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irman Rabbit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最近各地疫情爆發，坊間都在討論疫情防控政策。

以下分享一些我最近關于疫情防控的觀察和思考。

1.“實事求是派”：不時有人問道：“你是‘共存派’，還是‘清零派’”？兩“派”現在“不兩立”，處于撕裂狀態。我的回答：我認為從長期看，我們無法消滅COVID-19-Omicron，最終必須與其有某種形式的“共生”（與人類歷史上近乎所有病毒一樣），但只要總方針策略一天不變，我就繼續支持并執行政府政策，不抱怨、不指責，并積極向家人朋友解釋政策邏輯，提供正能量。論及“派”不“派”的問題，比較正確地說法是，我希望做個“實事求是派”：了解病毒的演繹，理解政府政策的邏輯，分析當前主要矛盾，形成自己的看法認識，并在可能范圍內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2.“沒有理想化的中間路線”：前段時間，各地在一線防疫中層層加碼，大大增加了經濟社會代價。有關部門有針對性地出臺了《二十條措施》，要求“精準防控”，不許搞“一刀切”。應該說，社會上（包括基層的政府體系）對會議文件精神的理解是有分歧和偏差的，核心在于，文件里面提出的具體目標之間存在矛盾和張力，很難同時兼顧。這就好比很難讓一個大象做出特別精準優美的舞蹈動作。這里，并不是說舞蹈動作設計不對，或所有的大象必然都跳不好，而是可能有相當一部分大象是跳不好的，而這個事情又需要精準齊舞：一個大象跳不好就會攪亂全局。而了解防疫實踐的朋友應該知道，由于Omicron傳播特性，基層之所以能夠防住，實現“動態清零”，其實必須得依賴一定的“加碼”手段。很多時候，“加碼”不僅僅是官僚主義，而是為了“防死”病毒不得不作出的無奈選擇，因此，它其實是防控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防控體系之所以能夠運行所需的“灰色區間”。但只要一“加碼”，必然會負面影響其他目標的實現（例如要最小化經濟社會代價）。而如果把“加碼”手段禁絕，減少了基層在防疫中可用的工具，那使得防疫更加困難，病毒更易突破。在Omicron防疫這個事情上，滿足多重目標很難，恐怕確實不存在理想化的“中間路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這個觀察/結論，其實放到實踐中檢驗就可以。作者理解，《二十條措施》其實正是對政府/官僚體系提出極限要求的終極嘗試。

3.一個小案例：混管核酸采樣。核酸檢測中的混管采樣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疫情尚未在社區爆發時特別有效。但一旦爆發了，情況就不同了：對于個體而言，混管相當于極大增加了被管控的風險：本來我自己疫情防護做得好好的，結果和別人出現了混管陽性，且自己和同住家人需要被采取進一步措施（除了復采復核外，有的地方是居家隔離，有的地方要轉運，因地點場景和各地執行而異）。如果疫情在社區爆發，則這種風險將呈現幾何級數上升。一方面，個人為了規避風險，做核酸的積極性大大下降，沒有個人配合，核酸作為防御體系的有效性就會下降；另一方面，疾控和社區在每個混管陽性案例里都要面臨如何平衡“精準防控”及防止疫情擴散的具體問題：對多大范圍的人隔離及轉運？范圍大了，不符合“精準防控”，成本又很高；不“加碼”的話，風險又可能進一步擴散。《二十條措施》其實在每一個場景下都約束、減少了基層可用的“加碼”工具，肯定使得疫情更難控住。最后，混管雖然可以降低核酸成本，但增加了管控成本。如果恢復到單管，似能解決問題。但單管的話成本又大大上升，最后又回到一個經濟問題。沒有完美的解答。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像這樣的例子有無數。各種情景很難都事先考慮到，計劃也往往趕不上變化，就使得決策和執行陷入被動。

4.進入冬季及春節的關鍵挑戰時期：不少人之前認為疫情防控政策會出現大的調整。但無論出于何種考慮，由于冬季是呼吸道傳染病高發時期，僅僅就季節因素看，冬季就不是調整疫情政策的最佳時機；另一個因素是春節，春節是中國最大的人口流動事件，可能導致疫情大范圍跨省傳播。政府一定不希望把春節變成一個全國性疫情傳播事件，但另一方面，肯定也不希望影響群眾回家過年。2023年春節來得比較早（1月22日），距現在只有兩個月時間了。這就使得在春節之前把疫情總體控制住變得極為關鍵了。《二十條措施》強調“精準防控”，對基層政策理解力及執行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前面講到，實操到底能否落地是有挑戰的，因此這兩個月極為關鍵。

