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尹國明
來源微信公眾號：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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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沖突為什么很難避免？）

一

美國在全世界有三個重要的安全機制：在歐洲的安全框架是北約；中東安全框架是美元的石油結算機制的基礎；亞太安全框架是以美日同盟關系為基礎。

美國的全球霸權就建立在這三個安全框架之上。布熱津的“大棋局”，也是圍繞這三個安全框架進行謀篇。

美國的亞太安全機制，形成于冷戰，以前主要是用來對付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的擴張。冷戰結束了，蘇聯沒了，遏制中國就成為亞太安全框架最重要的目標。

而且，隨著中國的強勢崛起，亞太安全框架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本質就是把亞太安全框架置于更重要的位置，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美國要把軍力的60%部署到亞太：

2012年美國防長帕內塔提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提出美國將在2020年前將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2013年，美國新任防長哈格爾又宣布將增加亞太地區地面部隊的部署，同時將美國空軍60%的海外力量部署到亞太。

現在美國正在極力把亞太安全框架升級為“印太框架”，核心還是亞太安全框架，并且更加凸顯亞太安全框架在世界格局變化中的重要性。

日本本來就是美國亞太安全框架的主要戰略支點。一方面亞太安全框架越來越重要，一方面美國需要日本在該框架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日本被美國賦予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就是日本外交特別活躍的外部因素。美國可以直接出面的，需要日本更多捧場。美國不適合直接出面的，可以交給日本。

日本是中國遏制東方大國最重要的幫手。現在美國正在按這個定位打造日本。既然美國越來越需要日本，美國就不得不向日本讓渡一些曾被閹割的國家主權權力，至少要給日本這樣的期待和想象；甚至在美國遇到極端不利的情況下，日本還有可能被美國進行核武裝。

日本作為受美國嚴密控制的國家，自然會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日本政府的利益排序表面上看應該是這樣的：美國重大利益大于日本安全利益，日本安全利益大于日本經濟利益。

美國利益置于本國利益之上，這是所有未取得完全獨立地位的國家共同的命運，即使不想這么做，也要不得不這么做。做美國的朋友，更要有做“耗材”的覺悟。

日本當年在美國威逼之下簽下“廣場協議”，發展的動力遭遇遏制，但并沒有見到日本有積極的反抗。日本的發展邊界至今都沒有超出美國允許的范圍之內。日本要做的，就是如何表現得更為恭順和配合，換取美國更大信任，以擴大美國允許日本活動的范圍。這種非同尋常的背后也藏有日本非同尋常的隱忍。

同時，日本也“巧妙”地把日本的訴求融入到對美國的配合之中，實現正常國家地位，尋求政治軍事大國地位，作為日本外交的兩大重點目標，在美國實力依然很強的情況下，日本并不想通過反抗美國的方式來實現，而是通過積極的配合行為，獲取美國更多的信任，借助國際局勢的變化，尋找機會。

現在，日本認為這個機會已經來了。日本政府4月下旬發布《外交藍皮書》，開篇部分就明確了日本對國際局勢的最新判斷：“美國從以壓倒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在國際形勢上支持世界穩定與繁榮的時代。這個世界進入了‘美中競爭和國家間競爭’的時代。”

正是出于對時代趨勢的認識，日本要在其認為的“美中競爭和國家間競爭”時代，充分借助美國的力量，尋找機會實現期待和謀劃了70年的國家正常化和政治大國地位。

美國這幾年針對中國組織了很多小圈子，日本并不是一味被動地加入，也在主動地借助美國力量進行謀劃。

日本主動提出針對中國的戰略，當然也有“一石二鳥”的目的：既通過美國遏制中國，又通過中國消耗美國。無論是亞太安全框架，還是印太安全機制，日本在配合美國，日本也在利用美國，促成中美相爭，實現日本得利。

日本想實現國家正常化和政治大國地位的目標，中美哪個國家的力量太強，都不是日本想看到的。中美之間的力量互耗越嚴重，日本的地位就越重要，美國就不得不向日本交付更多的利益，日本成為正常的國家希望就越大。

配合美國只是日本的手段，但并不是目的。這樣的表現才符合《菊與刀》對日本國民性的刻畫：他們性格溫順，卻又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制；他們忠誠寬厚，卻又心存叛逆，滿腹怨恨。

在中美實力出現逆轉之前，日本會繼續選擇站在美國一邊。這符合日本恃強的本性。

二

還有一個原因也很重要，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又把自身定位為海洋國家，選擇站在海洋國家陣營，尋求對大陸國家的遏制。

