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群徒步三千里南下的年輕人,是亂世的火種!
作者 :正文注明 2020-09-05 09:24:37 圍觀 : 次 評論
原創: 摩登中產
來源公眾號:摩登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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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岳麓山,危樓之內,聞一多長衫灰袍,走上講臺,在黑板上寫下“最后一課”。教室內座無虛席,女生悄悄拭淚,走廊上不斷有學生跑來,用手捂著胳膊。校醫剛給他們種完牛痘,學生們即將遠行云南,傳說中的瘴疫之地。這天是1938年2月18日,遠天陰云連綿,半個中國狼煙飄蕩,時代正深陷噩夢之中。日軍相逼下,北大、清華、南開遷至湖南,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長沙漸危,校長們決定在昆明組建西南聯大。湖南主席不同意師生南下,擔心影響輿情,民國教育部長王世杰拍了桌子:希望你們每一個人,帶好自己的國文課本,到了昆明,我要給你們講詩經,講楚辭,講莊子,講屈原,講五千年來最燦爛的篇章。
第一路乘火車由長沙到香港,由香港渡海至越南,再從越南繞道云南。第二路由校長梅貽琦帶隊,護送從北平搶出的萬冊藏書和儀器標本。其中,航天系兩臺飛機發動機便重達數十噸。清華教授趙忠堯,從劍橋歸國時,獲贈50克鐳。北平淪陷,他裝作難民,將鐳藏入咸菜壇,逃至長沙。那是當時中國高能物理全部家當。此次南行,他將裝鐳鉛筒放入玻璃瓶,日夜抱在懷中,視若生命,到昆明時,胸前深深印上兩道血印。最后一路最為悲愴。267名寒門子弟,無錢購票,決定徒步3000里南下,以此明志。隊伍由11位老師帶隊,4名軍官護送,搭船夜下湘江,從洞庭湖畔啟程。出發前,他們統一收到一雙草鞋,一副綁腿、一把油布傘。江南多雨,學生們剛開始還打傘,后因不便,便索性濕著棉衣,背著8公斤行李,泥濘而行。隊伍每天平均行進25公里,首尾相聚十多公里,入夜靠點數飯碗,確定無人掉隊。他們翻越荒山,穿過孤村,拉著鐵索越過激流,從冬天走至春天,出發時江岸還是枯草,走到桃源縣時已是滿山桃花。學生們以為誤入桃花源,一直守在隊尾的聞一多說,陶淵明時代這里算偏僻,可我們要去的地方,比這還遠十萬八千里。“火車我坐過了,輪船我也坐過了。但對于中國的認識,還很膚淺。我們這些掉書袋的人,應該重新認識中國了。”
地質老師一路講解地貌,工科老師礦區指導冶煉,中文系寫書《西南采風錄》,師生們還收集了大量標本和200多首民歌。醫學系學生沿途治病,愛文藝的同學時常演話劇。他們勸村民放棄皇帝牌位,并給小學生講述新式共和。絕望的時代,這支渺小的隊伍,就像長夜中微弱的熒光。他們行至貴州玉屏,縣長貼出告示,借用民房,供師生借宿,在更遠的安南縣,縣長無房可借,便將縣衙大堂騰出,和師生一同夜宿。兩個多月后,跨越三省,翻越無數崇山峻嶺后,隊伍終于走到昆明東郊。梅貽琦率隊迎接,學生們見校長第一件事,便問何時復課。我很榮幸,做了這件有意義的事。學生是中國最后的希望。復課之后,聞一多如約講《楚辭》。一學期四十多節課,他只講一首《天問》,然而每節課都人滿為患。每次,他只讀幾句詩,其他便旁征博引,洋洋灑灑,有時興起點煙,臺下學生也跟著吞云吐霧。等到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滿校轟動,連工學院的學生,都穿過整個昆明城,跑來旁聽。西南聯大自創立起,便立下規矩:國文是必修課,不及格者不能畢業。教授們稱,無論學什么,都要先修國文,打好一個中國人的基礎。中文系迎新時稱: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他們視中文為魂魄,自編教材,既有《論語》《莊子》,也有魯迅和林徽因。