混亂對決策層精力的拖累，對臺工作實際是在維持現狀。

這里談談棋子的選擇問題，中國與美國搞地緣博弈的三個棋子：朝鮮，臺灣，越南。

朝鮮方向一度是最激烈的，但停戰后這個方向已經死棋了：誰也沒有意志再開戰火，畢竟停戰前的極限測試已經測出了雙方防守工事和能力的強大性， 再開戰很容易搞成絞肉機。

中國不喜歡這種靜態戰略對峙，這是美蘇擅長的或者說適應的，他們在歐洲方向反正早就已經是這樣了。靜態戰略對峙時間長了就容易使現有秩序固化，這不符合中國的抱負也不符合中央要把握斗爭宏觀主動權的傳統。

中國一度基本退出朝鮮半島大棋局（以志愿軍全部撤出為標志），或許也有這方面考慮。

臺灣方向在金門炮戰后至少一段時間內，美蘇是被中國帶起了節奏， 很符合我黨的把握主動權的斗爭哲學，不過有一個缺點：烈度偏低。

中國在臺灣方向的博弈能讓美國煩躁，但不能給美國放血。要放血，還得看越南。

越南方向上博弈對中國消耗也不小，但在當時對中國而言，這是兼顧中國國力，中國所承受風險和美國受損度這三個要素的最好選擇了。

深陷越南戰爭的美軍

越南的情況應該并非是50年代中前期就給美國設局的結果，而是順勢而為與時俱進的過程中展開政治想象力所推動的。

當然前提是之前有燒冷灶布閑子的覺悟，仔細想想這樣的冷灶閑子還有一些（比如非洲）。

第六階段，自七十年代初開始。

隨著中美蘇大三角關系調整特別是美國尋求同中國建立正常關系，臺灣的重要性又急劇上升。

中美博弈的頭號棋子原本是越南，但到了這個階段美國已經決定設法從越南體面退出而中國也有意不在此大力為難美國，所以臺灣的排位就上前了。

而中國利用美國政治上比中國更加焦躁的特點，在中美走近的過程中，把臺灣作為美國向中國做重大政治讓步的最重要環節。

我要提醒大家，在剝去道義外衣赤裸裸觀察進退的視角下，作為中美關系基礎的1972上海公報，并不是一個平等的公報或者平等的條約——

美國在臺灣方面是做了重大的實質性政治讓步的。

1972年2月21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抵達北京

上海公報里說，美方聲明：美國認識到“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并確認最終從臺灣撤走其全部軍隊和軍事設施。

與此同時，中國沒有對美國做任何對等政治讓步， 因為臺灣問題聲明是上海公報里唯二的干貨 （另一個干貨是完全平等的中美，承認制度不同但互相尊重主權倡導和平解決問題，從而強烈暗示了建交可能）。

這個就是中國基于實力地位與美國談判占到了上風。只不過這個實力主要不是中國的依然遠弱于美國的硬實力，而是中國的博弈實力。

臺灣作為大陸的長期棋子，此時終于到了貢獻果實的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長期的戰略定力加有所作為使得美國最終退讓，在廣大東亞東南亞“美國盟友”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陰影，使得中國在東亞東南亞的大威立起來了。

同時，上海公報也是美國給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人做了深刻的思想工作，基本上廢掉了“中華民國人”的精神意志底牌。

1997年發行的上海公報25周年紀念郵票

從基辛格來華到中美建交大概有近八年時間。這八年內處理臺灣工作的首要目標事實上都是以臺灣作為和美國談判的棋子。

使用該棋子不是為了解決統獨問題（主席本人也大氣地講統一問題可以等很久之類的話），而是為了在大國關系調整中獲得盡量高的政治地位。

此輪博弈階段性地完成于1979中美建交公報，最終，美國承認一個中國以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第七階段，從1979年開始。

1979年初發生了幾件大事：對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正式提出（告臺灣同胞書），中美建交，領導人訪美，中國對越開戰。還要加上不久前宣布改革開放。

