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創造帝國是一件巨大的事業。無論帝國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帝國本身就是一件卓越的歷史紀念物。然而，帝國的命運卻最終敗與歷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中。曾經建立偉業的帝國化為瓦礫和殘骸。特拉斯的上臺和英國女王的去世則為這帝國的殘骸提供了最新的意象。

特拉斯的上臺并不出人意料。當蘇納克選擇背刺約翰遜之時，他就已經陷入“背叛者”這一惡名之中。當最終演變成二人對決時，特拉斯的民調早已顯示出壓倒性的優勢。雖然大部分人并不看好特拉斯的執政能力，但誰也無法肯定特拉斯不會趁著世界潮流的風口獲取自己的政治口碑。英國女王的去世則加深了英國政治連續性斷裂的恐懼想象。無論認同與否，一個兢兢業業扮演王室模板直到最后一天的人，在意志力上值得贊賞。她成功地將君主制保留到了新的世紀，漫長的君主生涯也續寫了英國政治制度的神話。不論如何，英國始終是在近代史上對中國造成最重大影響的國家之一，今天我們對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做一個歷史性回顧。

不列顛與歐羅巴

英國一直是歐洲地緣政治板塊中相對獨立的部分。英吉利海峽的天然阻隔，削弱了英國與歐羅巴大地的自然聯系。然而，英國又過于接近歐羅巴，以至于它不可能徹底獨立于歐羅巴存在。這最終成為今日“離岸政治平衡手”的遠因。或者用它更為模因化的說法，“歐洲攪屎棍”已經內嵌于英國的政治邏輯之中。

但從漫長的歐洲歷史看，這種塑造是一種長期習得之后的習慣。羅馬人對不列顛的征服才第一次將其納入歐羅巴的政治關聯之中。但這種聯系隨著西羅馬帝國的瓦解而迅速崩塌。不列顛與歐羅巴再一次的密切聯系則由征服者威廉建立。英國國王和諾曼底公爵的雙重身份迫使威廉必須同時投入到不列顛和歐羅巴的地緣政治博弈中。這次交集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從此之后，英國就成為歐洲大陸政治必須考慮的因素。

諾曼底王朝的遺產以及地理距離上的接近使得法國在英國的政治思考中占據主要的部分。最終繼承諾曼底王朝遺產的金雀花王朝更是加深了與法國的關聯。現在不只是諾曼底，阿基坦，安茹都成為新王朝的一部分。可以說，當時的英國已經通過政治聯姻掌握了半個法國。當然，這種闡述過于的現代化，帶有了太多民族主義時代的印記。對于當時的金雀花王朝君主而言，順勢獲取整個法國，實現王冠的統一顯然是一種理所當然的野心。

金雀花王朝的君主們也一直頻繁處理兩地的事物。他們并不會將英國視為一個獨立的政治板塊，而是視為自己共同統治的一部分。廣大的治理疆域也迫使金雀花王朝不斷提高中央集權的水平。獅心王時期可能是一個例外。作為一個對內政治理幾乎不感興趣的君主，獅心王將絕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十字軍東征之中。緊隨而來的失地王約翰，則幾乎喪失了全部的歐洲大陸領土。他更是在貴族的逼迫下，簽訂了現今已經被神話的《大憲章》。當然作為一個尷尬的歷史事實，當時的簽訂者顯然都不認為對方會遵守協議，簽訂的目的就是為了打破它。

但歐洲的王位繼承游戲則為金雀花王朝再次提供了機會。卡佩王朝最后王子的連續夭折，最終導致了這一古老王朝的絕嗣。在沒有直系男性繼承人的情況下，愛德華三世以查理四世外甥的身份要求繼承王位。但巴黎的貴族們顯然不想見到這一點，以薩利克繼承法為由，他們推舉菲力六世繼位。這直接引發了英法百年戰爭。英法之間的傳統敵意也被當代人戲劇化的解構為擬人化的愛恨情仇，作為一種新的模因在互聯網中傳播。

金雀花和瓦盧瓦王朝的死斗，最終以瓦盧瓦的勝出告終。但與歐洲大陸的長期糾葛，已經使得英國無法在將自己作為完全孤立的部分獨立出來。英國意識到對于自己而言，歐羅巴的霸主是一種危險的存在。它將過于強大，以至于影響到英國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即便英國在殖民時代最終成長為全球性帝國，歐洲大陸的力量平衡是始終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從波拿巴到希特勒，這種平衡策略并不總是有效。但從最終的結果看，歐洲的大地上的確沒有出現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英國的策略則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誘因。

從全球帝國到英國脫歐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并非是一種夸大其詞的表現。雖然德美等過在19世紀末期就已經開始超越英國，但英國對全球依舊占據著主導地位。由歷史所塑造的“兩強策略”就是這種實力的體現。維多利亞二世的登基更是開創了大英帝國最高也是最后的榮光。在后世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的數十年中，大英帝國充分享受了全球殖民所帶來的繁華。隨著濟貧法等一系列法案的推出，英國底層民眾的生活質量也得到提高。作為最后一位漢諾威王朝的君主，維多利亞二世更是通過加冕成為印度女皇。