師生們課堂吵架是常態,期末考試也不過是一篇讀書報告,教授們不重抄寫背誦,更在意獨創見解。汪曾祺曾竭盡詩意寫了一篇作文,沈從文批改時勸他樸素些:不要炫耀那些拗口的詞句。錢穆師的中國通史課,從不點到,卻無人缺席;馮友蘭的哲學史不帶講稿,旁聽的學生一度把窗戶擠壞。陳寅恪講隋唐,因身體虛弱,總是閉眼說話,但連理科教授都跑來聽,“他的存在本身,就象征了學術的至高境界。”昆明遭轟炸時,師生們攙著陳寅恪撤離,高呼“保存國粹要緊”。老師們不看教材,不循舊例,許多老師把研究成果,編成講義,邊講邊和學生討論,共同定稿。師生們竭盡全力完成文明的交接。亂世中,大學是遙遠詞匯,但卻藏著最后的底牌。柳亞子的兒子柳無忌,在西南聯大教西方文學,他在日記中寫下:中國如得復興,全在青年人身上。那些青年人,睡于茅草房,上課在漏雨屋,無錢早飯,便白水充饑,夜晚無燈,常跑到茶館完成作業。他們窮且樂天,楊振寧等學生,曾走街串巷,提筐收集廢鐵,幻想能煉鋼建造小型回旋加速器,但直到畢業也才收鐵百余斤。師生們發明新詞“跑警報”,學校根據轟炸規律調整上課時間。警報結束,學生們便爭分奪秒返回課堂。后來,有經驗的學生,每天早起看天,只要天氣晴朗便背水帶干糧,夾一卷溫庭鈞或李商隱的詩集趕赴郊外。太陽落山,再從容回校。外國記者記錄西南聯大:看那個校舍啊,看他們吃的東西啊,真是很差。但看學習精神,太平時代都趕不上他們。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機炸毀大部分校舍。文學院教授吳宓,在月明夜開課。晚7至9時至校舍大圖書館外,月下團坐,上“文學與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學生。建校初,因校舍不足,授課地遍布城中,師生們調侃:昆明有多大,聯大有多大。1940年后,空襲增多,老師們遠避城郊,住得更為分散。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住尼姑庵,政治學家張奚若住祠堂,費孝通住在舊廂房,廂房下方,一半是廚房,一半是豬舍。華羅庚住防空洞邊,一次轟炸土洞崩塌,華羅庚大半身埋在土中,所幸被人挖出。在昆明北郊,聞一多一家八口住在不足20平米的儲物間。聽聞華羅庚無處可住,聞一多又在中間裝了簾子,塞下華羅庚一家六口。生活實在不便,華羅庚最終在西郊租了個竹棚。竹棚一樓是牛圈,牛在樓下撓癢,樓上便地動山搖。每天清晨,這些老師從昆明各郊區,徒步前往學校。天寒路遠,但無人言苦。華羅庚便在竹棚里寫出《素數論》,王力在灶臺邊完成《中國現代語法》,費孝通在轟炸中研究農村經濟,他已想得很遠“抗戰后我們要怎么建設國家”。1940年,昆明物價漲了300倍,聯大教員薪金只增5倍。曾有乞丐纏住朱自清,朱自清表明教授身份,乞丐掉頭離去。迫于生計,費孝通上街賣大碗茶,吳大猷到菜市場撿牛骨,聞一多在家中為人刻印章,而梅貽琦的夫人沿街賣米糕。聞一多蓄髯明志,稱抗戰不勝絕不剃去。錢穆寫《國史大綱》,開篇寫道:本書謹奉獻于前線抗戰為國犧牲之百萬將士。哪怕剩一兵、一卒、一粒子彈、一只手,還是不屈服,不后退。這才像個湖南人!1943年,局勢最危時,西南聯大大四學生834人,全部參加遠征軍,奔赴前線,包含梅貽琦的子女和侄子。1945年5月4日,西南聯大舉行最后一次結業典禮。他們決定在第八個青年節,重新北上,復興一切。年輕人最后唱了西南聯大校歌: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此后,那些西南聯大里的年輕人,被卷入時代亂流,開始了各自的宿命。若干年后,他們中走出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171位兩院院士以及一百多位人文大師。當年南遷時,梅貽琦說,我們的責任,是塑造一個民族的靈魂,而那個靈魂便是校訓:剛毅堅卓。外交可以斡旋爭端,戰爭可以決定主次,然而真正要撐過一段灰暗時代,終究要靠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