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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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斗爭的領域非常多，但永恒的主旋律只有一條：國際供應鏈主導權背后的工業化問題。

本世紀前二十年，圍繞美國的再工業化和中國的去工業化，白宮的對華產業戰略從誘惑到剝離共經歷過四個鮮為人知的階段。

而今年以來，隨著民主黨政府接連推出先進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的國家級產業政策，并融合以地緣政治與外交手段推動，標志著中美工業圍剿戰與反圍剿戰的第五個階段正式來臨。

第一階段：誘惑，共治天下

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成功吸納中國后，美國部分有識之士就以前瞻的眼光充分意識到，中國一直等待的厚積薄發的那個時間點來了。相較于全面遏制中國，如何從中國的發展中收割到紅利，更符合美國當時的利益，至少理想主義派是這么想的。

在此大背景，2004年底，時任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將中美兩國集團作為美未來應著力培養的四組G2關系之一，即是美國-歐盟，美國-中國，美國-日本，美國-沙特，這四組G2關系分別對應的是美國價值觀和西方文明同盟，美國經濟貿易同盟，美國地緣政治同盟以及美國自然資源同盟。通過與以上幾個重點細分領域的大國構建G2同盟機制，美國在鞏固深化自身霸權的同時，還能卸掉不少國際責任。

但有人覺得這樣的安排太寬泛了，不好協調，也容易分散權力，所以2006年9月22日，得到白宮智囊團授意的彭博社，在中美戰略對話之際，發表了題為新世界經濟秩序：中國和美國=兩國集團的文章。該文一針見血地指出，未來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關系是中美兩國集團，

隨后，美國戰略層開始向中國兜售G2模式，中美國和中美經濟共生體的概念由此火爆全球，并一度令歐洲籠罩在被邊緣化的恐懼之中。

2007年5月23日，英國金融時報在《G2崛起,中美孤立G7》一文中滿是酸意的說到，不論是從哪個角度觀察，正在進行的戰略對話，很可能是未來主導全球經濟事務的兩國集團的雛形。言下之意，這次戰略對話是旨在討論中美怎樣瓜分世界的會議。

然而，不論G2的概念炒得再火熱，不論國際輿論再怎么配合，中國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戰略頭腦，反之裝傻充愣不接話就成了。中國不愿意接受G2的原因很簡單，雙方付出的代價實在不對等。

美國付出的代價是，讓中國當美國霸權體系里的二把手，保障其絕對的國際話語權，不再輿論攻擊中國，不再炒作中國威脅論，不再禁運高科技裝備和先進軍事武器。中國付出的代價則是，永遠被焊死在血汗工廠的位置上，用一代又一代的廉價勞動力做便宜的鞋子、衣服和電子產品，以維持西方國家驕奢淫逸的生活。

這就有點像校長忽悠張學良的戲碼：老弟啊，咱倆做拜把子的兄弟，哥讓你來當中華民國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你嘛，就把三十萬東北軍的指揮權給哥爽那么幾下。

中國可不是張學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制造雖然給世人留下的是低端和山寨的不良印象，在諸如新能源汽車、高鐵、大型商用飛機、半導體等一系列高端產業早已在國家層面的規劃中悄然鋪開宏大的布局，接受美國兩國集團的方案，無異于修煉葵花寶典揮刀自宮，中國絕不會答應。

見中國遲遲沒有同意的意思，美國干脆撕下偽裝，聯合歐洲欲利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狙擊我們。

2009年12月7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美歐密謀的方案是未來四十年8000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1億人口的發達國家分走44%，55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分走56%，碳排放量額度不夠用的國家可以去國際市場購買指標，這明顯是專門沖著扼殺中國工業升級的目標制定的。

中低端制造業是碳排放量的大戶，而中國又是中低端制造業的大戶，這點額度肯定不夠用。只要方案落地生效，中國買不買碳額度都得完犢子，不買的結果是工廠沒法開工制造業垮掉；買的結果是利潤率本就少得可憐的中國制造業每年又會多出一筆高昂的碳稅成本，僅剩的貿易盈余無法支撐產業的大規模換代升級，從而長期固定在低附加值的關口，經濟拉美化。

幸運的是，美國內部出了亂子，傳統化石能源商突然殺出，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放棄聯歐制華的戰略，第一階段潦草收場。