無可置疑的是，這種全球性殖民帝國的本土繁榮是建立在對于廣大殖民地復雜且系統的控制之中。在自我擴張的影響下，大英帝國一次又一次將不愿意接受這一世界秩序的國家強行納入其中。從自由貿易到憲政制度，總有一種方式能夠修飾自己的行為，并將其正當化。但繁榮終將消散。維多利亞時代宛如熟透的果實，已經散發出腐敗的味道。布爾戰爭最終達到了帝國擴張的極限。

擴張的停止，本身就意味帝國的穩定和衰弱。大英帝國由此也陷入到慢性衰退之中。特別是二戰之后，在美蘇的聯手絞殺下，龐大的帝國被以民族解放的名義改組為缺乏約束力的英聯邦。對于彼時的英國而言，它存在一個關鍵性的矛盾。一方面，它不再能夠成為全球性的帝國，美國的新霸主地位已經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另一方面，英國卻不愿意放棄幾個世紀以來所獲得的全球影響力，它依舊試圖獲取超越自己傳統地緣政治框架的利益。

這最終轉化為戰后英國外交策略的兩條主線。一是緊密團結在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利用所謂的英美特殊關系，放大英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聲音。或者直截了當地說，狐假虎威。二是加入歐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從而在內部增加對于歐洲事務的影響力，繼續保持歐洲的力量均衡。避免德法，特別是法國利用歐洲共同體這一工具，損害英國的長遠利益。從這一點看，漢弗萊的英式諷刺很難說沒有現實情況的支撐。

冷戰的結束重新改變了政治計算的公式。歐盟的數次東擴，雖然擴大了歐盟的體量，卻嚴重增加了它的內部矛盾。在德國吸取大部分共同市場所產生的利益時，英國人顯然開始覺得加入歐盟變成一個日益虧本的買賣。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秩序，往往忽視本土化社區的利益。這為政治上的反對也逐漸積累了動能。在08年經濟危機之后，這種不滿與日俱增。這最終轉化為2016年的英國脫歐。

英國脫歐的利弊如何論說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站在不同的利益集團立場上，民眾完全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英國脫歐時的投票偏好差異已經成功彰顯了倫敦這樣的全球化超級大城市和英格蘭中北部沒落工業城市之間的矛盾。這也是英國工黨近百年來最大慘敗的直接誘因。英國政治生態需要重新洗牌。

“全球英國”與中美博弈

正所謂一時脫歐一時爽，脫歐后的英國猛然間失去了戰后外交的一條主要動線。為了保持英國的全球影響力，英國政府提出了所謂“全球英國”策略。這一策略認為英國可以拋棄歐洲的負資產，以更為全球性的眼光看待世界，并且參與到全球世界的運作之中。雖然媒體將其夸張化為日不落帝國的重新崛起，但英國的政治人士都已明白，英國已經不可能在現有政治格局下實現全球性帝國的復興。英國在事實上已經淪為地區強國。

“全球英國”策略，或者說說辭的關鍵，在于轉換英國的優先視角。通過重新作為獨立實體，英國可以與其他國家建立更為靈活的關系。比如廣泛的雙邊貿易協議就是這種策略的體現。英國可以通過擺脫歐盟的貿易規則，在于其他國家的貿易中簽訂對英國更有利的條約。這也是為什么約翰遜曾多次宣稱自己是“親中派”的原因。顯然在當時的英國看來，中英之間的自由貿易顯然是擴展英國全球影響力的一種方式。

這種充滿機會主義色彩的做法是一個聰明但又不那么聰明的做法。脫歐之后的英國，國際金融貿易中轉港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角色。如果能在各大陣營左右逢源，這自然是一條適合今日英國的道路。問題是，且不說脫離歐盟的英國，在體量上是否擁有足夠的議價權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更嚴重的是，在中美關系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左右逢源極有可能迅速變成左右為難。

隨著中美對抗的日益激烈，“全球英國”也暴露了自己的本質，即英國戰后外交政策的另一條思路，作為美國統治下現有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作為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國顯然不可能沒有注意到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相對衰弱的現象。這意味美國必須更多依賴或者壓榨自己的盟友才能維護現狀。這為英國擴展全球影響力提供了一個相當舒服且安全的借口。無論是南海巡航，還是強化與澳大利亞的聯系，英國只需要做出一點行動，就可以達到借力使力的效果。

從根本上來看，這是英國脫歐之后不得已的解法。作為日不落帝國的殘骸，今日英國只能將依附美國作為一種有效的依賴路徑。尤其是在其他國際秩序的競爭者不能提供有效的秩序代償情況下，英國也沒有切換其他賽道的可能性。這一點，無論是約翰遜還是特拉斯都沒有辦法改變這種大局。

當然，對于執政經驗相當之少的特拉斯而言，這更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中美關系日益緊張，英國國內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英國騰轉挪移的空間只會越來越少。即便特拉斯借助撒切爾這一意象想要實現神話的復刻，外部條件的遷移也限制了潛在的上限。這也是大部分人無法看好特拉斯的底層原因之一。

伊麗莎白二世的去世，加劇了帝國殘骸的崩塌。雖然在中短期內，蘇格蘭獨立和英國走向共和制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但大英帝國的最后一絲余暉正在進一步消散。秩序的崩塌重來不是從中心，而是從邊緣開始。正如從埃塞俄比亞到斯里蘭卡各地越來越多的亂局一樣，在下一個動蕩秩序的十字路口，英國還能憑借“攪屎棍”式的傳統智慧讓自身延續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