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之前有朋友讓我聊王稼祥，那今天就來聊聊。因為王稼祥的事比較簡單，有些事在以前的文中也說過，這篇文章就不寫長了，主要把幾個關鍵事件說明白，捋清一些歷史謠言。1906年出生的王稼祥，原本和其他人一樣努力讀書升學，在激蕩的時代潮流中參加愛國學生運動，經常上街游行反對北洋政府，順便讀《新青年》洗滌靈魂，轟轟烈烈卻平平無奇。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他的命運軌跡應該是參加革命，然后按部就班的升遷，最后在史書中默默無聞。那年他在上海大學中學部讀高三，不僅參加了共青團，還被選為學生代表進入學生會，成為上海大學中學部的明星。于是學部主任侯紹裘和王稼祥單獨談話，問他愿不愿意留學俄國，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接受革命理論教育。王稼祥非常興奮，立即表示愿意去：“既要革命，必須先研究革命理論，學習革命方法，我決議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去預備革命。”王稼祥在俄國學習非常刻苦，沒幾年就裝了一肚子革命理論，還寫信勸國內的朋友放棄“實業救國”之類的幻想，也到俄國考察學習，感受革命的氣息。但也就在這個時候，莫斯科中山大學爆發“教務派”和“支部派”之爭，在開會爭辯時，政治觀點不明確的王稼祥，和部分同學支持了“支部派”，給“支部派”投了關鍵的一票。結果就是“支部派”獲勝，這些支持“支部派”的中國學生，形成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在當時看來，這個中國留學生團體純粹是瞎胡鬧，隨便舉舉手罷了，但隨著1931年的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在蘇聯的支持下掌權，這個瞎胡鬧的留學生團體，瞬間水漲船高。因為初登高位的王明需要親密幫手，而和王明有共事經歷和戰斗情誼的，只有留學期間認識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于是王明派陳昌浩去了鄂豫皖根據地、夏曦去湘鄂西根據地領導賀龍部隊、張聞天做了宣傳部長、博古做了團書記，前一年還被排擠到香港做記者的王稼祥，直升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到中央蘇區工作。莫名其妙的出國了，莫名其妙的站隊了，莫名其妙的升官了，所以我說，青年時期的王稼祥就是莫名其妙的平步青云。這種順風順水的事，在和平年代可能是好事，但在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就特別考驗個人的素質了。由于留學的履歷，王稼祥在中央蘇區的工作，不可避免的受到王明的深度影響。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是留蘇國際派奪權的前奏，他們說教員是狹隘經驗主義、富農路線、右傾機會主義等等，一起舉手投票，撤銷教員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但實事求是的說，那時的王稼祥只是年紀輕、經驗少、觀點不明確，才跟著國際派舉手，他本身不是一個迷信蘇聯的教條主義者。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要徹底剝奪主張“積極防御”的教員的軍事指揮權，推行國際派的“積極進攻”政策，幾乎所有參會的人都舉手反對教員，只有兩個人例外——其中一個是周恩來，他做為會議主持人，希望教員失去軍事指揮權之后，留在前線做助理。另一個就是王稼祥。經過一年多的工作，王稼祥和教員交流多次，已經被教員的才華折服，于是在“寧都會議”上，他說教員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是正確的，要求教員留在前線指揮軍隊。“寧都會議”結束后，教員準備去福建長汀福音醫院修養，王稼祥去給教員送行，還希望教員再爭取一下。注意，教員用的詞是“我們”，說明在“寧都會議”前，王稼祥在思想和路線上，就站在教員的一邊。相比其他人經過長征甚至抗戰才理解教員，王稼祥走完這個過程只用了一年，足以說明他不是迷信蘇聯的教條主義者，而是實事求是的革命者。正是因為提早認可教員的思想和路線，王稼祥便成為“遵義會議”的幕后推動者。王稼祥、張聞天、教員要么是受傷不能強行軍，要么是坐冷板凳，都被分配到中央軍委第一縱隊隨軍行動。反正沒有具體的工作安排，于是每到宿營的地方，王稼祥就去找教員聊天，討論紅軍的命運和革命前途。王稼祥經常憂慮的和教員說：“如果這樣下去紅軍就不行了，要改變目前危急的局面，必須糾正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改變錯誤的領導人。”