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無私”這個概念意味著科學家毫不遲疑地選擇誠實，而非不誠實，當然，現實中的情況并非如此。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現代社會的語境之中，科學已經成為了一個看起來過于復雜的系統，對于大多數人在自己專業之外的科學認識極為有限，了解科學的途徑，往往是通過某些專家在公共媒體上面的發言，這套系統對于高度分工化，傳媒覆蓋一切領域的現代社會來說，也不算上奇怪，絕大多數人沒有精力和能力去了解多個領域的科學。

只是，這樣的系統注定和科學的本質存在一些矛盾，之前這個系統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2019年底以來，這套系統的矛盾一次又一次集中爆發。比如說最近各種媒體和冒出的專家關于新冠嚴重程度的問題言論與之前相比的大翻轉，就宛如昨日重現。

專家們一般是如何描述一個疾病嚴重的程度呢？一般來說，常用的數據有重癥率和病死率，這確實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描述，所以我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有專家試圖靠著這個數據去說明，新冠的殺傷力大幅度下降了。

但是遺憾的是，這和事實總歸是存在一些差異的。數據，尤其是簡化的數據，是最容易通過傳媒去傳播的。但是基于科學原則的數據，數據總歸是要講來龍去脈的，討論病死率和重癥率，一定要清楚這來自于什么樣的前提之下。不考慮年齡層，不考慮預存之下的免疫力，不考慮檢測的規模，就討論死亡率和重癥率，本身就是十分可笑的事情。經過斷章取義的數據，本身就是最好的欺騙工具。

許多國家的大齡人群和基礎病人群在缺乏治療方案的情況下被殘酷的篩選了一遍之后，即使毒株的毒力不發生變化，死亡率和重癥率也必然會明顯下降；感染預存的免疫力，肯定會從一定程度上降低死亡率和重癥率，而疫苗的普及，也會讓很多數據產生改變；而在減少檢測規模之后，許多國家很多實際上死于新冠的人群，并不會被納入統計，那么，這種數據的真實性還有多少呢？拿這樣的數據去欺騙大家，這實在是過于可笑了。這也是今年以來大家為什么不斷強調超額死亡數據重要性的原因。

我們得承認，在治療手段進步之后，即使沒有預存免疫力，新冠的嚴重性確實也出現了不小的下降。但是有個前提是，得能接受治療，我國的icu儲備數量是遠不如發達國家的，上海疫情時候的各項數據，可是全國大多數重癥與呼吸科室馳援的結果，一旦問題更加嚴重的時候，數據只怕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問題在于，對于非重癥患者來說，基本的醫療干預和觀察，可以降低轉化為重癥的概率，但是在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這一點顯然也是難以做到的，那么，在這種背景之下，重癥率也必然會顯著提高。而我國有很多醫療機構，平時就處在超載的狀態，對于這種情況，幾乎沒有任何余量去處理，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同時，還有一個問題筆者之前也批判過，通過選擇報道和詞語的使用，讓大多數人相信，新冠的重癥與死亡幾乎只出現在所謂的高危人群之中，讓大眾試圖去相信，他們和危險是隔絕的，畢竟大多數人覺得，自己只是普通人，并不是高危人群。

但是這并非是事實，高危人群的新冠嚴重程度確實是明顯高出一大截的，但是高危人群在總人群的比例，比大多數人想象之中高不少，有很多因素可以制造出高危。這個類似“普通外科醫生”的語言小游戲，是媒體使用了很多次的，而不出意料的是，它的效果確實很好。

遺憾的是，這一系列情況恐怕并不是單純傳媒界的斷章取義，在年初香港地區疫情高峰的時候，有多位歐美學術界人士表示這個死亡率高的令人驚訝，難以理解。但是真的難以理解嗎？意識到背后的統計標準差異，意識到有多少人因為這些標準，無聲的離開了這個世界，真的有那么難嗎？2022年各國超額死亡數據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