從這個時間節點開始，對臺工作的首要目標就不再是國家安全或者對美國搞博弈，而是獲取臺灣極為寶貴的經濟，技術，管理方面的經驗以及投資。

中國要對外開放，不僅需要改變自己的體制，還要學習外國的玩法并和外國進行接軌，這個過程中，迫切需要有經驗的人帶一帶。

在帶一帶大陸的過程中發揮作用最突出的就是香港人、臺灣人和新加坡人，尤其是港臺人。

再加上彼時臺灣也開始逐漸發財了，大陸預期其在輸入資本方面也會有相當的助力。

所以這段時間內，雖然在口號上提了和平統一，但實現統一并不是首要目標（領導人也不會幼稚到認為短期就能政治統一），經濟才是首要目標。

臺商上世紀80年代末在福建開的先施百貨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長期看占據大義名分，而短期看與這個首要目標配合的緩兵之計，統一問題實際上是留給后代解決的。

網上盛傳的“只要承認一個中國什么問題都可以談”的說法，甚至可以談“改國號，不駐軍”之類的說法，其實并沒有得到官方驗證。但就算是真的，本質上也是緩兵之計。

如果臺灣來談，則很可能是被大陸拖成一場（可能不少于一代人時間的）馬拉松談判以避免政治讓步過大，然后在這個過程中繼續搞經濟接軌。

大陸在力量對比不太有利且政治分歧太大的情況下，很有定力搞這種馬拉松談判，大家不妨想想中美從50年代的日內瓦接觸（度過朝鮮戰爭時代最激烈斗爭階段）到1979政治建交；再想想中蘇從60年代末急剎車（周恩來柯西金會面）度過最激烈斗爭階段再到1989戈爾巴喬夫訪華——

強大的美國和蘇聯最終都對弱得多的中國讓步，臺灣一個小島，又何德何能能撐下這場馬拉松呢？

但是，如果臺灣不來談，政治壓力就主要在臺灣一邊，因此，“中華民國作為中國正統”這個政治神話在這個階段已經受到根本性的打擊。

從長期看，只要兩岸軍事壓力持續緩解并且80年代那種中美政治關系長期維持，再加上本土派勢必崛起的背景，國民黨在意識形態敘事崩盤后很容易陷入內外交困政治局面。

而另一方面由于其掌控經濟接軌的通道以及歷史上的國共合作經驗，很難想象國民黨可以長期堅持不對大陸搞緩和以及從大陸獲得政治力量。

也就是說，在大棋局中，中共不需要尋求國民黨政治支持以穩固在大陸的執政， 但國民黨必然有很大的獲得大陸政治支持的需求，這一點不是蔣經國本人拖延一下就能改變的。

視察農業工作中的晚年蔣經國

雖然后來國際局勢劇變打破了80年代我方的各種規劃，但對兩岸政治勢力的需求性的判斷依然是對的，后來（21世紀前十幾年）國民黨也的確走到了這條路上。

此外，對臺緩和對于開展對美外交，鞏固對蘇包圍圈以及政治解決香港問題也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第八階段，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開始。

對臺工作進入了下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存在著首要目標不明確的問題。這一階段終結于1996年臺海危機。

這個時期內，一方面經濟上的接軌依然在發生， 但另外一方面國際上的大氣候和島內小氣候都發生了巨變，這使中國對外工作（不僅僅限于對臺工作）短時間內出現了大困難。

具體到臺灣問題，李登輝這一系強勢崛起并大為改變民意，還有力操弄美國勢力在臺海挑事，恐怕是超出了北京的預期的。

再加上北京在其他對外方向上有太多優先級遠高于兩岸關系的重大調整任務，因此這段時間內確實是在對臺工作上陷入了被動，連應該最穩的對港工作都出現了很多不利。

美國方面很可能也難以掌握臺灣島內形勢的快速變化，而且和中國一樣，美國也有太多優先級高得多的其他方向上工作。

綜合起來看，中美都有比較強的維持臺海現狀的意愿。但是，李登輝另有想法。

蔣經國和李登輝

從歷史上看，兩個大國做巨大調整的時期，交鋒邊緣處的暫時不被大國重點關注的小政權會有釋放出超過自身硬實力之博弈能量的機會。

這段時間是臺灣戰略主動性最高的時期，李登輝基本上已經有了做棋手之勢了。

島內獨勢力令人猝不及防的崛起，1995-1996挑動中美對抗，這些都是李登輝主動調動民粹和大國政治力量的厲害表現。

最終，李登輝成功迫使中美兩個大國都不得不把政治焦點又放到臺灣身上。

第九階段，從1995-1996臺海危機開始，對臺首要工作目標就清晰了：防止臺獨勢力搞分裂。

注意，這是反分裂第一次成為對臺工作的首要目標。

還要注意，反分裂和促統一是相差非常大的兩個目標，工作思路極為不同的。當時中國只能顧得上反分裂，而反分裂又一定程度上和國家安全掛上了鉤， 因為存在著美國軍事介入的風險。

