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irman Rabbit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接上篇：《拜登的政治討伐：美國穿越臨界點，進入政治內戰》

如果說美國進入了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不可調和的“政治內戰”，甚至接近政治與政治僵局及“內爆”，對中國，特別是我們都關心的臺灣問題會有什么影響呢？以下是我的一些分析、推理、研判，僅供參考：

1.民主黨白宮和議員均看到：對華強硬帶來的本土政治收益大于政治代價。在其任內，拜登的白宮主要把注意力放在盟友身上，雖然沒有進一步惡化已經極為糟糕的美中關系，但大致延續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與框架（例如貿易戰）。這說明，拜登白宮認為，維持特朗普的對華政策的政治收益是大于其政治代價的，千萬不能被認定為對華軟弱。如此，也就沒有必要調整政策了，所以特朗普的對華政治政策框架基本繼承下來了；此外，民主黨國會議員——甚至更加考慮本土政策、關注本地議題的眾議院議員——也看到了對華強硬的好處：因此，佩洛西選擇在中期選舉前竄訪臺灣，幫助民主黨在中國問題上“消除短板”，避免因被認為對華軟弱而在政治上失分；

2.民主黨對華政策、兩岸政策的步調已經“跟上了”共和黨。要指出，這里既包括傳統的、主流的共和黨鷹派，也包括特朗普及MAGA共和黨人。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對華政策趨同，強硬反華成為基本共識。當然具體而言，白宮需要處理現實事務，往往會呈現出理性、溫和、務實；國會議員需要迎合選民、配合選舉政治，往往表現得更加激進；

3.如果兩黨的觀點趨同，甚至基本一致的話，那么在對華/臺灣問題中，選舉政治家可以獲得的額外的黨派政治收益（partisan political gains）反而會減少。為什么呢？因為當代的選舉政治是要博弈的，要在沖突、對立、矛盾中發現價值。如果大家觀點非常接近的話，都號稱是反華、要暴打熊貓的，那還有什么可以去攻擊對方的呢？還要證明誰比誰更反華么？或者證明誰比誰其實更軟弱？還是說要揭露到底誰在中國有經濟利益？總之，大家逐漸“扯平”，沒有什么可以“卷”之后，中國這個話題就瞬間變得“不那么有意思”了。大家不妨透過這個角度理解一下：為什么佩洛西要竄訪臺灣：民主黨要做“政治銷項”，減少一個可能被政敵攻擊的議題；

4.反華政策的“內卷”也不是沒有邊界的。在對華/臺灣問題上，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客們肯定不是完全一致，是有非共識部分的，而且也希望看看反華議題能不能帶來邊際上的政治收益：在選舉政治下，政客總是認為：只要自己提出的政策略微更激進一點，或者更具有“符號”意義（讓選民能看懂），就能夠帶來某種邊際上的政治收益。所以，只要政治上對自己有利可圖，他們就想“玩一玩火”。但人們也知道，玩火歸玩火，原則上也不能無限“內卷”，無邊無界，結果真的引發了武裝沖突。政客們都很清楚，美國選民并不希望美國真的卷入一場發生在中國家門前的軍事沖突。所以，達到一定的臨界點，政客就沒有動力推出更加激進的政策了（例如大幅度改變臺?，F狀）——他們認為風險和收益不再匹配。當然，問題是，美國的政客對兩岸/臺海問題的復雜歷史經緯及中國大陸的考量并不一定清楚，有可能出現誤判，導致“玩火自焚”。這一條想表達的只是，華盛頓政客對臺灣問題上不是沒有邊界的，要突破美國分而治之的“一個中國政策”也不容易。當然了，如果特朗普當政，這一切也不好說；

5.到一定時候，反華議題、臺灣議題在美國國內政治沖突里的相對重要性可能下降：民主和共和兩黨在對華及兩岸問題上趨于共識，并且反華政治、臺海政策已經被推到了某種公認的臨界點或深水警示區，推動更加激進政策的動力就不強了，因此邊際的政治收益在變少，代價和風險卻在提高：政客反而可能會被冠以視美國安全不顧、是軍工聯合體的利益攸關者、甚至是“戰爭販子”、不惜傷害美國本土安全之類的指控?？傊?，還是表達這意思：到了一定的時候，打“中國牌”、“臺灣牌”就沒有什么意思了，兩黨缺乏本質分歧；美國選民對話題不感興趣、且覺得激進反華有不利于美國的重大風險隱患；

6.拜登的費城政治討伐講話使美國進入了“政治內戰”，兩黨爭議議題將快速向本土問題聚攏。關于拜登對特朗普及“MAGA共和黨人”的政治宣戰，參見：《拜登的政治討伐：美國穿越臨界點，進入政治內戰》。拜登本來的人設是溫和、團結、能夠找尋和建立共識。但在2022年的美國，他看到，并不得不承認，創造和利用分歧、對立、沖突、撕裂的政治可操作性及潛在的政治收益遠遠大于政治代價。當他開始了對特朗普和MAGA共和黨人的征伐后，美國國內政治的議題將聚焦：

——美國人的身份（identity）和文化，究竟何為美國文化？

——美國的根本政治價值究竟是什么？是自由主義者的版本，還是保守主義者的版本？

——究竟如何保護美國的政治制度?究竟誰在保護美國的政治制度？

——在美國，如何才是“愛國”（patriotic）？“誰”才是愛國的?

