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

今年勝利日前夕，我們前往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采訪，無意中看到一則史實：日本投降前后，中國共產黨曾秘密籌建“地下軍”，組織工人武裝起義，以配合新四軍解放、接管上海。

這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圖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國民黨利用漢奸力量臨時管理上海，直到9月上旬，美國運輸機把大批國民黨部隊運到上海，才開始正式接管這座城市。

經多方采訪，我們試圖還原歷史的另一面。

在上海遠郊奉賢區北宋村的一條公路邊，一座抗日烈士紀念碑下擺放著參觀者送來的鮮花，它紀念著上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抗日游擊隊在這里的英勇戰斗。

2022年8月26日，位于上海市奉賢區的抗戰時期北宋戰斗烈士紀念碑。圖｜新華社記者潘旭 攝

1941年至1945年，游擊隊在奉賢與日偽軍作戰20余次，擊斃、打傷、俘虜、策反日偽軍共400余人。游擊隊近30人光榮犧牲。

“暑假期間，學生來得比較多，都來學習鄉親們在最艱難時期的奮勇反抗。”62歲的紀念碑管理員康福興是土生土長的北宋村人，他指著西北方向說，黃浦江以東最大的抗日游擊戰——北宋村突圍戰就是在不遠處的村子里打的，自己家的老宅留有當時的彈孔。

“包括北宋村突圍戰在內的上海郊區的抗日武裝斗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上海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革命斗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大都市城郊廣泛開展反抗外來侵略斗爭的成功典范。”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韓洪泉說。

將時間的指針撥回到85年前。

“八一三”淞滬會戰持續3個月后，1937年11月12日，被譽為遠東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淪陷了。

根據上海市委黨史辦1984年10月刊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上海黨史大事記》（1937-1945），淪陷后的11月19日，中共上海黨組織作出《關于上海陷落后上海黨的任務的決議》。

決議提出：“在今后新的環境下，上海黨的基本方針應該是繼續鞏固和發揚群眾抗日斗爭情緒，發動與組織群眾的反日斗爭，一直到反日的游擊活動。”

彼時，上海黨組織力量孱弱。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堅守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在王明“左”傾錯誤影響、顧順章叛變和國民黨的殘酷打壓下，幾乎毀損殆盡。

根據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王堯山在1981年所作的《抗日戰爭時期上海地區開展武裝斗爭情況的回憶》，“到一九三七年冬，上海地下黨經中央批準正式成立了江蘇省委，直接領導上海、江蘇和滬杭線這一帶地區地下黨的工作。……但當時上海黨員很少，各縣各鄉幾乎找不到一個黨員，江蘇省委針對這種情況采取了兩個措施：一個是動員黨員、積極分子回到自己的家鄉組織群眾，收集武器，發動群眾開展武裝斗爭。……另一個辦法是做難民工作。”

韓洪泉說，要知道彼時無論是黨組織的發展還是游擊隊壯大，都面臨著極端惡劣的外部環境，“八一三”后上海屬于淪陷區，是日偽嚴密統治的重心，日軍在上海以及周邊還留有相當的軍隊，1945年日本投降的時候，在上海受降的軍隊（包括上海周邊的軍隊）就有16萬人之多。此外，國民黨頑固派力量經常挑起摩擦。

位于嘉定區的外岡抗日游擊隊紀念館特意在館邊建造一片“百草園”，種植了芍藥等中藥材，以紀念游擊隊的發起者——中醫出身的呂炳奎。

2022年8月26日，上海市嘉定區外岡抗日游擊隊紀念館旁邊的“百草園”。圖｜新華社記者潘旭 攝

1938年2月，呂炳奎變賣家產、棄醫從戎，率領鄉親成立了民眾自衛隊，開辟了以外岡為中心的嘉定西鄉抗日游擊區。

根據呂炳奎生前的回憶：“地處嘉定西鄉的外岡區，經常遭到日、偽的下鄉掃蕩，又因為流氓、土頑武裝橫行，弄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民眾自衛隊組織打更放哨、進行冬防，形成了縱橫五六里范圍的一方塊相對安定的地區。”