5.如多地出現較大規模爆發的話，“動態清零”的經濟社會代價很高：上半年，中國經歷過個別地方的疫情大爆發——上海。采取封城管控措施，最后是把疫情控制下來了（并且其實只用了兩個月），但對經濟的損傷是比較大的。對群眾的工作生活及情緒也有較大影響。現在復盤的話，如果從一開始沒有出現大規模爆發是最好的，因為爆發后“硬清”的代價很大。當時的情況是，上海畢竟是一城，要全國一盤棋考慮，“硬清”的收益大于成本。但如果多地出現較大規模爆發，情況就不同了，一是能不能“上”足夠的防控手段（可能還是需要依賴“適當的加碼”，這就和《二十條措施》的精神矛盾；二也要考慮經濟社會代價：而最小化經濟社會代價也是《二十條措施》的精神指向。這都是擺在全國人民面前非常現實、有挑戰、無法回避的問題。其實可以說，現在是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最有挑戰、最關鍵、最吃力的時候。我們后面再討論這個問題。

6.圍繞防疫，群眾認知、情緒、輿論的變化。COVID-19存在三年了，主要以弱化的變種Omicron形式存在。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結合自己的國情、政府能力、社會條件、民眾基礎、價值觀等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付出了相應的代價，進入了不同的狀態。同樣一套政策，放在中國合理，放在美國就不合理，或者放在美國合理，放在中國就不合理。歸根結底，也不能把政策化簡為政府的“選擇”或能力，因為歷史的主體是人民。所以，不同社會的選擇，歸根結底是人民的選擇、是各自的歷史選擇。從大歷史角度看，就是不同形態的人類社會面對病毒做出的不同反應和選擇，各有各的道理。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觀點。基于此，可以看到，人民的認識非常重要。在2022年末的中國，作者認為，圍繞COVID-19-Omicron的認知，普通中國人可能有幾個方面的漸進轉向。這個轉向是逐漸的，最后會由量變到質變：

——越來越能看到Omicron“毒性”減弱，有害性總體可控；

——越來越看到，Omicron主要在威脅特定高危人群——老人和基礎病患者

——對Omicron的高危人群受傷害的“接受度”悄然提升（潛意識里能夠接受“該來的總會來”）

——對Omicron的性質已經形成定勢的看法，對病毒危害性的衛生及社會分析，對長新冠（long covid）后遺癥等細節問題已經不再關心

——越來越認為Omicron主要是一個個人衛生問題，而非公共衛生問題；

——越來越認為針對Omicron的防護主體責任在個人，而非政府；個人需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做好準備（包括居家隔離、購置藥品、接種疫苗等）

——相應的，對政府角色和職能的預期逐漸降低，越來越接受最后更多由個人“托底”，而非政府“托底”，愿意為此承擔更多的風險代價

——更加關注疫情防控本身的代價及疫情防控帶來的潛在損失。例如，“未出生的人口”、三年來對青少年學校教育環境質量的影響、經濟影響等

以上現象的本質是，經過不斷地演變，Omicron在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之間的不對等性、不對稱性已經被放到無限大。普通人的這些看法每天都在加強——例如看到各地確診病歷背后很少有重癥；看到世界杯現場觀眾不戴口罩，等等。

馬克思主義講量變到質變、對立統一、否定的否定、矛盾向對立面轉化。中國古代也有大量這樣的“辯證”哲學。世間萬物都是變化發展的，社會關注點和矛盾點也一樣，會逐漸轉化。