——如何才能讓美國的未來變得更好？以及更根本的：什么才是一個“更好”的美國？

——在美國，如何才是“愛國”（patriotic）的？誰才是愛國的?

——美國的“靈魂”（soul）究竟是什么?

——以及所有的現實問題——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分配問題、犯罪問題、槍械管控問題、外來移民問題、墮胎權問題、性別問題、傳統價值觀問題、種族問題、環境保護問題……

當美國人已經在自己的根本文化、制度、價值觀等“存在性問題”上撕裂后，中國問題/臺海問題一下就變得比較“邊緣”了。所以，拜登在針對特朗普和MAGA共和黨人的政治討伐里只字不會提及中國（當然也沒有提及俄羅斯和烏克蘭）。

7.上述美國國內政治議題（而非外交議題）將主導及定義2022年的中期選舉及2024年的總統大選。進入政治內戰后，選舉政治家（無論是議員還是總統）只有在這些最根本的、存在性的、指向美國未來之路的問題上亮明自己的身份，說清自己的價值與立場，攻擊自己的政敵，才有可能獲得政治加分。中國議題是否還會存在呢？當然會存在，只不過在美國激烈的國內政治內戰下，中國問題對選舉政客的“邊際價值”進一步減少——何況前面已經分析了，兩黨已經“扯平”，沒有太多需要爭論的問題；

8.“中國議題”在美國本土政治斗爭和內戰里的相對重要性減弱，有沒有可能使得美國的對華政策更加溫和？答案是，這里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

1）有利的方面：如果一，美國兩黨政客對中國問題趨于共識，沒有特別大的、根本性的分歧，二，美國選民對中國議題并不那么關心，三，政客從中國議題中能夠獲得的邊際的黨派政治收益有限，那么美國有可能對中國采取一些相對“溫和”的政策。請注意，這個“溫和”也只是相對而言的——例如，只是避免采取太過鷹派、太過激進、徒有政治“符號/象征”意義但也并不符合美國直接利益的某些政策。

2）不利的方面：

a）共識帶來的錨定效應：既然反華政策已經成為美國政黨政客們的共識了，那么逐漸的，這個共識就會產生“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使得偏離共識越來越困難；

b)政治正確效應：在一個總體反華的大環境下，政策反華一點是政治正確；政策親華一點是政治不正確，可能會變成政治包袱，遭到反對派的攻擊。最終，由于政客和決策者都怕被人描述為對華軟弱者，會選擇“寧反華勿親華”的政策；

c)民主黨和共和黨均會利用“反華”、“制華”推動自己的政治、政策議程。大的方面是：

——民主黨推動的是“左翼”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會更多地把與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競爭作為推動自己解決國內經濟社會民生政策及議程的理由：例如發展基礎設施、發展教育、發展醫療衛生、發展科技及產業政策及各類的左翼經濟政策

——共和黨推動的是“右翼”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會更多地把中國作為解決美國國內矛盾的對象與出口（從貿易戰、科技戰到直接制造地緣政治沖突），以及把厭華、反華作為抵制左翼經濟政策的理由（例如稱中國是“共產主義”，美國搞社會主義/左翼經濟政策就是走中國模式，是破壞美國的資本主義核心價值及制度等等）

d）與中國綜合國力發展的關系：

——中國相對于美國發展得越好，越是在國力上接近美國，甚至使得美國處于某種占下風狀況，美國反而越有可能將失落和沮喪之情轉化為大國地緣沖突，挑動與中國攤牌“決戰”。

——中國還在發展過程中，但還沒有快速縮小與美國的距離?？紤]到反華、制華已經是美國的政治共識，這時會有無數的政客和決策者致力于推動在中國完成全面崛起之前先下手為強，提前扳倒中國。其實這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現狀；

說白了，無論中國發展快也好，慢也好，都很難避免與美國的沖突。

e）兩國之間的溝通及互信問題：當兩國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大時，雙方會逐漸喪失信任基礎，由政治、機構傳導到個人。這時，兩邊的人（例如政府官員）也很難再建立和維護非正式的個人關系和溝通管道，不容易維持信息對稱。一旦溝通機制出了問題，雙方可能出現更多的誤解與摩擦，并導向更大的分歧和沖突。更大的分歧和沖突出現后，又會使得雙方的溝通和互信更難。這是一個分歧和相互不信任螺旋上升的概念。

總體看，不利方面多于有利方面。所以，美國即便陷入了“政治內戰”，我們可能發現政客反華言論“少”一些了，圍繞中國的問題“淡出”了，但這并不代表美國對中國會采取更加友好的態度。

