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irman Rabbit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關于COVID-19疫情問題，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寫東西。

現在，在北上廣深與朋友見面，每每會討論的一個問題是：“現在的疫情防控政策，什么時候會調整放開？”

說說我的一些判斷。

1)疫情政策的發展，與在特定時間點發生的政治活動或事件并沒有必然的關系——比如大多人所關心的黨代會和兩會。原因是：這個決策本質上還是一個圍繞公共衛生問題的決策，首先依賴的是公共衛生專家的專業考慮與判斷。政治考量是不能逾越或凌駕專業判斷的。當然：

1. 在公共衛生問題上，政治考量也很重要，幫助提供必要的輸入，使得決策過程中將經濟、社會、民生影響充分納入

2. 另外要看到，疫情防控政策是一定會有高度的延續性的，政策延續性的效應、影響會遠遠高于換屆或人事更替的效應。在這種重大公共政策問題上，政策的一貫性、延續性、持續性、穩定性、長期性是最重要的

2)在北京的朋友比較關注進返京、彈窗管理問題。作者以為，北京的彈窗管理是有一定的靈活調整的可能性的，肯定會受制于特定政治事件的影響。首都所公開宣示的政策也已明確說明，要考慮首都實際情況，“適度從嚴”。要理解的是：北京是這個14億人口大國的政治心臟。國家中樞機構因疫情問題出現停擺的代價是不可估量的，所以首都必定會從嚴。這肯定會影響在京人員，也會影響赴京辦事人員。我們只能期望治理依據現實情況，適時動態調整政策。

3)疫苗接種問題：《第九版防治方案》主要是建立在核酸檢測、動態清零基礎上的方案，但對推進疫苗接種的舉措還是不夠的。就這個問題，作者的看法是：

1. 疫苗接種率是一個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最直觀的量化指標，如果疫苗接種率上不去，那就不具備討論“放開”的任何前提

2. 根據官方披露，今年3月數據顯示，我國還有5,200萬60歲以上的老年人沒有完成全程接種，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80歲以上的老年人。香港有700多萬人口，老人的疫苗接種比例也很低，“放開”后立即導致近萬人死亡。以中國目前的接種情況，一旦“放開”，必然對高危群體產生巨大的健康安全沖擊，同時擠兌醫療資源

3. 如果當下我們沒有觀察到周邊出現了大規模的、全面的、系統的、積極的推進疫苗接種比例的舉措，那么放開也是缺乏前提的

4. 此外，針對這個問題，還需指出，中國雖有舉國體制，大政府家長主義，但恰恰缺乏推動強制接種疫苗的社會基礎及政治動力。一旦談及強制或半強制推行疫苗接種，就會導致巨大的反制。所以，疫苗接種面臨瓶頸障礙；疫苗接種率提不上去，也無從談及進一步調整防控政策

4)城鄉差距及農村醫療資源落后問題：城市居民及“經營”占據互聯網輿論平臺，能夠影響和主導關于疫情防控的話語。但疫情的高危群體是農村，因為這里的醫療基礎設施和資源遠遠落后于城市，而且農村的老齡化人口也遠遠高于城市（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鄉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別為23.81%、17.72%，比城鎮分別高出7.99百分點及6.61個百分點）。一旦疫情爆發，農村醫療資源匱乏的問題將變得極為嚴重，使得這些區域遭受巨大打擊。前些天，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了一篇公眾號，《面對疫情，躺平沒有出路》，列示了以下的數據：

“記者查閱《2021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1年安徽省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壽縣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發現：2021年末，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床位944.8萬張，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6.70張；安徽省醫療衛生機構床位41.1萬張，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為6.72張；壽縣常住人口83.78萬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4599張，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為5.48張。