他們兩人達成一致后，王稼祥又和張聞天交流溝通，張聞天也認可王稼祥的觀點，于是三人在紅軍命運的話題上，形成一致的觀點。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因為受傷，坐著擔架隨軍委第一縱隊行動，王稼祥空閑時也和聶榮臻聊天，流露出希望教員出來指揮軍事的意思，用他的話說：“到時候要開會，把他們轟下來。”這就是“遵義會議”的幕后活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教員是“遵義會議”的主角，王稼祥就是幕后主要推動者。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博古做總報告，周恩來做副報告，教員批駁了錯誤的軍事路線并指出紅軍的正確方向，王稼祥和張聞天做為極有分量的人，旗幟鮮明的支持教員。正是王稼祥和張聞天的支持，教員的意見，才在政治局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可以說，從寧都會議到遵義會議，王稼祥始終是支持教員的，如果沒有王稼祥，教員重新領導中國革命，可能還要再費些周折。所以教員評價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從這個評價來看，在教員的心目中，王稼祥對遵義會議的貢獻，比任何人都要大。在歷史的重要轉折時刻，有些事是必然發生的，主角光環也是擋不住的，但能在重要轉折時刻出現以前，用自己的影響和地位，為主角掃清障礙，推動重要轉折時刻快速到來，就是歷史贈與某個人的機遇。隨后周恩來、教員、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負責決定紅軍的一切重大行動。王稼祥可能不懂軍事，但他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合作者、支持者，在新三人團里，王稼祥也是非常合適的協調者。合作而不爭權，位高而不耀眼，這就是王稼祥在遵義會議后的定位。如果這個人性格強硬、有自己的主張，必然和教員再起爭論。如果這個人沒有一定的資歷和地位，就不能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王稼祥和張聞天都是性格不強硬，又有資歷地位的人，于是張聞天成了教員政治上的合作者，王稼祥成了教員軍事上的合作者。教員是念舊的人，對于王稼祥在關鍵時刻的鼎力支持，教員始終念念不忘。王稼祥在中央蘇區的時候，被敵軍的炮彈炸傷，帶著一身重傷走完長征路，由于醫療條件不佳，三大主力紅軍都會師了，王稼祥的傷還沒恢復。傷勢拖了四年半，以蘇聯的醫療水平也難以治愈，導致王稼祥回延安后，只能做些文案工作，很少到地方或前線去。而抗日戰爭，又是黨員和軍隊指數級增長的時期，這樣一來一去，導致1945年召開“七大”時，代表們不認識王稼祥，王稼祥連中央委員都沒選上。選舉結果出來，教員非常意外——這么有貢獻的人，竟然落選了？于是教員親自給王稼祥“拉票”，和代表們一件一件列舉王稼祥的功勞，并且和代表們說：“昨天選舉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做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教員很少給人拉票，這次親自出面給王稼祥拉票，可見王稼祥在他心中的地位。這么說，你可能不認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淪落到“七大”中委都選不上，王稼祥的地位降低太多了，這都叫念舊？
但你反過來想一想，他們那些人的崛起，本身就不符合常理，在歷史的重要轉折時刻留下深深的印記，已經很了不起了，要論實打實的功勞和成就，現在的地位和職位才是完全匹配的。也就是說，他回到了屬于他的位置上，不存在地位降低太多的說法。這個時期，王稼祥和教員的關系還是融洽的。1949年的“七屆二中全會”開完，教員和王稼祥談話，告訴他不用回哈爾濱工作了，可以在中宣部長和駐蘇大使中選一個。中宣部長負責全國的輿論宣傳工作，駐蘇大使負責中國和蘇聯的溝通工作，在那個年代，這兩個職位的分量差不多。王稼祥和妻子朱仲麗商量，覺得在延安時做過宣傳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有宣傳的經驗，做宣傳部長是可以勝任的。在蘇聯工作生活很多年，對蘇聯比較了解，做駐蘇大使也可以。想來想去，他們決定選駐蘇大使，畢竟新中國要成立了，蘇聯的支持，對新中國的意義更大。同年底，教員訪問蘇聯的時候，隨王稼祥駐蘇聯的朱仲麗，就是臨時負責教員健康的保健醫生。當然了，教員的保健醫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除了王稼祥的妻子以外，朱仲麗還有另一個身份——教員的世交。朱仲麗的父親朱劍凡，和教員的岳父楊昌濟是留日同學。朱劍凡學成回國以后，在湖南創辦周南女子學校，經常請楊昌濟、徐特立到學校講課。