此后，呂炳奎聽說中國共產黨是堅決抗日、真心救國的，就在暗中積極設法尋找共產黨，后與江蘇省委取得聯系。1938年10月，呂炳奎部隊開始在中共領導下抗日，外岡游擊隊進入了新階段，并于1939年打贏了日軍汽艇伏擊戰、八字橋戰斗等。外岡游擊隊后被改編為“江抗”（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是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領導的主力部隊之一）三路三支隊，呂炳奎任隊長。1939年7月，呂炳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呂炳奎的游擊隊和黨組織在互相尋找對方，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雙向奔赴，最終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抗日力量。”韓洪泉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上海嘉定、青浦、崇明、南匯、奉賢等郊縣的抗日武裝力量蓬勃地發展起來。

1940年春，汪偽南京政府上臺后，日偽調集重兵對上海郊縣的各游擊區進行大規模“掃蕩”行動，各游擊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1941年7月，汪偽政府又開始在長三角地區進行“清鄉”行動。

北宋抗日烈士紀念碑旁的陳列室里詳細描繪了上海的“清鄉”運動：奉賢、南匯和北橋三區被列為上海市第一“清鄉”地區，并在四周修筑167公里的竹籬笆封鎖線，對重要出入通道配置大檢問所，次要通道設小檢問所，對往來車輛、行人和物資實施檢查。同時，日偽從上海和當地抽調漢奸、特務為骨干，組成“清鄉”隊，恢復保甲制度，清查戶口、登記造冊、發放“良民證”。

2022年8月26日，上海市奉賢區外岡抗日游擊隊紀念館展示的日偽政府印發的良民證。圖｜新華社記者吳振東 攝

根據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名譽會長阮武昌撰寫的《新四軍反清鄉斗爭述略》：（日軍）日夜追蹤我軍，大批殘殺黨員和人民群眾，妄圖從肉體上消滅抗日力量；還廣泛開展宣傳活動，進行欺騙、拉攏，妄圖從思想上分化、瓦解抗日隊伍；再就是在經濟上實施嚴密封鎖，妄圖從物質上削弱反“清鄉”的力量。

1942年7月浙東區委成立后，直接領導了上海郊縣尤其是浦東地區的反“清鄉”斗爭，并派浦東地委軍事委員朱亞民堅持和發展抗日斗爭。1943年6月，這支隊伍已由最初的十來人發展到150余人，并正式改編為浙東三北游擊司令部浦東支隊。

1944年3月，浦東支隊在奉賢縣（現奉賢區）北宋村英勇抗擊1000多日偽軍的圍襲，分三路成功突圍。北宋村突圍戰是抗戰時期發生在浦江以東地區規模最大的一次游擊戰，歷時3小時之久，斃傷敵軍50余人，粉碎了日軍以重兵圍殲浦東支隊的企圖。

“槍刺兒實、槍刺兒亮，槍刺兒為何發亮光？一而刺、兩面防，游擊戰爭敵后方，游擊敵后方。前進刺，殺！前進刺，殺！殺！殺！”北宋抗日歷史陳列室內，抗日戰歌歌詞銳氣十足，仿佛讓人看到當年村里上陣殺敵的熱血男兒。

上海市嘉定區外岡抗日游擊隊紀念館展示的游擊隊曾使用過的武器。圖｜新華社記者吳振東 攝

1945年前后，黃浦江兩岸堅持斗爭的游擊武裝奉命整編為新四軍蘇浙軍區第二縱隊淞滬支隊。

“事實上新四軍成立后，黨中央就多次指示上海地下黨發揮大城市優勢，從人力、財力、物力各方面支援新四軍。”韓洪泉說，以“江抗”部隊東進為例，數月間上海愛國青年紛紛加入部隊，1939年9月西撤上海時已從最初的1000多人發展到5000多人。這支部隊后改編為新四軍第一師第一旅，而原游擊區又重建出新的游擊隊。

上海地下黨還向新四軍輸送了大量黨員、干部、工人、醫生以及印刷、軍工、印鈔等技術，大力支援敵后根據地建設，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貢獻。

