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軍挑起了內戰，但最終的勝利者是我黨。

當時南京政府賴以生存的800萬軍隊，最后都將不復存在，而這幫軍事集團的代表人物去哪兒了呢？

他們都要經過了勞動及思想改造，北京有功德林，重慶有管理所。

三大戰役，被俘的國軍將領及高級指揮將領一大堆，原來一直關押在全國各地，到了1950年陸續的都集中在了北京的功德林。

這里除了關押戰俘，還傳授他們技藝，方便他們出獄之后更好的投入社會，起碼有手藝養家糊口，也可以說是當時中國勞動改造機關。

今天要說的事就是當初在重慶的戰俘營時的一個趣事。

當時開大會，有一位我黨首長為了積極改造戰俘的思想，所以宣讀了毛主席在1937年提出的實踐論。

里面就有一條，脫褲子，割尾巴，沒想當時這位首長口音比較重，把尾巴的尾說成了（雞）；導致底下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還以為不僅要把他們思想改造，還要給他們凈身，把他們嚇得夠嗆的。

等誤會解開了之后，他們才松下了一口氣。

其實當時的戰俘營，雖然表面上看是監獄，其實內部管理并沒有那么的嚴格。

因為我黨不指望從這幫將領身上套出什么情報。

跟當時國民黨設的渣滓洞，白公館性質完全不同。

平時牢門不鎖，除了不能走出監獄大門之外，真可謂的是寬松管理，為了就是讓戰俘盡量放松心情來接受改造。

“脫褲子，割尾巴”其實是偉大領袖在《實踐論》（1937）中提出，人類的認識運動在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之后，還不是認識的終結，其終極目標是達到對世界的改造。

戰犯管理所的生活

1949年，在人民革命的洪流沖擊下，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徹底崩潰了。

許多國民黨的軍政要員，大大小小的戰爭罪犯，先后落入了人民的法網。

如何處置這些戰犯，一時成為世人矚目的問題。

過去，人們一提起監獄，馬上會聯想起高墻、電網、鐐銬、鐵窗……在長期的國民黨統治歲月里，反動派對革命人民的殘酷鎮壓，使許多人認為：戰犯進了監獄，不死也得扒層皮。

每個戰犯當時盡管尚不認識自己的罪行，對于這一點也是確信不疑的。

然而，誰也未曾想到，厄運始終未曾來臨，他們的改造生活，竟是那樣的豐富多彩，帶來無限的生機和希望。

共產黨并沒有用國民黨監獄對待被捕的共產黨人的方法來“還治其人之身”。

十年、二十年之后，他們竟一個個以嶄新的精神面貌陸續走出了戰犯管理所。

從一個戰爭罪犯成為一名新中國的公民，從一個民族罪人成為管理國家的主人，這是一個何等驚人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對戰犯的改造政策，引起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驚嘆和好奇。

共產黨到底用什么方法使這些戰犯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呢？

他們在戰犯管理所到底是怎樣生活的，他們沒有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被繁重的勞動壓彎了脊梁？

他們長期與世隔絕，不能會見自己的親屬，日坐愁城，形影相吊，何以卒歲？

共產黨為什么要這樣做，又做得這樣耐心、細致……這許許多多的問題，其實可從功德林里找到實際的答案。

原來，一切都是那么意外，又是那么合情合理，令人信服、掩卷沉思。

功德林

功德林本是北京德勝門外的一個寺廟，民國時，被改建成了監獄。

這座監獄是以效法日本改良司法的名目修建的，所以監獄的構造取型于日本（日本的監獄又是以德國為模式的）。

在監獄的大門口，守衛線以內，豎有一塊石碑，上面鐫刻著十三行碑記，記敘著建造這座監獄的經過。

民國四年，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期間，司法總長羅文干才最終完成了這座監獄的全部建造。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范監獄。

自從新中國成立以后，功德林就直屬于國家公安部的管轄范疇之內，當時被稱作北京戰犯管理處，而當時的管理處處長就是姚科長，他曾是漳河訓練班的。

功德林的占地面積很大，足有近百畝，周圍有高大的圍墻，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很大的院子。

