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戈爾巴喬夫去世，前天伊麗莎白二世去世，加上之前被刺殺的安倍，很多人都會從這些標志性政治人物的連續退場中感受到一種時代的消逝。當然，不同世界觀人的，對這種消逝的感受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就像至今為止，對戈氏，女王，安倍這些人代表的秩序符號所構建的那個世界，很多人仍然視之為信仰，并希望世界可以一直如此下去，所謂歲月靜好。

看看這三位去世時國內互聯網相當一部分群體的反應，便不難感受到冷戰結束后一種主流宏大敘事的影響至今仍然深刻。在這種宏大敘事中，女王代表著現代西方文明的尊貴，仁慈，道德，戈氏則用智慧和勇氣終結了蘇聯的極權和專制，日本則是所有非西方國家融入文明世界的終極目標，而安倍的形象，成了為捍衛日本這個西化文明碩果而鞠躬盡瘁。

在這種宏大敘事中，只要擁抱文明自由的西方世界，就一定可以把握確實的幸福。如果沒有某些邪惡國家的存在，歷史早該終結了不是么？不過，世界的發展往往不盡如末人之意。在新冠即將進入第四年，且仍不知何時才能收場的當下，經濟危機，地緣危機，工業生產力危機齊至，自冷戰結束之后三十年來，人類社會終于真正站到了危機懸崖的邊緣。

信仰崩塌的過程并不是誰都愿意承受，在原子化的時代，精神社保尤為重要，它讓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不至于焦慮成狂。也因為精神社保的重要，它會讓人不斷欺騙自己。過去三年來，無論西方社會做出多么荒誕的行為，也總有一些人將之視為維護自身精神社保的救命稻草，認為歲月靜好的生活很快就會隨著西方再一次的勝利而恢復，并且，必須要有一個元兇對過歲月靜好的破壞而負責。兇手很容易找，在這種宏大敘事中，各種角色的位置是天然固定的。看看當今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領頭人，某位鼻炎學者在演講中對新疆問題的污蔑，就能體會這種宏大敘事確實根深蒂固。

宏大敘事的解構時常以戲謔的形式出現。就像安倍被刺事件，在兇手山上徹也的生平和動機被曝光后，一切對于安倍的吹捧和悼念變成了玩笑。刺殺安倍事件同時解構了三種宏大敘事，第一種就是剛才我們一直在言說的。刺殺事件的深層原因顯然說明日本并不是那個非西方國家的文明之光，安倍更是一個與邪教茍合的政客。

第二種則是日本右翼構筑的大日本皇國史敘事，一群右翼政客竟然長期受一個韓國人創立的邪教影響，這足以讓右翼支持者三觀崩塌。

第三種則是歲月靜好的反面，認為安倍被刺殺，幕后黑手是美國人。這一種敘事反對歲月靜好，但相信頂層博弈和陰謀策劃有著足以影響世界的能量。隨著兇手信息的披露，政治謀殺成了沒有根據的想像，山上徹也的動機顯然比政治謀殺更讓世人所震憾。當然，這里面也有一條宏大敘事脈絡，統一教的誕生，就是反共浪潮的產物，而且以統一教在美國的龐大產業和政治人脈來看，這一邪教的誕生顯然和美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比起因為統一教名譽掃地的安倍，女王的形象顯然好得多。英國女王的形象在前述的宏大敘事類型中，本身就是一種歲月靜好的符號。長年對殖民歷史和王室形象的美化和去政治化宣傳，使女王成為西方社會之所以是文明的象征。而超長的在位時間又讓人覺得世界會一直如此下去。而女王的身份又切合了當下某種女性主義的共情心理需求。這些光環造成的影響在當下如小紅書這類平臺上體現的很直觀。

不過，這類人群未必會認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是一種“宏大敘事”。這幾年的中文互聯網上，“宏大敘事”這一概念經常被偷換，用來專門指代“主旋律敘事”，而任何被認為是在中國說話的言論都可以囊括進這個這個偷換后的概念中，另外一種情況則是用來指代唯物主義敘事和革命敘事，而這兩者顯然都要建立在對西方敘事批判的基礎上。所以，一些群體開始流行“反對宏大敘事”，只要你在講宏大敘事，就是別有用心，就是漠視個體，壓抑人性。

從現實上來說，對宏大敘事概念的拒斥有深刻的原因。人的生命具有歷史維度，歷史的過往積淀為當下生活要素的全部，每個人的存在構成在歷史上都能找到或多或少的相似元素。然而在碎片化信息消費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晚期資本主義中，歷史已經嬗變為一種符號化景觀。

在文本時代，人們能閱讀到的各個時期的著作的產生大多是未經系統性演繹的，均勻分布在時間軸上。而在信息時代，只要有需要，甚至可以為你呈現一個由所有細節均為真實的虛假歷史，一種景觀化歷史。這樣的歷史仍然用一種某種邏輯聯結，然而那并不是你存在的邏輯。在歷史中尋找寄托和安慰的個體，誤入這樣的景觀之后，其歷史存在即被消解置換，變為附庸。