新四軍淞滬支隊隊長朱亞民這個人，值得大寫特寫。

1943年，盤踞上海的日軍在浦東“清鄉”，到處張貼布點，懸賞十萬軍票要買“諸亞民”的首級。這個諸亞民，就是朱亞民。

朱亞民原名朱永林，老家在江蘇常州戚墅堰石家橋。1930年，14歲的朱亞民虛報了兩歲年齡，到上海中華書局印刷廠當學徒。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上海局勢日漸不穩，中華書局印刷廠在香港設立分廠，朱亞民去了香港，化名朱復參加工人運動，1938年3月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2月，朱亞民奉命從香港返回上海，潛入浦東開展游擊戰爭。由于“朱復”這個名字影響很大，黨組織讓他改為“諸亞民”，在游擊隊張貼的文告上，用的都是這個名字。結果，“諸亞民”又在浦東家喻戶曉，日軍又恨又怕，遂有10萬軍票懸賞一事，但他們都不知道朱亞民是個什么模樣的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和原來是干什么的。朱亞民曾親眼見到過懸賞布告，他表示上面的人像跟他還真有點像。

朱亞民首赴浦東，拿了張報紙作為接頭信號，在新閘路上海明星大戲院附近的一家書店與同志接上頭，然后走到13號碼頭（今江邊碼頭），上船過了黃浦江。上岸后他又改乘小火車，到浦東，再換乘小輪船駛往南匯大團鎮。大團鎮當時是日寇重要據點，他在離大團鎮七八里的中心橋上了岸，沿著田埂小路走進一座宅子——張朱家宅，這里正是部隊的駐地。而此處往北不遠，就駐扎著一支偽軍。可見當時浦東形勢之復雜。

浦東因地處黃浦江以東而得名，當時共有南匯、奉賢、川沙三縣，還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偏僻農村。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后，浦東成為日偽軍駐守上海的戰略防地，國民黨政府軍從上海撤退后，又以“別動隊”和后來的“忠義救國軍”名義活動在浦東。據朱亞民回憶，當時各種政治背景的、打著各種旗號的政治勢力和武裝團伙，也粉墨登場，出現了群雄割據、邪惡忠良、犬牙交錯的混亂局面。

浦東平原5000平方公里，雖然沒有崇山峻嶺，但河網密布、村莊稠密，而敵人兵力不足、駐防分散。這種地理環境，不適合大部隊活動，而適合小部隊靈活的游擊戰。朱亞民很快打開了局面，打鬼子、除漢奸、斗頑軍、滅土匪，深得浦東人心。

1942年8月，日偽開始對浦東進行大規模“清鄉”，為保存力量，朱亞民帶隊從海上撤離浦東。一個月后，他又率領11名隊員潛回浦東，12人全部攜帶短槍，在柘林涉水上岸，一夜狂奔，抵達目的地。很快，這12人發展成為一支上千人的獨立支隊――新四軍浙東縱隊淞滬支隊。

這12人中，7人犧牲、3人叛變，只有朱亞民和李阿全活到了新中國成立。

在殘酷的戰斗中，朱亞民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在蔡家橋鎮的一次殲滅偽軍的戰斗中，朱亞民一腳踢開大門，突然聽見里面有拉槍機的聲音，馬上把正在踏進去的腳收回來，身體閃向一旁，左手也隨之一擺，讓后面的同志躲避。他的手還沒縮回來，屋里一梭子子彈已打出來，射穿了他的手臂，鮮血直流，但當時高度緊張，他壓根沒意識到自己負傷。趁敵人一個點射的間隙，他朝屋里連開幾槍，戰友們也一齊開火，消滅了敵人。

敵人還多次試圖暗殺朱亞民。最驚險的一次，是一個潛伏在游擊隊中的特務，利用深夜站崗放哨的機會，近距離朝朱亞民開了一槍，子彈從他棉襖的左腋下飛過去了。他奮起一個箭步沖上前，把特務打倒在地。