7.民間對“主要矛盾”的認識的逐漸轉變。2020年疫情初期，COVID-19危害很大，涉及到生死這個優先問題。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時，多數人眼中的主要矛盾是疫情防控，保護公眾健康安全，而公共衛生的主體責任落在政府。當時社會一致認為疫情防控的收益顯著大于代價，因此也全力配合政府。而伴隨病毒不斷地演變，假以時日，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時，人們認定的主要矛盾逐漸變成了恢復生活、恢復秩序，追求經濟社會發展，并預期政府的關注點也應該逐漸朝恢復經濟社會秩序轉向，同時，人們對疫情防控的配合度也不斷下降。現在的情況似乎，政策反映及指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公共衛生安全（尤其是側重照顧醫療資源落后的廣大地區及高危人群，要求非高危人群配合防疫），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主要矛盾是恢復舊有秩序及發展經濟，政策和民間認知存在差異和隔閡。這里要說說政策宣傳問題：由于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主要矛盾已經轉化（這其中是經歷了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的），所以，過去的政策宣傳，無論內容也好，形式也好，效果都在不斷下降：民間對于病毒危害性及疫情防控政策的解讀及論證已經喪失興趣，而只希望看到政策調整。

中國現在的情景是這樣的，一個“全能型”、“無限責任”的“家長型”政府還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上上下下配合，再贏取一些時間，這樣以后可以更加從容，但民眾“不領情”。這就好比一個家長，苦苦勸說孩子，說這是為了你好，咱們再堅持一下。但孩子就是不同意，說爸爸媽媽，我已經長大了，你們不用再操心了。我意已決。你讓我闖一闖。父母再勸，反而可能會有反效果。到一定時候，父母就得放手。

8.主要矛盾如果發生轉變，政策選擇就多了，而且可以形成新的合力。重大公共政策得以很好的執行，一定要考慮其與社會主要矛盾的關系：政策越是契合主要矛盾、越是反映主要矛盾，越是能解決主要矛盾，那么就越容易得到支持，獲得好的執行。說白了，大家一條心，沒有什么“非共識”部分，那么眾志成城、合力辦事就簡單。政策如果不反映主要矛盾，或者說不能反映和解決全部的主要矛盾，那么執行起來難度就更大。說白了，就是大家認知不同，有很多的“非共識”部分，自然也很難形成合力。疫情防控就是這樣一件事。一個關鍵環節掉鏈，就會影響大局，收拾起來的成本代價更大。那么，究竟能不能圍繞新的矛盾，形成新的合力呢？應該是能夠的：矛盾在向對立方向轉化：現在人們能感受到多大的情緒，后面就能得到多大的力量，只不過是朝著新的方向、新的目標努力。

9.COVID-19的對抗是一場由多個階段組成的持久戰。人類與COVID-19的對抗是一場持久戰。每個社會都在找尋自己的應對方法。中國也不例外，而且將來回頭看，一定也可以劃分為不同的時期與階段。作者以為，中國和COVID-19的斗爭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戰略防御（2020~2021）。此時，COVID-19的病毒危害非常之大，我們構建了一整套的防疫基礎設施對抗COVID-19，很好地保護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第二階段：戰略相持（2022~）。這段時期，COVID-19的病毒不斷向人類“接近”，變種演化為危害性降低但傳播面極廣的Omicron。Omicron最大的特征是將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的非對稱性推到極致，造成人類社會的撕裂。我們繼續沿用過往的防疫基礎設施對抗COVID-19，過程中不斷優化，也保護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時，大大提升疫苗接種率，強化了醫療基礎設施建設，并構建了一整套用以對抗疫情社區支持體系。

第三階段：戰略反攻。所謂戰略反攻，就是我們有信心以全新的方式應對Omicron，同時實現數個目標，一是絕對不能讓Omicron影響我們的經濟社會秩序；二是不能讓Omicron妨礙我們與全球人類社會的融通，三是依賴我們的公共衛生/醫療體系及社會組織，有效對抗Omicron，最大程度地減少人民的生命健康損失。

時間推演到今天，2022年末，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社會是不可能消滅COVID-19-Omicron的——當然，如果全球各地都按中國大陸的模式抗疫，是可以做到的，但全球只有一個中國，中國是一個“例外”。因此，與COVID-19的歷史斗爭最終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與病毒實現某種“共生”——這個“共生”，并不是指每個人身上都攜帶病毒，而是指病毒沒有在技術上被“消滅”，不時還在人類社會里傳播（例如流感病毒），但已經與人類確立邊界，形成某種“平衡”，成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一部分。

如果要根據病毒變異的特征動態調整、優化疫情防控的目標的話，那么，基于目前對Omicron的判斷，我們的終極目標，恐怕也不是“消滅”病毒，而是以最小的相對代價（例如死亡人數、后遺癥人數、次生傷害人數等等）去“適應”病毒。只要以最小代價實現了這個目標，就算是“打敗”了病毒。中國最終要體現制度優勢，就是在全球人類社會里就回答這一問題交出一份最好的、能夠經受歷史考驗的答卷。