日本作為一個島國，與英國有同樣的島國心理，并不認同共謀發展的“亞洲共識”，本質是內心并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陸權國家出現，更不希望亞洲大陸國家實現經濟一體化。日本學習英國在亞洲推行“大陸均勢政策”、扮演亞洲的“離岸平衡手”角色，在中國還未實現民族復興之前，這是日本必然的選擇。但亞洲畢竟不同于歐洲，歐洲不存在超大塊頭的國家，在亞洲搞“離岸平衡”的難度只有在中國還未強大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日本為此執行“遠交近攻”策略。同時日本深知自身能力的不足，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熱衷于建立各種不同的小圈子。2006年由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自由與繁榮之弧”，提出把歐亞大陸外圍定義為“自由與繁榮之弧”，要以日美歐共享的“普遍價值”，聯合亞歐大陸的外圍國家，針對目標國家、形成“自由與繁榮之弧”。

同理，2013年，日本呼吁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的夏威夷共同組成“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和2016年日本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也都是出于同樣的目的。

在地緣策略上，日本深受馬漢“海權論”以及斯皮克曼“邊緣地帶”學說的影響，宣稱“從地理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日本是個海洋國家”，要聯合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國家一起圍堵亞洲大陸的心臟地帶國家。日本的排他性“海權論”主張日本的國家對外戰略優先課題是對付來自“大陸國家”的威脅，中國首當其沖。

三

雖然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與前兩次日本賭國運已經大不一樣，但有一點卻是相似的，日本現在同樣面對著深刻的內部危機。

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很快就面對國內資源匱乏、市場狹小的資本主義難題。1890年，紡織業就出現生產過剩危機。根據《日本帝國主義史》（第1卷，P74），“覬覦朝鮮和中國市場的紡織資本與其他一部分產業資本，以及與這些產業資本相關聯的商業資本，都一致希望擴展政治力量對付中國，甚至希望根據情況采取軍事壓力。之后，越來越強烈要求天皇勢力發動軍事行動。”日本投入國家財政收入的60%發展海軍、陸軍，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這就是甲午戰爭爆發前的日本危機。

1933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資本主義進入“大蕭條”時代，日本也被卷入到危機當中，經濟瀕臨崩潰，國內矛盾尖銳，對外發動戰爭就成為日本擺脫經濟危機和轉移內部矛盾的主要辦法。而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民國高速發展的“十年黃金時期”，日本為了解決國內危機，同時也不想坐視中國發展壯大，發動了第二次“國運相賭”的戰爭，全面侵華戰爭開始。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而軍事又是政治的延伸。日本國內遇到嚴重危機時，日本都選擇了通過戰爭暴力手段奪取外部資源、開拓外部市場，緩和國內危機，轉嫁國內矛盾。

現在的日本沒有當年針對中國的國力優勢，但日本國內的經濟問題嚴重程度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加重。從上個世紀90年代算起，日本已經失去了“三十年”，但就日本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看，現在依然不是日本“失去”的終點。日本經濟遇到了很大麻煩。

其中，最大的麻煩是日本的經濟總量變化不大，但日本的制造業實力距離顛覆時期下降嚴重。

日本作為一個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經濟地位主要依賴日本的制造業實力。目前，雖然日本還在一些行業領域還保持著很強的競爭力優勢，但隨著中韓的制造業競爭力不斷增強，日本保持領先的行業越來越少，是不爭的事實。從整體看，日本制造業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盛極而衰，經過三十年，日本從電視、通信、計算機、手機等產業細分領域全面敗退。NEC、索尼、東芝、松下、夏普這些耳熟能詳的制造業終端品牌的衰落，標志著日本制造業黃金時代的終結。雖然現在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的制造業強國，但優勢產業已經大幅收窄，目前前幾行業是汽車業、機器人、機床、半導體材料與設備，而且日本的制造業更多向產業鏈的中上游退守。

一個國家強大的制造業理想狀態是不會放棄下游的終端品牌的。擁有強大的終端品牌，不但會影響著供應鏈，而且直面消費者需求，可以更快地對需求變化作出反應。終端品牌的衰落，早晚會影響到產業鏈中上游的優勢。

而且，日本制造業近年來爆出的丑聞不斷。日本三菱公司“燃效門”造假，對燃效數據進行篡改，竟然涉及1991年以來銷售的所有車型。日本高田公司生產的汽車安全氣囊存在重大安全隱患，也是隱瞞長達二十年。神戶制鋼所篡改質檢相關證明，偽造了強度和尺寸等數據。日本三菱電機質檢造假......日本制造業造假行為已經不是局限于個別企業，不是個別現象，原來賦予日本制造業的光環，就這樣一個接著一個破滅了。

日本經濟面向未來的新技術新產業新經濟，手中的牌不多。雖然在機器人等局部領域也有領先優勢，但已經失去整體上的主動權。日本在新一代通訊標準與技術，互聯網、信息化等關系到未來新技術革命和新產業革命的領域整體上只能用“乏善可陳”進行概括。