這樣的歷史景觀，進而退變為一些符號。符號的產生，本源于對某些歷史存在的簡單總結概括，以方便一般性的闡述和了解。但這種概括是以真實發生過的，據有歷史邏輯的事實為基礎的。沒有這種真實性和延續性為支撐，符號僅僅是一些名詞而已。我們看到某一種符號和標簽，會覺得可以不言自明的對某一時期的歷史事物進行定性。但一些看似相似的元素所構成的歷史存在，其性質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符號的構成基礎可以被信息隨意置換，符號代表的歷史存在也可以嬗變為虛假的景觀。當我們沒有精力了解又想談論歷史發出聲音時，會習慣使用符號，對歷史存在的消解即由此產生。符號通過公共空間被交流使用，并不斷被置換構成基礎。歷史不存在于真實的過往中，而是存在于他人的言說之中。用虛假的符號表達自己的存在，卻親手將自己的存在消解，否定了自己存在于歷史中的基礎，變成無根之人。

問題是，人終究是基于歷史的生物，完全沒有歷史存在顯現的人是不存在的。當你在抗拒，否定一種宏大敘事時，實際上就陷入了另一種宏大敘事中。再唯心的人，也知道發生過的歷史是無法改變的，總有一些宏大敘事更適合解釋普遍性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說，你實際上無法真正拒斥宏大敘事，你只能嘗試接近更普遍性的答案，或者執假為真。

比如，歲月靜好和小確幸實際上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宏大敘事，它首先基于現代工業體系對超量脫產人口的冗余負擔，然后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以及消費主義神話的天然正確和永久持續。問題在于，不論是工業體系還是國際秩序，實際上都非常脆弱。而想要讓它們不那么脆弱，就需要以更普遍性的宏大敘事為目標。

比如潤學，從單純的慕強，到美國式的普世神話，再到北歐式的對全球經濟鏈條上“小而美”食利單元的幻想也好，本質上都是一種基于西方中心論的宏大敘事產物。他們以西方中心論來正當化當代西方社會的一切成就，完全無視了在西方造就的近現代秩序中，絕大部分后發國家都永久性的喪失了工業化的機會。

比如“世界公民”，是一種小資神話宏大敘事，它相信無需通過革命實踐，只要基于同樣的社會階層，消費圈層，文化品味，就能超越國別，具有某種共同的超脫身份和道德優越感。

中文網絡中的道德優越感群體往往又秉持這樣一種宏大敘事，他們相信有一種抽象的道德，獲得這種道德不需要通過西方式的哲思，東方式的知行體悟，只需要通過對“良知”、“真相”、“信仰”等等話語權力的熟練使用，通過在各路文藝作品深挖“人性”與“批判”，就能獲得這種抽象的道德，通過對公共事件“共情”和“憤怒”，就能進行道德操演。這仍然是一種脫離唯物史觀的小資神話式的宏大敘事。

比如身份政治，糅合了種族主義，建構主義，性別主義，公共政治極化，民粹思潮等種種觀念，堪稱當代景觀式宏大敘事之大成。比如，以從批判“異性戀-父權制”為目標一路上溯至生物決定論的某些性別理論遠超唯物史觀與人類學的邊界，成為當下身份政治現象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宏大敘事。

基本上來說，中文互聯網中所有熱門話題背后的關鍵符號，都與某種或真或假的宏大敘事有關，比如階級固化，比如內卷。就算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或者“與汝偕亡”，又何嘗不是宏大敘事呢？

標榜“不要宏大敘事”的人，無非只是“這不是我想要的宏大敘事”罷了。

根本上來說，共同的宏大敘事，只有在共同的歷史和社會實踐參與中才能獲得。如香港，沒有參與新中國從建立到建設的歷史實踐，盡管在回歸之后接受了一個中國的觀念，但在短時間內仍然很難普遍對社會主義中國產生本質性的認同。過往我們討論過的很多現象，如身份政治，極化現象，城鄉割裂，市民階層和城市底層系統的隔離，世界公民和本土性公民對立等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共同性的社會生產實踐基礎破碎，人們不用參與系統的維護即可享受現代文明的成果，從而陷入不同的宏大敘事中執假為真，徒勞內耗。

當代科技和工業水平的強大冗余保障，既讓這些廣泛脫離生產實踐系統之外的現象有持久的存在基礎，又讓陷身其中的人們愈發失去對社會運轉基礎的認識。階級敘事的退潮，是因為其必須通過參與生產實踐而獲得，身份政治的浪潮，又是因為不需要生產實踐就可以獲得。

或許在每個個體看來，自己選擇的宏大敘事都有其合理性，都能滿足自己的需求。你可以不認可新中國的建設史代表的歷史意義，可以拒斥第三世界敘事，可以不認可階級學說和唯物史觀，可以無視政治經濟學的客觀規律，可以一直信仰西方，但唯獨有一點是無法回避的。不管哪種宏大敘事的存在，都要建立在當代工業化文明之上，就算是極端環保和素食主義者，普遍也是不能脫離工業社會而存在的。為強調工業社會的根本重要性并不是所謂的唯工業論，人類工業社會從誕生起就有自我毀滅的誘因，而實現一個不會自我毀滅的工業社會顯然需要更高的社會形態。

工業化并不是天經地義，它的產生和維持都太過艱苦。而當代，導致去工業化現象普遍發生，并在今天已經將人類引入衰退危機邊緣的是哪些宏大敘事呢？造成巨大的不平等，讓大多數后發國家喪失工業化能力的是哪些宏大敘事呢？認為去工業化也能維持體面現代生活的，又是哪些宏大敘事呢？這些宏大敘事可以一直持續嗎？

如果說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資本主義形態的階段確實是必然的一環，又因為種種原因先發于西方國家之中，那么它也必然要隨著自身走向去工業化的趨勢而退場。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終究不該走向自我否定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