后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敵人腦子中，似乎只要把我搞掉，他們就天下太平無事了，其實他們打錯了算盤。‘諸亞民’只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即使我犧牲了，還有諸亞民第二、第三。”

淞滬支隊縱橫浦東，最經典的一戰，是朱家店大捷。

1944年8月21日一早，新四軍偵察員得到情報：周浦據點的日軍派出近一個小隊（47人，裝備輕機槍、擲彈筒等），將從周浦進至六灶鎮，再轉向新場。朱亞民判斷：日軍極有可能穿過南匯縣六灶鎮朱家店以南的小路。當時，支隊主力正分散在朱家店以南幾個村里休整，共有200多人，戰斗力較強。朱亞民覺得這是一個痛擊日寇的好機會，因為朱家店這個地方既好隱蔽又好出擊，是個絕佳的設伏圈，于是他決定抓住機會，在朱家店打一場伏擊戰。

一方面，朱亞民安排六灶偽鎮長拖住日軍在鎮里吃飯，爭取時間，另一方面，抓緊布置伏擊圈：一挺機槍封鎖石橋，切斷日寇退路；兩挺機槍埋伏在前，正面打擊敵人；還有一挺機槍控制制高點。同時，在敵人進入伏擊圈的路邊田埂上設置了“土地雷”――把16枚手榴彈，分為4枚一束捆扎好，拉開保險蓋，每隔七八米埋一束，用一根50米長的青色麻繩連在一起，由一名戰士控制繩頭。至中午12時，全部準備妥當。下午一點，大吃大喝完的日軍走進了伏擊圈。

戰斗打響后，日寇狼奔豕突，慘叫連連。一個小時后，戰斗結束，新四軍共擊斃日軍34人、漢奸1人，繳獲輕機槍2挺、擲彈筒1具、長短槍40多支，子彈400多發，僅有13名日軍攜6支步槍逃回周浦據點。

朱家店伏擊戰，是淞滬支隊一次消滅日軍最多的伏擊戰，極大地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對當地日偽政權震動極大，他們進入浦東以來，從來沒有遭到如此大的失敗。日偽放棄了不少小的據點，龜縮在大的城鎮，輕易不敢出來。新中國成立后，朱家店伏擊戰，還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和軍事科學院作為步兵戰的優秀“進攻戰例”寫進了教材。

2022年8月26日，位于上海浦東新區的紀念碑，紀念朱家店伏擊戰。圖｜新華社記者潘旭 攝

到1944年下半年，淞滬支隊已經基本上控制浦東農村區域，1945年春天，淞滬支隊跨過黃浦江，打出了一個連結浦東浦西的抗日游擊區，控制了浦東浦西的廣大農村。

朱亞民后來被譽為浦東“李向陽”，事實上，他的傳奇故事比電影《平原游擊隊》中的李向陽更為精彩、更具真實性。

1945年6月，在多個戰場上重挫日寇的中國軍隊乘勝追擊，收復大片國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通過夏季攻勢，對敵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包圍越來越緊，取得作戰中的主動地位，開始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

7、8月間，日本敗局已定，上海街面的人明顯多了起來，振奮人心的消息回蕩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日本鬼子吃了大敗仗”“新四軍先頭部隊已經打到了郊區”……其中，那些對共產黨在領導敵后抗日過程中付出的犧牲有所了解、心懷敬意的人更熱切期待：讓這座城市快點回到人民的手中。

此時，中共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張祺在焦急等待上級的指示，以致“憧憬那美好的勝利前景，怎么也睡不著。”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張祺等身處淪陷區的中共黨員，在極端危險的環境下做了大量準備。

一曰“統一戰線”，通過各個系統向上海各階層人民群眾以及偽軍偽警做工作，大力宣傳國內外勝利形勢，進一步激發了人們高漲的抗日愛國熱情；二曰“武裝斗爭”，通過工人運動委員會和近郊區工作委員會兩條線，分別在上海市區和郊區組建地下軍，通過開展各種斗爭活動，為發動上海起義進行充分準備；三曰“黨的建設”，即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黨的力量，更好地發揮黨在迎接抗戰勝利各項斗爭中的核心領導作用，到抗戰勝利前夕，上海黨員人數已從1934年9月底的475人恢復至2850余人。