教員上井岡山以前，也經常到周南女校小住，和朱仲麗關系不錯，還扯著她的小辮打趣：后來朱劍凡的長女嫁給肖勁光，二女朱仲麗在醫學院畢業后奔赴延安，其他六個子女也大多是共產黨員。朱仲麗去延安時，還專門給教員帶了湖南的臘味食物，教員見到故人也很高興：“你這個伢子，長這么高了，學會給我敬禮了，還是個響當當的醫生。”教員安排朱仲麗去醫院工作，后來她給程子華做過無麻藥拔牙，還給白求恩做過助手。朱仲麗是教員的世交，王稼祥是教員的戰友，從這份人物畫像就能看出來，兩口子和教員的親密程度。我覺得，相比其他國際派成員的命運，王稼祥始終能受到重用，除了他本人的貢獻以外，和妻子朱仲麗也有一定的關系。既然王稼祥始終受到重用，為什么突然在60年代就銷聲匿跡了呢？從1951年開始，王稼祥便擔任中央對外聯絡部的部長，負責中國黨和其他社會主義陣營黨派的外交工作，相當于黨務方面的外交部長。在這個崗位上，王稼祥做的不錯，中國很多外交方面的慣例，都是王稼祥在這個時期提出來的。例如斯大林提議，以中國為主建立亞洲社會主義國家聯盟，幫助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解決問題。這個提議背后的意思是，蘇聯的重心放在歐洲，亞洲的事情甩給中國，讓中國做社會主義陣營的二當家。但王稼祥立即拒絕斯大林，說“我們黨和其他國家黨的關系，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說一家人，是因為各黨、各國都有共同的信仰，更有共同的利益，在兩大陣營博弈的冷戰格局中，是患難與共的一家人。說不是一家人，是因為每個黨都代表不同的國情，所以不同的國情，需要不同的黨獨立自主的解決。不論哪個黨都不能指揮別的黨，哪個國家都不能干涉別國內政。如果違背“是一家人”的原則，就會給社會主義陣營造成損失，如果違背“不是一家人”的原則，就會出現大國沙文主義。“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的觀點，和周恩來總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脈相承。一場抗美援朝戰爭，新中國打出了尊嚴，代價是和西方國家切斷聯系，一場長波電臺風波，新中國維護了主權獨立，代價是和蘇聯交惡。所以60年代初期，新中國處于美蘇圍堵的外交困境。按照“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新中國被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圍堵，唯一出路是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一方面用數量換質量，另一方面建立外交上的緩沖地帶。總而言之，美蘇不和我玩了，我必須和亞非拉的窮兄弟玩，在氣勢上不落下風。在這個基礎上，再去謀求與美蘇和解。要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最有效的方法是經濟支援，于是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資運到國外，支援第三世界國家。而在60年代初期，新中國遭遇經濟危機，國內各方面都困難，做為資深的領導人，王稼祥便給教員寫信提意見：“為爭取時間渡過國內經濟困難，對外有必要采取緩和的方針，建議發表一個全面的對外關系聲明，正面闡明我們的對外政策，同帝、修、反斗爭時要注意策略，對外援助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對國內民生經濟來說是對的，但不符合國家發展的大戰略。如果不用援助的方式獲得第三世界的支持，結果顯而易見，新中國在全世界再也沒有朋友，說話也沒人聽，徹底成為世界的孤島。教員一直是行大仁政的，犧牲一代人的幸福換三代人的安寧，他不可能因為短暫的經濟困難，就放棄國家安全的大戰略。而且處在教員的位置上，他也沒有其他選擇，一旦失去第三世界的支持，那么新中國在外交上就打不開局面，進而不能恢復經濟貿易，最終會影響軍事力量。到那個時候，面對蘇聯在邊境陳兵百萬，或者美國的軍事騷擾、蔣介石朝思暮想的反攻，該怎么辦？雖然不至于亡國滅種，但一定會打斷新中國的發展進程。這些可能發生的事，我們用上帝視角能看明白，操盤國運的教員明白，但身處其中的王稼祥沒想明白。所以教員給了王稼祥“三和一少”的評價——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外交觀點不適合國情，王稼祥也顯得不合時宜。于是從1962年起，王稼祥就不主持對外聯絡部的工作了，每天在家閉門讀書。第一次是在中央蘇區被現實教育，從國際派轉向教員，功大于過。第二次是在國外內的紛亂環境中，從大仁政轉向小仁政，功過要從不同的立場來定義。不論哪次轉身，王稼祥都有濃重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