從新經濟領域看，日本已經掉隊，看不到未來。從傳統產業看，日本的競爭力在下降，維持現狀都難以做到。再看看旁邊，中國已經成長為經濟的大象，經濟面對中國的規模優勢早就沒有了，技術優勢卻在快速衰減。

日本現在最大的產業汽車制造，前景也不樂觀。很多國家已經確定了傳統燃油車的退市時間，未來是新能源汽車的世界。日本的優勢集中在傳統燃油車，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中美處于第一陣營，而且中國已經形成最完整的產業鏈，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銷量占到世界一半。如果在新能源汽車時代，日本失去汽車制造業的優勢，日經濟將受到重大的打擊。

經歷過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經濟的問題傳導并集中表現在金融領域。

最近日元貶值嚴重，固然有日本央行在美元升值周期繼續采取寬松貨幣政策的原因，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日本經濟實力下降在貨幣匯率上的體現。這個實力下降突出表現在，日元的匯率下降了30%還多，卻沒有帶來出口超高速的增長，而且進出口逆差更大了。日元大貶值情況下，日本已經連續10個月維持外貿逆差，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制造業能力的下降程度有多么嚴重。

而且，這樣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日元匯率貶值，連創24年來的新低，意味著日本進口的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大幅提高，考慮到以美元計價的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大幅漲價，再加上日元貶值30%以上，日本國內制造業的成本大幅提高，以日元計價的進口石油價格甚至增長300%以上。這對日本制造業成本形成巨大的壓力，減少日本企業的利潤，降低研發投入，影響到未來的技術和產品競爭力。

日本放任日元貶值，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日本是世界上負債最嚴重的發達國家之一，2020年，日本的負債率達到267%，是美國負債率130%的兩倍。日本一年的財政收入才有60萬億日元，支出卻高達110萬億日元，可見赤字有多大。日本國債規模1200多萬億日元，升息1%，利息就是12萬億日元。升息5%，日本的財政收入除了支付利息就不能干別的了。日本央行把控制日元收益率曲線放在最優先位置，只能靠開動印鈔機，購買市場拋售的國債，維持收益率保持在零左右。這樣日本與美國的利差就越大，日元就越貶值。日元貶值如果不能改變經常項目的逆差，日元會繼續貶值。貶值多了，日元維持多年的國際避險貨幣地位就動搖了。

從制造業到金融，目前沒有看到日本找到辦法走出老齡化少子化社會狀態下的問題和危機。依靠印鈔機維持社會運轉，早晚有信用透支完畢，系統崩潰的那一天。未來隨著中國的產業化升級，日本的產品競爭力會進一步下降，日本越來越依靠印鈔機，就會越來越快的走向崩潰。

雖然日本沒有和美國一樣高通脹，日本和美國都得了同樣的病，制造業能力下降帶來絕對實力下降，又要面對著東方大國的實力上升帶來的相對實力衰減。

日本和美國一樣，沒有從自身尋找問題的根源，而是把問題歸責于外部原因，認為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和產業升級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因此，也把解決問題的出路寄希望于遏制他們認為的對手。美國認為要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就要遏制最強的戰略競爭對手。日本為找回失去的三十年，要在世界上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就需要遏制亞洲最重要的對手的發展。在目標選擇上，美日實現了重合。在遏制中國這個問題上，日本甚至比美國還要積極，日本對中國再次崛起的容忍度甚至比美國還要低。

四

日本可以接受美國強大，但接受不了中國強大，這種心理還有歷史因素。在甲午戰爭中國敗給日本開始，日本就瞧不起昔日的“中央帝國”。抗日戰爭雖然中國也是戰爭國，但日本并不認為它敗給了中國。即便是中國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讓美歐列強都不得不接受中國在軍事和政治上站起來了，日本政治主流對中國的輕視依然存在。

一直到中國真正強大到讓日本心悅誠服，讓日本人跟接受美國的強大一樣之前，日本人都接受不了、容忍不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當中國還不夠強大時，日本會把中國的強大視為對日本的威脅。只有當中國足夠強大時，日本才會認為中國的強大是理所當然。在此之前，日本不想放棄機會，他們要借助美國以及整個美西方的力量，給中國的發展制造障礙。

日本在近現代史上，兩次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固然有中國國力衰弱的問題，但都是在中國沒有對來自日本的威脅給予足夠重視的情況下發生的，主觀上存在的輕視和僥幸心理，是更為重要的原因。

日本現在有沒有第三次打斷我國發展進程的想法？這已經不是個問題，只要我們麻痹大意，只要給他足夠的機會。

為了更大利益，日本會敢于冒險。這個國家歷史上就有賭國運的傳統。

無論是從歷史的經驗，還是根據現實的狀況，我們都不能低估日本，否則會帶來嚴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