1945年8月9日，偉大領袖發表《對日寇最后一戰》的聲明；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蘇聯參戰后準備進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指出：“須準備于日寇投降時，我們能迅速占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同一天，中共中央華中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新四軍準備包圍并占領上海及其他城市，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加緊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

8月11日，命令終于來了：“華中局已經決定組織上海人民舉行武裝起義，成立各階級民主聯合的上海市政府，迎接新四軍進占上海！”

8月18日，中共中央華中局給上海市委發出《關于發動群眾性的上海起義問題的指示》，要求上海地下黨乘敵偽統治基本垮臺，國民黨力量尚未到達的混亂之際，迅速發動群眾做好起義的準備。

19日，中共中央華中局致電上海市委正式下達起義命令，要求上海各工人區用召開群眾大會，舉行示威游行等方式發動起義，并派干部和部隊領導、策應起義工作。中共中央華中局為此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共中央于8月20日批準了華中局的報告，于是，上海起義正式啟動。

與此同時，新四軍浙東縱隊淞滬支隊，在淞滬地委書記陳偉達和支隊長朱亞民的領導下，在浦東、浦西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尋找戰機，收繳敵偽武器，打擊不肯投降的日偽軍，建立縣、區抗日政權，積極為策應和支援上海地下軍起義并占領上海作準備。戰斗在上海外圍、浦東浦西陸續打響，8月20日夜間，朱亞民領兵襲擊上海縣七寶鎮東北一里多地的七號橋偽軍李英杰部，當場擊斃李英杰，朱亞民在戰斗中負傷。

8月22日清晨，滬西工人地下軍60余人編成3個戰斗突擊隊，帶領地下黨發動起來的2000多名各業工人沖進工廠，在“沒收漢奸財產”“我們要吃飯”等雷鳴般的口號聲中，迅速控制了電話、要道和制高點，并設立了起義指揮部。地下軍隊員和工人們斗志昂揚又秩序井然，集中在廠內，等待展開進一步的行動。

然而，到了下午4時許，隊員和工人等來的是中共中央和華中局“停止上海起義”“部署退兵行動”的命令。

上海起義緣何“朝令夕改”？黨史學者分析，這是中共中央根據全國形勢變化、敵我力量對比和工作重心調整作出的正確決策。

當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在廣大淪陷區堅持斗爭的八路軍、新四軍和黨領導的各地抗日游擊隊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奮勇進擊，準備迅速占領被我包圍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時，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正依仗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將西南、西北的軍隊空運至上海等大城市和戰略要地，搶占城市、港口、交通樞紐，甚至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阻撓和限制人民軍隊進擊日偽軍，要日偽軍隊“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軍隊受降。

在國民黨軍隊趕不過來受降，而日偽軍又拒絕向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投降的情形下，八路軍、新四軍只能動用武力。譬如1945年12月底，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親自部署指揮，發動了一次重大戰役——高郵戰役。

經浴血奮戰，12月26日凌晨4時，新四軍攻進日軍司令部，迫使日軍高郵警備大隊大隊長巖崎大佐率部投降，當天就舉行了受降儀式。3天后，粟裕接見繳械的日軍軍官，巖崎大佐將祖傳的紫云刀獻給了粟裕，以示敬服。是役殲滅日軍1100人，其中俘日軍大隊長以下官兵891人；殲滅偽軍3600余人，其中俘第42師師長以下官兵3493人，繳獲各種炮61門，各種槍4308支。

高郵也成為中國軍隊從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縣城，這場戰役也被稱為中國抗日戰爭中對日寇的最后一戰。

更有甚者，蔣介石竟指使一些大小漢奸搖身一變為“地下人員”，一大批偽軍一夜之間變成國民黨的“先遣軍”，民族的叛逆、人民的罪人，竟變成了“抗戰的功臣”。

在上海，偽上海市市長、大漢奸周佛海竟被蔣介石委任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上海市行動總隊總指揮，公然率領偽軍抗拒新四軍接收。另一方面，蔣介石發出邀請，請中共領導人赴重慶談判。中共中央總攬全局，從全局利益出發，決定終止上海起義，于1945年8月21日中午和午夜連續兩次急電華中局。

