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01

眾所周知，自從秦始皇以來，中國就是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國家。

但大一統和中央集權都是概念性的東西，要支撐起這樣的頂層建筑，必須有一些配套措施，而這些配套措施主要有四種：

地理方面的統一和集權、意識形態方面的統一和集權、經濟方面的統一和集權、地方人才向中央流通的渠道。

因為要保證地理上的統一集權，大氣候上便有了百代皆行秦政法，郡縣制在海內鋪開，中央任免地方官吏、郡縣無條件服從中央。

而在小氣候上便要削藩，漢朝的推恩令、明朝的殺功臣廢藩王、我國的五馬進京都是此例。

因為要保證意識形態上的統一集權，便有了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南宋的理學和八股文，把意識形態的解釋權牢牢掌握在中央的手里。

現在則是黨組織才有馬列主義的解釋權，體制外的野狐禪們根本不能插手。

因為要保證地方人才向中央流通，便有了漢朝的舉孝廉、魏晉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確立了科舉制。

那些地方上的人才，都能通過讀書考試進入中央，然后經中央分配到各個崗位任職，至此中國的頂尖人才幾乎都向中央匯聚。唐太宗李世民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就很能說明問題。

現在的科舉制，已經演變成考公了。

這三個配套措施，基本上成為中國人的共識，即便遇到軍閥割據的亂世，中國始終是向統一和集權方向走的。

可唯獨經濟方面的統一集權，兩千年來始終沒有形成共識，那些執政者們一直在糾結，到底用哪種方式完成經濟方面的統一集權。

可以說，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主線就是經濟方面的矛盾。

02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種經濟模式。

首先出現的是商鞅版本。

商鞅變法的核心是耕戰，也就是把主要經濟活動放到農業里，然后用戰爭輸出。

至于販運、開店等商業經營活動，不是不允許做，而是用連坐、實名、重稅等政治手段極力打壓，盡量把商業活動維持在最低限度，日子能過得去就行。

商鞅版本的經濟模式就是消滅大部分、控制小部分。

其次出現的是漢初自由經濟模式。

劉邦建立漢朝以后，“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并且農業上保持低稅率，休養生息。

簡而言之，漢初的經濟政策就是有水快流、大干快上，只要有利可圖的項目，漢朝人民都可以做，中央基本不管，甚至連皇家園林都放開管制，給人民去開發了。

在寬松的自由經濟下，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起來，富商大賈遍地都是，卓文君家族以冶鐵致富，漢文帝的男寵鄧通以煉銅鑄錢致富，“潘驢鄧小閑”的鄧說的就是此人。

而漢朝也進入“文景之治”的輝煌歲月。

最后出現的是漢武帝的國企壟斷模式。

漢武帝討伐匈奴要巨額資金，便把利潤極高的鹽鐵行業收歸中央，建立起國企壟斷經營，直接控制了生產制造、銷售渠道和定價權。

漢武帝和桑弘羊還推出平準均輸法，均輸是中央進行統購統銷，平準是中央控制各地物資平衡物價。

如果說漢初是民間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那么平準均輸法就是中央直接下場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兩者的區別在于，民間統一大市場的利潤歸民，中央統一大市場的利潤歸國。

而為了得到全部的利潤，漢武帝又必須徹底清理民間商人。

算緡令向民間商人征收10%的財產稅，告緡令是鼓勵檢舉揭發，誰要是舉報不交財產稅的商人，可以得到其一半的財產。

經過漢武帝的清理，漢朝“中產之家皆破”，也就是把利潤渠道全部收歸中央，民間基本上均貧富。

這些內容以前寫古代史的時候都說過，這里就不詳細說了。

03

那這三種經濟模式，各有什么弊端呢？

秦國用商鞅版本的經濟模式，確實實現了經濟方面的中央集權，但商鞅版本屬于戰時經濟，有效歸有效，代價就是沒統一的時候秦國人民生活枯燥，統一以后又找不到火力輸出目標。

所以競爭激烈的戰國亂世過去以后，商鞅版本的經濟模式就顯得不合時宜，后來的王朝再也沒有重新啟用過。

漢初的自由經濟模式，雖然搞活了市場經濟，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弊端就是自由經濟的模式，和中央集權的頂層建筑完全不匹配。