第二階段：剝離，溫水煮青蛙

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朝野一片嘩然的美國，旋即要求政府制定相關應對政策。兩年后，白宮發布全球供應鏈安全國家戰略報告，這是美國首份站在國家戰略高度制定的供應鏈安全文件。報告指出，中國工業的快速發展的確對美國掌控的全球供應鏈安全造成了沖擊，并提出供應鏈效率和供應鏈韌性兩個戰略目標，效率是指經濟性，韌性是指安全性。

值得一提的是，報告仍將供應鏈效率置于韌性之前，因為全球中低端制造業和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世界經濟最大增長點，移動互聯網技術普及后的智能化電子制造業高度集中在東亞地區，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和智能產品終端市場同樣集中在東亞地區。

如果美國更多的是強調韌性，而違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強行把國際供應鏈核心搬出東亞的話，美國自身也會受到極大的損失！為此，奧巴馬政府專門推出溫水煮青蛙式的TPP戰略。

其核心點在于：一是利用美國巨大的消費市場，引誘環太平洋國家在中國和美國間二選一；二是奧巴馬政府不尋求與中國的硬脫鉤，而是通過在WTO之外再建立一個關稅更低、范圍更大、經濟活力更強的組織，把中國踢出全球經濟體系；三是奧巴馬政府不尋求將中國產業鏈搬回美國或美洲，而是根據報告中強調的供應鏈效率，就近放在東南亞國家，既能最大限度保證金字塔底層機器的運轉，當地破碎的政治版圖又可以強化美國的掌控力。這對于當時外貿產業結構仍無多大競爭力的中國而言，幾乎是無解的陽謀，我至今都記得在TPP戰略出爐后，互聯網到處都彌漫著悲觀的情緒。

當年，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日本，在安倍第二屆任期的領導下，積極響應美國供應鏈去中國化的號召，將對外投資重點從中國大陸轉向東盟，此后短短十年間，日本對東盟的投資就從百億級美元飆升到千億級美元，是同一時期對華投資的兩倍有余。

但歷史是押韻的，當所有人都期待美國復制新的勝利時，繼任美國總統以該協議有損美國產業建設和就業市場為由給撕毀了，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宣布退出TPP，美國的第二階段攻勢不守自破。

第三階段：戰爭，從關稅蔓延。

2018年3月22日，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戰爭，在世界第一大強國和第二大強國之間打響。美國的意圖很明確，大幅度抬高中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壁壘，一方面給本土中低端產業的重建爭取時間，另一方面推動商品在華生產成本的上漲，引導企業遷出中國，以此稀釋和降低中國對國際供應鏈主導權的掌控力！

關稅是正面戰場，但不是唯一戰場。在關稅戰進行的同時，美國還點燃了多條陣線上的戰火對中國制造發起猛攻。

比如稅率，經貿戰前夕，美國通過三十年來力度最大的減稅法案，企業所得稅率從35%直接砍到21%，用于增強美國對國際投資的吸引力，僅在當年就斬獲了鴻海精密100億美元的顯示面板投資。再比如關鍵品斷供，通過技術封鎖打擊中國高端制造在海外的擴張。

但美國人自己也說了，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供應鏈效率的優先等級遠高于供應鏈韌性。民主黨政府在中國產業能力并不強大的時候，都知道中國制造已經深深嵌入全球體系，搞硬脫鉤只會是兩敗俱傷，可共和黨不信邪，非要快刀斬亂麻一次性脫光。

問題是六年后的中國，早憑借著汽車電動化和電子產品智能化的賽道，全面強化了在國際供應鏈中的地位。沒有中國的鋰電池，十輛新能源汽車有七輛沒法上市；沒有中國的芯片模組，十臺智能手機有八臺不能出廠。

沒有任何意外，在經歷兩年的關稅大戰后，美國對華進口規模和貿易逆差不降反升，第三階段的戰爭式的硬脫鉤徹底失敗了，但中國目前的實力又不允許美國重新搞溫水煮青蛙式的軟脫鉤。