“從戰略層面看，中共中央已確定‘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方針，華中、華南人民武裝向北轉移，以集中力量，鞏固華北，力爭東北。關于大城市工作，將準備起義、里應外合的行動要求，改變為保存力量、繼續貫徹精干隱蔽原則，領導群眾更有力地開展民主運動。在戰術層面，黨內此時已發現上海存在敵我力量懸殊、起義時機不成熟等問題。”韓洪泉說。

張祺回憶，華中局此前之所以督促上海地下黨執行起義計劃，與聽信一則“我黨在上海掌握了一個10萬群眾的團體”的不實匯報有關，而經過嚴謹調查，單憑淞滬支隊、工人地下軍和其他方面的少數力量，難以應對起義后要面對的敵人——尚未放下武器的10余萬投降日軍和大批偽軍，以及正在加緊空運抵滬的國民黨正規軍……

重慶談判歷時43天，中國共產黨從大局出發作出必要讓步，包括新四軍主動撤出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8個解放區。1500人的淞滬支隊完成掩護大軍北渡的重任后，也要離開他們血戰多年的浦東大地了。臨行前，有人慷慨陳詞，有人失聲痛哭，有人痛罵蔣介石。這支部隊，后來成為華東野戰軍陳毅統率下的一支主力縱隊，在解放戰爭中南征北戰，屢立戰功，抗美援朝期間，血戰長津湖，后來還作為主力團，打下了一江山島。

新四軍離開了，接踵而來的國民黨軍隊被上海市民稱作“摘桃子的人”，他們以勝利者姿態走上了仍張貼著“歡迎新四軍”標語的上海街巷。翻閱當時上海、南京等地出版的報紙，種種怪象令人瞠目，不僅“岡村寧次（時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仍然在外交部大樓里辦公，到處都有日本哨兵站崗，他們受命維持和平保護日僑”；更有“‘軍統’、‘中統’、陸軍、海軍、警察等部門各自為政，互不相讓，對于同一接收對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現象到處發生。”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合法”接收部門達到89個，此外還有更多打著國民黨幌子招搖撞騙的“接收部門”。

當接收變成“劫收”，上海百姓的生活仍是水深火熱。工廠停工，工人沒有收入，卻還要面對層層盤剝勒索；各大歌舞廳燈火輝煌，國民黨官員整日花天酒地；偽幣按照200比1的比例兌換法幣，市民手里的鈔票一夜之間變為廢紙，歌謠唱道：“這年頭，怎么得了，五塊錢的鈔票滿地拋……買東西，沒人要，商店的老板瞧也不瞧，挑擔的小販皺眉毛……”

對此，1945年9月27日的《大公報》給出極為中肯的結論：“在南京和上海，（國民黨）政府只用了短短20天就失去了民心。”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上海起義的中止，卻讓中國共產黨人把身子俯得更低，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對獨裁和內戰的和平民主運動之中。短短幾年間，滬東以平涼村為中心，建立了以機器工人為主的，五萬人參加的工會聯合組織；滬西以平民村為中心，建立了紗廠、鐵廠等三十五家工廠的工會聯合辦事處，工人群眾在黨的領導下進一步組織起來了。

而那場因故中止的起義，讓上海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經受了一次深刻的鍛煉和教育。在此后艱苦卓絕的斗爭中，黨的力量繼續鞏固和發展，成為人民民主運動大發展和上海解放斗爭中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

沒有什么困難能難倒英雄的中國共產黨人，勝利之樹即便在惡劣環境下依然可以向上生長！

4年之后，解放上海的戰役終于打響。這又是一次“里應外合”之戰——城外，解放軍浴血苦戰；城內，工人護廠，學生護校，無畏生死。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清晨，蒙蒙細雨中，疲憊至極的戰士和衣抱槍，睡臥在車水馬龍的馬路兩側。見此情景的上海市民發出感慨：國民黨再也回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