遺憾的是，在大環境之中，恐怕確實如此，這兩年來在西方政治大環境之下，學術輿論形成了新冠有破壞力（畢竟還要批判特朗普），但是已經可以接受了的主流環境，這種多種合力形成的穩態，雖然關于新冠危害性的各種研究仍然在持續，但經常難以被放大到公共傳媒之中，而由于我國之前感染數量相對于世界來說始終過少，

國內難以組織大規模的醫療過載情況下的各種率的研究，很多數據只能依賴于國外的研究。而我們的一些媒體和專家，對國外學術界關于危害性的研究又經常容易無視或者選擇性引入，反而是各種科普自媒體討論較多，官媒雖然也會有一些引用和報道，但在互聯網時代傳播方式和輿論風向的變化下，普及度又相對不高。尤其國內一些媒體專家從20年開始就不斷釋放各種煙霧彈。于是大環境之下，我們很多時候聽到的東西，自然不再是什么事實了。

所以各種道聽途說，身邊統計學，所謂的“感染者親歷體驗”大行其道，成為長期以來“危害減弱”，不如“流感”到最后“不如感冒”言論大量存在的基礎，比如上海疫情期間傾全國援助力量取得的成果竟然廣泛被當成奧密克戎危害低的證據。

那么，新冠目前階段的嚴重程度到底是怎么樣呢？老實說筆者也難以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畢竟現在的階段，全球關于新冠的公共衛生數據實在是過于混亂。超額死亡數據仍然是最客觀的一個衡量指標，但它首先有滯后性，然后對于超額死亡概念的普遍不理解，也給很多人有了攻擊的空間，比如最近我們也經常能看到一些質疑或者歪曲相關數據的言論。但這仍然是當下最客觀的指標。

筆者想用一些數據和比喻，去嘗試做一些簡單的解釋。以超額死亡率來看，在基礎免疫力較低，流行最為嚴重的階段，往往會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七十的超額死亡率，這意味著，如果某個地區之前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人，在這個階段，會有一百三十到一百七十人的死亡。而等高峰期過去，依然會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的超額死亡。

很顯然，這個數據距離人畜無害有著非常大的距離，以在總死因之中的占比來看，這個數據大概到了腫瘤和心腦血管疾病在總死因占比的比例，我相信沒有人會覺得，腫瘤或者是心腦血管疾病，算是人畜無害的東西，可是就是在一些媒體和專家的作用之下，這樣的言論大行其道。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2021年法定傳染病報告的總死亡人數是22198人，當然這個數據自然是有很大的水分的，比如說里邊的流感報告死亡人數只有4人，有點不太靠譜，不過拿來做一個對比還是可以的，而在年初的新冠流行期間，香港因為新冠死亡的人數足足有一萬多，要知道香港的人口可是只有不足八百萬的，如果等比例換算的話，香港每年因為流行病死亡的人數，大概也就一百多左右，這個高峰期的流行，足足一口氣導致了一百年傳染病的死亡人數，這可實在是令人震驚的數字。即使這個數字充滿了水分，我們也很難去說，這個數字是無害的，可接受的。

再從其他角度來說的話，我們不妨從癥狀率的角度去討論一下，按照英國社區傳播實時追蹤項目（REACT）的數據來說，奧密克戎毒株比德爾塔毒株更容易導致一些癥狀，雖然程度較德爾塔可能更輕，但是奧密克戎有癥狀比例并不會降低，有超過一半的人可能會有各種癥狀。

這從機理是可以理解的，新冠的輕中度癥狀與中和抗體有著更大的關系，而奧密克戎家族顯然是比較擅長去逃避之前存在的中和抗體的。按照這個研究提供的數據，雖然大多數人的癥狀并不是十分嚴重，但是很顯然，這個數據和大多數人無癥狀，是不太一樣的。同時，有大概五分之一的人群，報告這些癥狀，對自己的生活有很明顯的影響，這個數據，絕不是個小數字，足以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影響到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