第四階段：突襲，孤注一擲，趁火打劫

2020年初，武漢爆發疫情，中國旋即出臺管控措施，不惜以經濟停擺的代價舉國抗擊新冠疫情，這讓深度依賴中國制造業的國際供應鏈，多多少少也遇到了一些影響。

美國見狀又鼓動盟友搞供應鏈去中國化，說什么戰略物資的生產，不能過分集中在中國，要回歸本土，確保國家戰略安全。

當年四月，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率先發難，呼吁在華投資的美國企業是時候考慮搬家了，政府愿意承擔所有相關費用。緊接著，日本經產省宣布提供兩千億日元的資金，用于支持在華日資企業搬到東南亞地區；德國政府也三番五次強調企業需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積極開發亞洲其他國家市場，實現外貿銷售和投資的多元化。

中國對此什么都沒說，只是聚焦民生，全力抗疫。當年四月，中國疫情殲滅戰進入收尾階段，全國性復工復產步入正軌。五個月，又一波疫情席卷歐美發達國家，日本、法國、德國、美國、英國紛紛倒下，來自這些國家如雪花般的訂單，硬生生買斷了集裝箱市場，并把從中國開往歐美航線的海運價格推到了史無前例的巔峰。

2021年，2021年，中國出口總額33639.6億美元，同比增長30%，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734.8億美元，同比增長20.2%。在中國一天比一天火熱的經濟活動中，美國第四階段攻勢宣告失敗。

第五階段：理性，從戰爭回歸競爭

民主黨卷土重來后，雖然明面上沒有承認前兩個階段的失敗，但在思想上已經接受了現實，證據就是拜登今年一系列的產業政策，正推動美國對華產業戰略從硬脫鉤的戰爭回歸軟脫鉤的競爭。

全新的戰略按照重要性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在岸制造，第二等級是近岸外包，第三等級是友岸外包。

在岸制造指攸關美國戰略安全的產業必須回歸美國本土生產。

比如新能源汽車及其全產業鏈。

汽車是人類第一大制造業門類，圍繞汽車而構建的零部件供應鏈，貢獻了工業門類中最多產值和最多的就業崗位，由此可見汽車確實是攸關國家戰略安全的產業。

但隨著美國回歸巴黎協定，汽車電動化不僅有產業趨勢的背書，還得到了政治趨勢和環保趨勢的背書，拜登從去年就在力推電動汽車的發展，今年還有幾部針對中國電動汽車的產業政策在醞釀。

美國的電動汽車跟中國比，劣勢一在產業鏈規模，中國電動汽車除了芯片和最上游的礦產原材料，國產化率高達100%，出口成本極低，而美國電動汽車產業鏈并不完整，最優解的辦法是所有不能獨立制造的零部件都從中國進口，這樣關稅成本只疊加一次，既有效率，也夠經濟。

但美國非要搞供應鏈去中國化，只能按照資源稟賦從不同的國家進口不同的零部件，如從日本進口鋰電池，從韓國進口隔膜和電解液，中國因素倒是避開了，但不同國家的關稅成本疊加了好幾次，哪有競爭力可言。美國電動車的驕傲特斯拉為啥寧愿頂著地緣政治風險也要來華建廠，你看看特斯拉國產前后的出貨量和利潤率就清楚了。

二在車機技術，美國電動車的智能化和系統整合做得比中國好不假，但電動車的本質是在地上跑的汽車，車機技術才是核心產品，系統整合類的軟件是次級產品。

拜登新簽署的通脹削減法案，很多政策都是沖著解決這兩個問題去的。

拜登簽署通脹削減法案

近岸外包是指影響美國戰略安全的產業必須在北美洲生產，如美國通脹削減法案規定，獲得補貼的車企，其電動車的組裝至少需要在加拿大或墨西哥境內生產；友岸外包是指重要的零部件或原材料產業必須在盟國生產，如美國通脹削減法案規定，獲得補貼的車企，其電池關鍵礦物材料40%要在美國盟國的境內生產或加工，未來這一趨勢還會擴大到半導體產業中的硅片等。

在岸制造對應的是美國本土強制力，近岸外包對應的是美國地緣政治控制力，友岸外包對應的是美國盟友影響力，通過這三個自上而下的國際生產體系重塑，美國將再次獲得世界最頂級的工業生產水平。

但這也說明，美國終于承認在前二十年以國際供應鏈去中國化的戰略斗爭，自己是失敗的一方，現在他們終于放棄了將中國踢出全球價值鏈的想法，轉而嘗試重塑新的以自己為絕對核心的國際生產體系來與中國抗衡。

二十年光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