因為大一統要在經濟方面統一，中央集權也要在經濟方面集權，而在自由經濟的狀態下，經濟利益必然掌握在地方豪商的手里，經濟權力極度下移。

比如吳王劉濞在國內煮鹽、冶鐵、鑄錢，號稱富甲海內，可以暴兵50萬，只要劉濞不想聽中央的號令，就可以和中央分庭抗禮。

那些沒有官方身份的商人，手下也有數千乃至數萬的工匠，在軍事技術不發達的年代，這些人穿上盔甲就是戰士，可以和地方政府分庭抗禮。

司馬遷稱這些地方商人為“素封”，即沒有爵位封地的權貴，這個稱呼和孔子的“素王”是同樣的性質。

這種事實上的諸侯割據，本質上是把漢朝地方經濟碎片化，那么中央集權也就無從談起。

而漢武帝的國企壟斷模式，無差別橫掃了地方豪商，徹底完成“利歸中央”的中央集權大業，但弊端就是利益收歸中央的同時，腐敗也跟著利益回到中央，形成漢朝版的官僚權貴經濟。

因為利在哪，爭奪就在哪。

以前利在地方的時候，地方上腐敗滋生豪強橫行，中央相對比較清廉，當利歸中央的時候，地方出現一片朗朗乾坤，中央層面卻出現激烈的爭奪。

比如執行算緡和告緡的官員，原本窮的叮當響，三年后便積攢了千萬家財，成了漢朝有數的富豪，還不會出現在富豪排行榜上。

比如漢武帝的國庫原本都空了，經過一番整頓，上林苑里堆滿了財物，放都放不下。

在沒有技術爆炸的時候，經濟總量是有限的，不在民即在官，不在朝即在野。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焦點便是什么樣的經濟模式和政策，能獲得利益最大化，進行最大限度的財富轉移。

04

兩千多年來，中國在經濟方面的統一集權，始終沒能形成共識，歷朝歷代都在自由經濟和國企壟斷之間搖擺。

每當民間窮困的時候，中央就將經濟權力下放地方，借助自由市場的力量繁榮國家經濟，為了達到目的，寧愿承受官吏腐敗、豪強崛起、地方政府坐大的代價。

在這個時期，腐敗可以是搞活經濟的潤滑劑。

到了國家經濟繁榮以后，在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的頂層建筑支配下，中央便沒有經濟權力下放的必要，而且地方政府坐大和官吏腐敗，又給了中央充足的理由來收回經濟權力。

于是便開始新一輪的國企壟斷改革。

漢唐宋明清，無一能逃脫這個“放權收權”的循環，可以說，如何實現經濟方面的統一集權始終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中央和地方矛盾始終解決不了的根源。

原本按照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的頂層設計，新中國配套的經濟制度就是全民公有制，和前三十年一樣把，所有經濟資源都收歸中央支配，一聲令下萬里奉行。

但就像我們之前說的，前三十年的全民公有制是公權力達成的，于是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均貧富的同時，體制內外的人又在權力層面出現不公平，而在體制內也有嚴格的等級劃分。

也幸虧是教員治國嚴厲，那代人的覺悟也很高，要不然的話，很難說沒有三年成富豪卻不上排行榜的人出現。

即便如此，體制內的利益集團也是有的。

到了改革開放以后，為了搞活國民經濟，經濟權力逐漸下放到地方，用市場經濟的力量消解了體制內的利益集團，代價就是體制內外的新既得利益者合流，消解了經濟方面的大一統和中央集權。

后來中央發現不對勁，便以分稅制改革為起點，開始了漫長的收權。這個過程的沖鋒號是反腐敗，收尾工作是反壟斷。

到現在收權基本完成，而漢朝出現過的結果，也在慢慢顯露出來。

那為什么地理、意識形態、人才流動的統一集權可以確定下來，唯獨經濟方面的統一集權始終在搖擺呢？

我覺得是原因在于地理是固定的，意識形態是可以長時間影響并馴化的，人才流動渠道是依附于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總結起來就是，這三項都是有確定性的。

而經濟的關鍵是供需，供需的衡量標準是人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需求，可能你前幾年想要的是房子車子，今年能有兩袋大米就滿足了，這就是人心影響了供需。

所以經濟方面的統一集權，面對著人心的不確定性。

既然人心不確定，那制度也就不可能確定，于是中國兩千年來都不能建立經濟的統一集權，一直在左右搖擺。

那么中國的央地矛盾也會一直博弈下去。

不過和以前不同的是，漢朝的自由經濟沒有海外聯系，漢武帝滅了也就滅了，但現在美國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也是全世界所有自由經濟支持者的后路，導致國內的自由經濟支持者和豪商，往往和美國深度聯系在一起。

所以中國以經濟制度為核心的傳統央地矛盾，又增加了國際矛盾的因素，局面更加復雜，處理起來更加棘手。

歷史上遇到類似的問題，明清的解決辦法是躺平不解決了，自我退回小農社會，畫一條線和外界進行有限交流，保證中國的所謂純粹性。

而我們現在是無路可退，問題再復雜，也得想辦法解決。

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代表了自由經濟的歷史終結論，蘇聯代表了計劃經濟的歷史終結論，中國代表了混合經濟的歷史終結論。

未來的路，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