1995-1996年我國處理臺海危機的方式是示強性示弱。即從最宏觀的尺度上講，這是一種示弱：對美國的示弱。

示弱中傳遞的信息是：我知道美國你比我強，我認了你在東亞的高于我的安全主導權。

但是示弱的方式是以示強而進行的，這個示強一部分是對臺灣一部分也是對美國。

簡要的信息就是：雖然美國的強勢我承認，但是把我逼急了也說不好我會干出什么雙輸或者三輸的事情來。

這個示強性示弱總體上達到了目標，即臺灣安全局勢在克林頓任期沒有進一步惡化，而同時美國也沒有因此而大大加強對中國的防備，反倒是在經濟開放領域對中國越來越寬松。

這里操作的空間是極小極難的，但中國領導人做到了。

1996年后大陸博弈成功的一個標志就是1999年臺海局勢的相對輕松。

1999年李登輝首次提出兩國論，這件事在政治上遠比1995-1996李登輝的行為惡劣得多（相比之下后者導火索是訪美而已），但遠沒有造成1996那么大的壓力。

美國也基本沒有接招，反倒是同年中國入世談判取得關鍵突破（美國政治上不放行是不可能做到的）。

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的時機很可能和5月中國大使館被美國轟炸有關，他可能覺得自己又嗅到機會了。

但如上所述這次沒有攪起大事，再加上他快要下臺了，臺灣的戰略主動權開始被大國收回。

自此，李登輝的在大國交鋒邊緣作政治上獨立自主的棋手之夢要破滅了（正式完全破滅還有待陳水扁的失敗）。

在此之后，隨著陳水扁上臺以及美國在伊拉克初期取得軍事神話，局勢又一次惡化——

這就是陳水扁時代著名的正名制憲，入聯公投，兩顆子彈，背棄“四不一沒有”承諾，終止國統綱領等等問題背后的關鍵所在。

而其中任何一條，拿出來都遠超近幾年蔡英文的所謂“挑釁”（相比之下蔡英文可以說是個超級乖乖女了）。

這一次，中國采取的是經典的弱勢威懾策略。

簡單的說，就是對強者美國在分身乏術之際施加超預期的威脅，以迫使美國反過頭去壓自己的小弟。

中國的標志性措施，是身份特殊人士的“西安以東”發言，以及通過反分裂法。

這次弱勢威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標志是2006年陳水扁弊案在任期內爆發并且2008年下臺后受到殘酷政治清算。美國可以保他，但最終選擇了不保，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了。

弊案爆發，被戴上手銬的陳水扁

這一次中國壓制臺獨，是軍事和政治雙壓制。

軍事方面就不說了，西安以東的核表態都出來了。政治方面就是臺獨傾向的政治人物驚心了，對美國人寒心了。

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推動臺獨到了一定程度，那么陳水扁的下場可能就在向他們招手。而與此同時，“臺獨大業”可能依然很遙遠。

對這件事情的這種解讀是臺灣的公開性政治中忌諱的，但明眼人應該能夠看得出來。

多年后回看發現，其實至此中國反分裂的歷史任務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后就能以低成本維持這一勝利成果。

第十階段，2008年以后。

這個階段，中國對臺工作的首要目標再次發生了改變：又變為與美國下大棋博弈了。

當然了，過渡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從超過十年的精神緊張地反臺獨轉回用臺灣下大棋，很多人的思想不會一步到位。這個也是大家對臺灣問題存在深刻誤解的原因之一。

不過有的人思想到現在都還沒有轉過來，那就真的是有點后知后覺了。

事實上，2008年當年的國際大氣候和島內小氣候就已經有巨變。

國際大氣候的巨變是新保守主義在美國的失勢和美國金融危機。島內小氣候的巨變就是馬英九上臺實施緩和路線。

在2008年以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分裂的現實威脅已經是極低了（馬英九反正也不走分裂路線）。當然蔡英文上臺的時候還需要再研判一下形勢，但彼時中國的反分裂威懾能力比起八年前又有很大提升。

