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學者:巴蜀與印度交流頻繁,印度梵文里的“中國”就是成都

三星堆出土文物
大家好,我是蘭臺。
今天蘭臺要和大家聊一聊古代四川地區與印度的關系。
為什么要聊這個話題呢?
這是因為隨著四川三星堆文物的不斷發掘以及學者們對三星堆文物的不斷深入研究,許多學者發現傳統認知里屬于“中原王朝”邊疆,遠離核心經濟區的四川,其實從商周時期一直到漢朝,都屬于古印度經濟區的一部分。
注意,這里的“古印度”和今天作為國家的印度是不一樣的,“古印度”更多是一個地理概念或者說區域概念。

印度泰姬陵
01、
根據學者對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研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地區頻繁出土來自中國四川的“蜀錦”等文物,不少四川學者認為根據這些出土文物,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在四川融入中原帝國的經濟圈之前,四川其實是屬于泛印度經濟圈的。
比如根據四川師范大學湯洪教授的研究,在巴蜀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茉莉”并非四川本土物種,也不是中原地區,而是來自于印度地區。
為什么說“茉莉”在巴蜀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這是因為在巴蜀文化中,茶文化是最重要組成部分。
而在四川眾多名茶里,四川民眾最愛的是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其實就是茉莉與茶葉混合形成的一種混合茶。
而根據湯洪教授研究,茉莉是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從印度來到四川的。
據歷史文獻記載,茉莉是自漢代從南亞經過“南方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風韻傳天竺,隨經入漢京。”“茉莉名佳花亦佳,遠從佛國到中華。”

張騫出使西域圖
02、
作為四川與古印度地區緊密交流更為直接的證據則是出現在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里。
張騫出使西域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聽說過,而在這個故事里,張騫在大夏國,也就是今天伊朗東部和阿富汗北部地區竟然看到了蜀錦和邛竹杖。
張騫本人是漢中人,在元朝之前,漢中一直是巴蜀的北方門戶。
換言之,張騫本人就是四川人,他可能看錯蜀錦和邛竹杖嗎?
而闊別中原已經十幾年的張騫在異國他鄉看到蜀錦和邛竹杖后覺得說不出的親切,于是就找來當地商人問清楚來歷,一問才知道,這些物品都是從巴蜀經云南到達印度的。
而在當時,這條從四川通往印度的商路非常發達,史稱“牂牁道、滇緬道”。
四川通過這條商路與印度經濟圈結合的緊密程度其實是要高于中原王朝的,因為在張騫在大夏國看到蜀錦和邛竹杖的時代,這些四川特產甚至沒能銷售到漢朝的東南地區。
而作為旁證,在公元1世紀希臘人所撰寫的《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中就提到,中國絲和絲織品以印度為中轉站,遠銷到了希臘。
而此時,印度商人銷售的就是四川的蜀錦。
只不過,在三星堆文物被發掘之前,四川地區一直沒能發現漢代之前的絲綢文物,所以歷史學界普遍懷疑張騫在大夏國看到的四川特產未必是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到達的大夏,也可能是匈奴人販賣到大夏的。
但是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里發現了絲綢制品,而三星堆文明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歷史,這說明早在漢代之前,四川地區已經以絲綢作為自己的特產了。
這樣一來,張騫在大夏國看到的蜀錦自然是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到達的伊朗、阿富汗地區。

03、
眾所周知,“支那”(Cīna)原本是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原本并沒有任何貶義,完全是被近代侵華日軍這顆老鼠屎給搞臭了的。
從學術角度出發,最早把中國稱為“支那”(Cīna)的是印度古文獻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和《政事論》。
而隨著佛教的傳播和佛經的翻譯,漢代的翻譯者就把印度文獻里的“Cīna”翻譯為了“支那”,除了“支那”這個翻譯外,“震旦”“振旦”“真丹”“真旦”“至那”“脂那”“振那”都是指的“Cīna”。
眾所周知,今天中國著名學府,上海的復旦大學的原身就是“震旦公學”。只因為當年的法國教會干預震旦公學的教務,篡奪校政,老校長馬相伯先生一怒之下帶領學生脫離震旦,新建了一所學校,取名“復旦”。
“復旦”有多重含義,但是這些含義里“復興震旦”的含義是肯定有的。
那么,大家知道“支那”(Cīna)的語源是什么嗎?
首先聲明,關于“支那”(Cīna)的語源,眾說紛紜,這里蘭臺只是為大家介紹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段渝教授的研究成果。
段渝教授曾系統學習過音韻學知識,他考查文獻后人為“支那”(Cīna)的語源為成都。
為什么段渝教授這么肯定呢?
這是因為雖然“支那”(Cīna)語源眾說紛紜,但是目前學界普遍承認“支那”(Cīna)的詞根“Cī”與“絲”為同源。
所以,“支那”(Cīna)可以理解為“產絲之地”。
而在《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及《政事論》成書年代之前,四川的蜀錦就通過南方絲綢之路遠銷印度。
也就是說印度人接觸到的第一批中國制造絲綢就是四川的蜀錦,那么很顯然,“支那”(Cīna)的詞源只可能是當時四川行政中心成都。
不僅“支那”的詞源是成都,四川峨眉山的“峨眉”其實也是古梵文的中譯版。
根據四川師范大學湯洪教授的研究,“峨眉”一詞是外來詞,是法藏比丘阿彌陀佛“Ami”之音譯。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海貝
04、
當然,關于商周時期四川屬于泛印度經濟帶更直接證據是三星堆里出土了大量不屬于四川內陸地區的海貝和象牙制品。
象牙制品的工藝與當時中原地區工藝風格迥異,只可能是來源自南亞印度。
而更為直接的證據是三星堆遺址里大量海貝的出土,這些海貝不是單純的海貝,在當時是印度地區的一種貨幣,被稱為“貝幣”。
這種“貝幣”不僅在三星堆遺址里被大量發現,而且在云南地區、印度哈拉帕文化遺跡以及孟加拉灣和阿拉伯地區都發現了類似的“貝幣”,經過考古工作者研究發現,這些“貝幣”的材質基本相同,而且形制一致。
這足以證明這些海貝不是什么觀賞的工藝品,而是當時南方絲綢之路上的一種多方公認的結算貨幣。
而從成都平原考古遺址中出現“貝幣”而在印度、巴基斯坦地區考古中只出現絲綢并無古巴蜀貨幣情況看,很顯然,在商周乃至一直到西漢,巴蜀在泛印度經濟圈中是屬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而古印度則相對強勢。
以上就是四川學者對商周時期巴蜀與南亞交往的一些研究發現,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
參考資料:
《從三星堆考古新發現說起 ——試論古代巴蜀與南亞的文化互動和融合》,光明網;
《古代巴蜀與南亞的文化互動和融合》,湯洪,中華書局出版;
《絲綢:三星堆文明的核心內容之一》,中國社會科學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