但無論如何，只要“中國問題”不總出現在美國國內的政治爭論、政治話語及政治輿情里，那終歸是個好事。

9.美國政治更加轉向本土議題、外交上更加“孤立”（isolationist），民眾對干預美國以外事務（包括經濟制裁）的意愿不斷下降。

1）歷史上和正在經歷的沖突會改變美國民眾的態度的變化：

a)不愿意派兵了:對阿富汗和對伊拉克的戰爭經歷，使得美國已經沒有支持參與海外作戰的本國民意基礎。新的政客，無論是新的左翼（桑德斯/Progressive）的還是新的右翼（特朗普/MAGA共和黨人）都反對參與海外戰爭。正在發生的俄烏沖突，大家都知道美國不會派一兵一卒。如果臺海發生沖突，結果也將是一樣的。

b)以后可能也不愿意大規模制裁了:俄烏沖突的經歷，可能弱化美國對強國發動大規模經濟制裁的本國民意基礎。通過這次對俄羅斯的制裁，美國民眾將感受到制裁帶來的經濟后果：加劇了通貨膨脹——尤其是能源價格飛漲。歐洲的經歷就更慘痛了。原來覺得傷敵一千，自傷八百，現在懷疑是傷敵八百，自傷一千。這些痛苦的經歷，將削弱美國（及歐洲）選民未來對強國發動大規模經濟制裁的支持。

c)發展到那個時候，“孤立主義”可能就變成主流共識了:如果一個政客輕率地揚言要對大國發動經濟制裁，那么在政治上是會丟分的。不要認為美國就可以永遠揮舞經濟制裁的大棒。

2）在撕裂的極化政治之下，美國越來越難就大規模的武裝干預及經濟制裁建立共識。

a)美國政黨政治議題的“本土化”。美國國內政治還在極化，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在進入政治內戰后，均會圍繞最核心、最關鍵、最根本的非共識問題排布自己的政治資源。這些問題大多是本國議題——例如文化、認同、身份、核心價值、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政策等。無論是民主黨和共和黨，我們都將看到更加本土化、更加“內向的”（inward-looking）政客。

b)政治、經濟、社會撕裂的國家很難醞釀大規模的對外干預及制裁。極化政治下，美國本國經濟社會的痼疾也就更難通過政治手段得到解決。今天我們看到的經濟問題（從產業中空到貧富差距的拉大）、犯罪問題、移民問題、種族主義問題、槍械管制問題、毒品問題、社會價值及認知撕裂問題都會比今天更加嚴重。在大多數問題上，人們都會形成相反的態度，社會被分裂為無數的信息繭房及政治“泡泡”里。這時，推動大規模的經濟制裁也會很難。有人問：反華不是共識么？為什么推動反華經濟制裁會越來越難呢？答案也很簡單，“反華”是共識，但經濟制裁也是有巨大經濟代價的，這個代價該由誰來承擔呢？可參考俄烏沖突。在美國，收入越殷實的人，越容易支持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因為這些人自身的經濟抵御能力強；反之，收入條件越差的人，越擔心制裁俄羅斯對自己帶來的經濟影響

參考加州一個智庫的研究。https://www.ppic.org/publication/ppic-statewide-survey-californians-and-their-government-march-2022/

圖1：56%的加州人支持制裁俄羅斯，哪怕能源價格因此提高；

圖2：高收入群體比低收入群體更愿意支持制裁俄羅斯

收入低于40,000美元者，假設能源價格因此提高的話，有45%的人表示愿意支持制裁俄羅斯，但有25%的人表示反對；

收入高于80,000美元者，假設能源價格因此提高的話，有69%的人表示愿意支持制裁俄羅斯，只有14%的人表示反對。

中國有句俗話叫“站著說話不腰疼”。

圖3：能源價格提高給加州人帶來了財務困境，其中：

收入低于40,000美元者，有47%的人表示遭遇了嚴重的財務困境；

收入高于80,000美元者，只25%的人表示遭遇了嚴重的財務困境；

我判斷，如果俄烏戰爭繼續拖下去，美國（及歐洲）的普通民眾因為對俄經濟制裁（及俄羅斯的反制裁）承受了較大的經濟代價，那么未來，再推行對強國（例如中國）進行持久大規模經濟制裁的民意基礎及政治基礎也會大大減弱。當然這個問題還要觀察。

3）如果美國政治及選民意志更加地本土化、更加走向“孤立主義”，那么未來干預外國事務能力、手段及意愿都會大大受限。說白了，又不愿意出人，又不愿意出錢，那還能干什么呢？當然了，還有一條，就是販賣武器，繼續發戰爭財。但無論如何，如果干預的能力、手段、意愿減少了，那政客是“吃力不討好”，組織、動員的動力也會減少。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析。純粹是棋盤推演，并不涉及具體政客。

但要指出，特朗普是一個巨大的變數：此人不按常理出牌，行為很難預測。如果他上臺，會是一個很大的變數。但我一直的觀點都認為，他的上臺將會加速中美關系的惡化，甚至將兩國逼到墻角，真的發生沖突。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