事實證明，即便蔡英文上臺，她也根本做不了什么。

因此，從2008年以后一直到現在，不管主觀上執行者是怎么想的，客觀上執行的效果相當于將以臺灣為棋子進行對美博弈作為首要目標。

不然呢？首要目標還能是什么？

反分裂幾乎不需要大陸專門做什么，只要政治上不改口和實力不斷膨脹就行了。

這個階段既不愿意主動用武力統一，在和平條件下又遠沒有到臺灣民意由獨轉統的臨界點， 故而如果以實現統一為首要目標則缺乏工作抓手。

至于以國家安全或者獲取經濟好處作為對臺工作首要目標，那也未免太高看臺灣了。

這個階段內，以臺灣為棋子和美國博弈的這一目標的首要性不需要由決策者刻意規劃推動， 歷史進程會自然把大家帶到這一步。

事實上，這兩年美國在臺海的焦慮其實就是這么來的。

就算沒有大陸軍機繞臺這類的活動，難道美國的巨大焦慮就能消除嗎？

還是那句話，只要政治上不改口和相對實力在接近美國之時依然不斷膨脹，大陸幾乎不需要專門做什么就事實上實現了用臺灣牽制美國，并置美國于戰略性的兩難。

更何況，我們還可以用不斷亮肌肉以及與南海的巨大突破相互配合的方式，加大對美壓力。

美國海空軍近些年拼命在臺海南海維持存在感，代價很大，但既不能挑起某些美國國內派別想挑起的臺海大事，也不能在對華談判中獲得某些人幻想的籌碼，還不能阻止東亞東南亞經濟大局繼續邁向以大陸為中心。

這就叫躺贏，這就是善戰者無赫赫之功，這是前人的審時度勢有所作為和戰略定力綜合作用的結果。

眼下的對臺工作，實際上已經進入可以“靜待天時”的境界。

最近幾年，甚至連對臺政治工作都已經簡單化了，基本上不需要搞什么重大的政治統戰工作了。

國民黨從馬英九后期開始統戰價值斷崖式下墜，而對民進黨搞大統戰的時機尚未到來（要等到后蔡英文時代可能出現的民進黨派系大分裂）。

蔡英文時代的實踐也表明，即使沒有像樣的政治統戰，反分裂的任務也可以輕易完成。

在政治統戰工作重要性暫時銳減的情況下，經濟工作可以比較放得開的在商言商了。

這幾年臺灣對大陸逆差高的事情建議大家也從在商言商的角度看好了，既不要悲觀于“惠”得太狠（實在想不通可以看看美國通過逆差“惠”大陸的數字），也不要沉醉于這是對臺灣下大棋的政治安排（已經沒有必要為了統戰而讓利了，雖然不排除局部上有政策慣性）。

眼下我們還處在這個階段，在短期內多半也依然會處在這個階段，直到國際大氣候再次大變，這就是上文所說之“天時”。

最后，結合歷史回顧，再說一下對實現統一之目標的看法。

實現統一和反分裂是差別極大的兩個目標，后者已經基本完成。

上面的回顧認為，除了1949-1950年之外，在其他時間段，其他目標（而非實現統一）占據了首要的位置。當然，第二階段到第九階段也客觀上無法把實現統一作為首要目標。

事實上，在政治大義上可以講實現統一是首要目標， 但具體的工作安排沒有辦法圍繞實現不了的目標來合理展開。

第十階段開始逐漸有機會了，但要配合抓住我國戰略機遇期加快發展的大局，所以還是要等。

難道就不想統一了嗎？

不是的。

最靠譜的判斷是，如果毛鄧以來（不限于臺灣問題）的若干偉大博弈傳統被有效傳承了，那應該還是有所作為和戰略定力雙管齊下，將統一的實現作為對美國進行世紀馬拉松博弈取得勝利的“戰利品”而輕松拿下。

這個“輕松”可能是輕松和統，也可能是輕松武統，這個“輕松”不僅是過程實施的輕松，也應該是下戰略決心時的輕松。

大爭之世，不急一時。等待天時，等待良機，我們才能以最少代價收獲歷史的果實。

我們有資格有耐心，畢竟天平早已向我們傾斜，否則他們又何須急得頻頻跳腳拱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