大門進去就是一個廣場，廣場中間部分原來有一個絞刑架，但均已拆除，現在只剩一個放木樁子的深坑。

南面的有三棟房子，前面兩棟是2層樓，第3棟是平房，但平房里面裝飾比較規整，里面不僅有沙發，還有地毯。

3棟樓之間還有兩個花園，并且靠后的那個花園里面種植的全部都是梅花。

大家也知道這梅花開放時，樹葉淡綠，花瓣兒又成粉紅色，那是文人墨客經常用來吟詩作對的花朵，可以說是甚是雅靜。

大門東邊就是排成排的平房。

監獄的中心是電光形的八條胡同。

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高達幾十米的八角樓，一個哨兵站在樓上，便可看見各條胡同的情形。八角樓腳，又有幾個小八角樓，小八角樓的大門，正對著胡同，每個胡同都有一個鐵柵。

再往后走還有一個南北對立而坐的平房，平房之間，甚至還有一個小型的運動場。

后院還有20多畝地，其中還有一口井。

院子里面到處都是梧桐，環境是相當的好，把它稱之為農家樂都不為過。

“邱老虎”

國民黨軍第206師師長邱行湘，外號“邱老虎”，也來到了功德林。

邱行湘剛剛走到光線暗淡的八角樓下，他就神色不對了。

作為曾經的師長，自己也曾在黃埔待過，但在黃埔那里看的是山清水秀，聽的是鳥語花香。

功德林這里面也算是別有一番情調。

他當然也不在意這個，他主要是在意共產黨的崗哨，因為崗哨很遠，原本是從設在村口，而后又從村口再往后退。

邱行湘的意識還停留在過去，基本上把老百姓的村莊與共產黨的監獄的概念劃上了等號。

現在陡然出現在他面前的，是高高的圍墻、重重的鐵柵、深深的胡同……

是的，邱行湘在這里怕得有理。

因為他深知曾經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惡行。

他感覺胡同里面有血腥的味道，而梅花底下也有曾經共產黨員的尸體。

段其瑞在位時，對共產黨人實施的絞刑，而蔣介石更狠，直接對共產黨是大規模的屠殺。

舊中國，臭軍閥已經將人類的文明進行了大規模的退化，而他們身上原始的野蠻本能卻展現的淋漓盡致。

功德林胡同里面的氣氛，已經陰森到這種程度：一個不是犯人的人，如果在這里連住幾天，這個人會在一瞬間驚恐地捫心自問：你究竟是不是犯人？

這種氣氛對于真正的犯人邱行湘來說，自然是倍覺膽戰心驚了。

“心驚膽寒”

他不能不思索共產黨帶他進功德林的理由，倘若他認為共產黨是不無道理的話，他就自認晦氣了。

思索的目標并不難找——他幾乎是帶有預感性地想起，去年年底，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懲辦戰爭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國民黨軍官及國民黨黨部、政府各級官吏命令其部屬實行屠殺人民、施放毒氣、破壞建筑、毀壞物資等罪惡行為者，皆以戰犯論罪。

今年年初，中共發言人又發表了關于和平條件必須包括懲辦國民黨戰犯的聲明。

邱行湘心里明白，他的身份就是戰犯。

那么，共產黨如何懲辦國民黨戰犯呢？

他的歷史知識告訴他，在舊時代的政治斗爭中，勝利者是不會輕易地饒恕一個敵人的，政治永遠比軍事更殘酷，更漫長。

他感到他過去估計中應受到的懲戒，有可能是將要承受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他這樣想時，除了詛咒自己的命運以外，絲毫找不到詛咒共產黨的理由。

他倒是想通了：改朝換代就是這么一回事，一些人走運，一些人倒霉。

若是國民黨軍事得勢，就會像曾經得勢時的所作所為一樣，蔣介石會“寧錯殺，不放過”?，F在，邱行湘垂著頭，慢慢走進小八角樓。

他望著樓臺前的柏樹，心里頓生一絲脫俗之情：

這功德林不正是一座佛家廟宇么，母親不正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么，他但愿在這里每日舉目梵宮僧寮，每時滿耳木魚清磬，雖不能像孫傳芳部下們那樣重振人生，能像孫傳芳晚年在天津紫竹林當隱士那樣心身兩凈，亦得聊以自慰了。