所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悄然轉變，就在于人們的心態和預期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調整：人們并非不希望對抗Omicron，人們并非希望被Omicron奪去健康，而是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儲備后，在心智上做好了準備，希望丟掉保護傘、“全副武裝”下水，在正面戰場上對抗Omicron，打贏這場最后的“戰略反攻戰”。

該來的總會來，中國這一關總是要過的。而實事求是的判斷，長期來看，不打贏這場仗，就不能稱之為最終“打敗”Omicron。

這個“戰略反攻”，就是疫情防控斗爭的新征程。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越來越多的人在加入新的斗爭行列：他們希望以新的形式，接受新的挑戰，打贏一場“不一樣”的戰爭。

10.高危人群（老年人）疫苗接種率問題。有觀點認為，中國的老年群體疫苗接種率太低，一旦政策發生調整，這部分人就會陷入危險境地，并且會擠兌醫療資源。這還不論及中國是個尊老社會，老人擁有非常高的社會地位，在資源和倫理上都得到了更多的傾斜關注。因此，相對較低的疫苗接種率（80歲以上加強針接種率約40%）被認為是目前面臨的一個明顯的政策掣肘。令許多人不解的是，在中國“強推”疫苗難度阻力特別大：為什么中國可以做到動態清零、強制核酸，卻無法強推疫苗？很多人無法理解。背后的原因很多，我無意在本文探討。但有一點可以“破位”思考的是，答案可能就在問題本身：人都是理性的，所以，推動疫苗接種率的最有力手段就是調整政策、去除“保護傘”。在有社會“保護傘”的情況下（“動態清零”），許多人評估染病的概率極低，因此傾向于“搭便車”，能不接種則不接種，晚一天是一天。但如果政策調整，人們評估染病的概率大大提高，對于高危人群而言，萬一染病，得重癥（甚至死亡）的風險及概率已經顯著大于疫苗本身的風險，此時接種疫苗的動力就會大大增強，甚至可能排隊接種。這完全是基于理性的選擇。

中國政府是包辦型全能政府，總被認為要對所有問題擔負主體責任。但全能型政府有個問題是會抑制個體的能動性、責任性，導致所謂的“巨嬰”現象。新冠疫苗是打到個體身上的，確實需要尊重個人的選擇，由個人去承擔責任。永遠等下去恐怕不是辦法：解決方法就在問題本身，政府需要卸掉一些擔子，邁進一步，讓“理性選擇”發生作用，允許每個人自己做出最符合他們利益與認知的選擇，并由每個人自己承擔后果與責任。驚濤駭浪、偉大斗爭，最終也都需要全社會人們的共同擔負。

11.未來，在應對疫情的“新征程”里，黨和政府將繼續承擔領導責任。中國雖然存在脆弱人群數量多、地區發展不平衡、醫療資源總量不足的問題，但也有一些其他國家沒有的制度優勢與資源條件。一是有一個負責任的全能型政府，認為自己理應提供盡可能全方位的社會職能；二是有黨的集中領導，以及九千多萬可以調動的黨員隊伍，在關鍵時刻可以站出來發揮作用；三是有龐大的基層社區網格化管理組織，可以提供其他國家/地區無法想象的基層社區服務；四是有許多的互聯網平臺企業，作為物流、后勤、信息交流的重要補充；五是在中國傳統社會價值基礎上建立的親密的親族/家庭乃至鄰里關系，社會成員之間能夠提供相互幫助和支持。總而言之，使得中國能夠在初期打贏疫情防控戰時所具備的能力、資源、稟賦，都可以用在與COVID-19-Omicron更加長期的斗爭中。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眾志成城、團結一致，打贏一場新的戰爭。

中國傳統智慧說，“逝曰遠，遠曰反”，“反者道之動”。馬克思主義說矛盾轉化、否定的否定，萬事萬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面，病毒也是一樣的。世間萬物有其規律，讓各種因素自然發生作用。等到了“臨界點”、轉化點，一切所蘊涵積累的能量將得到新的轉換、迸發，成為新事業、新征程、新目標的動能和力量。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