由此可見，安徽壽縣醫療衛生機構人均床位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8.2%。如果將統計情況聚焦到農村，醫療資源只會更緊張。以安徽省為例，2021年每千農村人口鄉鎮衛生院床位數僅2.85張。試想，倘若放任疫情蔓延，基層醫療資源遭到擠兌，生產生活停擺，進而勢必會危害國家糧食安全。”

如果“放開”、“共存”，中國的一線城市和高能級二線城市大概可以勉強應付一下，但鄉村將面臨重大打擊。這里將是醫療資源擠兌最為嚴重、大概率面臨全線崩潰的地方。

5)近期其他發達國家的情勢：日本、德國、美國、英國等國的疫情發展態勢——特別是疫情對公共資源的占用及擠兌情況，以及COVID-19后遺癥的情況，肯定會讓我們的決策者認為，絕對不能貿然放開、還好堅持了之前的政策。

6)關于世衛組織(WHO):會不會修改對COVID-19“大流行病”（pandemic）的定義呢？對中國有什么影響？

1. WHO并沒有宣布“大流行”結束， 負責對此進行評定的專家委員會也許會有分歧和討論，但肯定是支持維持“大流行”的判定的；

2. 中國肯定在這個決策流程之內，不會脫離這個流程；

3. WHO調整定義一定會是我們調整防疫政策的前提；

4. 如果WHO調整了定義，我們會不會陷入被動？其實也并沒有什么被動之說，我國政府首要是考慮中國的現實國情，沒有必要充當先鋒，但是可以容忍一定的“滯后”。

7)不少人認為疫情防控政策會影響經濟。但決策者考慮的肯定不只是現行政策對經濟造成的折損，而是“放開”、“共存”后所導致的經濟代價，以及社會、公共衛生代價及所對應的政治風險。如果這個事情非常的簡單，如一些人所認為的，“放開”的收益明顯大于成本，經濟形勢是欣欣向榮，人民的健康安全絲毫無礙，政治氣象也一片大好——如果有這么好的結果，那決策者早就選擇“放開”了。當下選擇不放開，肯定是經過慎重分析后，認為代價遠遠大于收益，還不能“放開”。對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相信：

1. 決策者和全體國民（但非個別國民）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如果“放開”的收益大于代價，就會選擇放開；而如果“放開”的代價大于收益，就會繼續延續當前的政策

2. 決策者一定掌握比我們更多的信息。所以不要認為自己比決策者更聰明

8)中國當下的疫情防控有沒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肯定是有進一步優化空間的，但這個優化只可能是以科技和治理手段改善目前的“動態清零”，尋求更好地平衡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代價，但不會是取消“動態清零”

9)公共衛生決策的形成過程問題：決策是需要時間的，廣泛收集信息，深入論證，形成決策。目前第九版防治方案是今年六月末出臺的，迄今剛剛兩個多月，再改進、迭代肯定是需要時間的。十四億人口大國無小事。防疫模式的發展不可能很快，一定是循序穩步推進。所以要對決策時間有現實預期

10)疫情經過近三年，大部分人都已經很疲憊。如何提升群眾對現行防疫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呢？其實本質還是一個宣傳問題：領導人需要積極宣講，發出聲音。要適時出來講，可能不能單靠官方媒體發表書面文章了：

1. 我們防疫政策內核是什么；

2. 我們為什么要堅持現在的防疫政策，我們為什么與其他國家不同；

3. 一方面要承認防疫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感謝國民的付出，一方面要說明如果不堅持現有的防疫政策，后果會有多嚴重；

4. 我們的防疫政策將如何發展演變；決策者的考量因素是什么；一年、兩年甚至更長時間以后，我們的防疫政策會是什么樣的；

5. 對人民群眾的付出表示感謝，激勵民眾繼續配合現有的防疫政策；

最后，總體而言，作者以為“放開”是沒有現實基礎的，現在：

一、不用去嘗試猜測甚至“博弈”防疫政策的“放開”；

二、要更好地理解中國現行防疫政策的邏輯；

三、如果有時間，不妨提出有建設性的優化建議。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