邱行湘站在胡同入口，抬頭望了望上方——他不知道這里的胡同，過去曾按照“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依次編名，他只看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塊臉盆大小的圓形黑底白字木牌，分別掛在胡同大門上方的灰色墻壁上。

是的，這座為北洋軍閥所建造的第二模范監獄，現在正為人民政府第一次利用。

在那八角樓下的胡同里，究竟隱藏著什么樣的秘密？

戊字胡同內，邱行湘大膽地進行了一次試探

胡同兩壁的中間，是一個三角形的地帶。

從下朝上看，可以看見天空的一角；從上朝下看，可以看見土地的一塊——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共產黨正是從改造這里開始，改造著一個齷齪的世界。

就在北京的街頭還充塞著破爛的舊式茅廁的時候，這里的衛生設備已經達到現代化的程度。新建了洗澡間（有盆塘、有淋浴）、洗衣間、公共廁所（有抽水馬桶）。

牢房里上有天花板，下有水泥地，中間安了窗。

由于人們都可以理解的緣故，這里的窗戶安的不是玻璃，而是高麗紙。

這種高麗紙用桐油浸過，既透明又擋風。

房內靠壁處安有床鋪，分單鋪和通鋪，都是木板搭成的，有一尺多高。

鋪上墊著褥子，褥子之上是床單，被子和枕頭都是新制的。

并且這里的每一間屋子都配有一張飯桌，飯桌底下還有幾張小木凳。

以至于以后不少戰犯都稱之為功德林為家。

“家”意味著溫馨、親切、溫暖和歸宿。

可享，那里頭并沒有一絲一毫的監獄氣息，反倒是一個讓他們進行社會實踐的地方。

要是人們稍稍留意一下時事，就不能不驚嘆中國共產黨的更為細膩的匠心。

就在功德林的高墻內已見縷縷陽光的同時，高墻外又灑下陣陣春雨。

總論

1959年10月間，功德林里的戰犯還是繼續的學習，爾后學習之后再做一些簡單的勞動，晚上的時候，通過學習，勞動寫一些心得體會。

但等到12月4號這一天，這天就比較特殊，忽然通知全體把衣服穿戴整齊后，所有人到禮堂集合。

他們整隊進入會場時，才知道原來今天是特赦的日子。

當時，他們的心情很激動，既高興又緊張，因為誰也不知道是全部特赦，還是部分特赦。

10點整，特赦大會正式開始。

領導講話后，開始宣布特赦名單。

第一批特赦的共有十人，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陳長捷、鄭庭笈、邱行湘、盧浚泉、楊伯濤、周振強、宋希濂。

特赦大會之后，他們回到駐地，馬上換上了政府發給他們的新衣服，整頓行裝。

北京市民政局的王局長親自來接他們，用車一直把他們送到了市區的旅館。

這樣，他們遂告別了功德林，從戰犯管理所走上了新社會。

1975年3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根據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決定，宣布特赦釋放全部在押的戰爭罪犯二百九十三名。

這一莊嚴的決定公諸于世之后，關押在各地戰犯管理所的戰爭罪犯，無不激動萬分、熱淚橫流。

戰犯的親屬們，更是歡欣鼓舞。

消息不脛而走，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與反響。

新中國成立以來，被收押在各地戰犯管理所的國民黨戰爭罪犯們：

有的是國民黨軍隊的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師長，有的是國民黨的省市黨部的主任委員、書記長、委員，有的是國民黨政府的省主席、廳長、行政督察專員，有的是蔣介石反共急先鋒三青團、中統、軍統、憲兵等特務機關的頭目和各地區負責人。

按他們的罪行來說，有的在戰場上施放過毒氣、殺害過俘虜；有的主持和參與策劃過大逮捕、大屠殺、大破壞，活埋過紅軍及其家屬；有的制造過歷次反共的事件和慘案。

總之，都是罪大惡極、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頑固分子。

特赦之日，當記者采訪他們，問起他們的感想之時，都無不感激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

他們有的說：“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共產黨是我的再生父母?！?/p>

有的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共產黨把我改造成為新人的恩情。我以能夠成為新中國的一個公民而感到最大的幸福。”

一個個兇殘成性，堅決反共反人民的戰犯，是如何轉變為認罪服法、改惡從善的新人的呢？這不能不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同時也是人民政府長期以來忠實地執行這一政策而辛勤工作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