紅圈是對生活的影響程度，綠圈是各個癥狀

至于新冠后遺癥，筆者本以為大多數專家洗地的說法無非是不嚴重，發病率沒有多高，大多數集中在老年人之類的說辭，這些本來已經夠荒謬了，結果現在已經有部分專家快進到不承認新冠后遺癥的地步了。

新冠后遺癥的出現率，國際上不同大規模研究的數據是存在著非常大差異的，從百分之5到百分之50都有，老實說筆者也難以確定哪個更加靠譜。但是從美國勞動力市場來看，在加息到了現在這個狀態，依然保持著極低的失業率，新冠后遺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即使是美國勞工部承認的數字，也有上百萬人因此影響退出了勞動市場。對于如此明顯的事實拒不承認，實在是過于滑稽的事情。而更遺憾的地方在于，疫苗接種對于預防新冠后遺癥的效果，是十分不理想的，這些事實，也顯然是被忽視的。

還有一個常見的說法，是疫苗接種率足夠高，就可以免除很多問題。我國的疫苗接種率確實是非常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基礎免疫率在全球國家里邊是排的上號的，但是要考慮的是，我國的人口數量是非常龐大的，而未接種疫苗的人群里邊，有很多是有基礎病的老年人。

我國的老年人接種比例，雖然沒有前段時間某些人危言聳聽說的倒數，但是因為之前非強迫接種政策的關系，老年人接種率在全球有統計的國家中只能說是中游水平（許多國家并沒有系統統計老年人接種率），自然和優先給老年人接種疫苗，給半年前就給老年人開打第四針的國家和地區有著一定的差距，因為第四針的開打，他們的老年人接種人次占人口比例確實是有著很大的優勢。

按照公布的數字，現在依然有兩千多萬老年人未接種新冠疫苗，這可是相等于一個中小國家的人口數量了，而他們都可以算是高危人群。

更復雜的地方在于，這些老年人之中，有很多并不是缺乏接種意愿，而是因為醫務人員擔心風險，不愿意給這些老年人接種。這個問題可不容易去解決，而這些人，很大程度正是最為脆弱的一部分人群。如果沒有到古巴那種人均加強針的地步，就不要去假裝疫苗接種率足以解決大多數問題。

至于是否開打第四針，目前看來并不是最為重要的事情，當下更為重要的事情是，給依然沒有接種疫苗的老年人們完成基礎免疫，這顯然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

更加有趣的一點在于，如果對于新冠的破壞力避而不談，這件事情是十分不利于推動疫苗接種的，一部分未接種疫苗的人群，是真的覺得這東西幾乎無害的，這會帶來更多的死亡和痛苦。

首先要說，當下不管是各種媒體宣傳，還是網絡輿論中各種新冠危害弱化的輿論氛圍和這一個月來發生的各種事情，以及防疫政策的轉向有很大關系。政策至此，之前沉思錄已有多篇文章討論，這里筆者不多說。在這種整個社會很快會迎來第一波廣泛沖擊的時候，媒體和專家們及時細致有效的宣傳科普工作，顯然非常重要。結果最近我們看到的卻是前面說的亂象。

就算是本著避免民眾過度恐慌，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顯然也不應該是這樣的方法，今年尤其是下半年以來，雖然各種新冠感冒論在普通人中已經廣泛傳播，但事實畢竟不是如此。我們十月的防疫發布會上還在各種強調新冠的危害性以及為什么不能全面放開的理由，現在不是你一說奧密克戎已經不如流感了，群眾就不會恐慌了，社會就會穩定了，畢竟網上各種感染者的親身體驗已經經越來越多。

而且就算是那些一直相信新冠無害論的人，在接下來親身體驗過之后，很可能也會遺忘自己過去一直相信的東西，轉而認為是宣傳和專家誤導自己。

當然，當下仍然還有很多專家在堅持用科學和事實發聲，比如吳尊友昨天還在強調新冠和流感的不同。本著科學精神實事求是的告訴民眾當下的情況，指導民眾當下需要做的準備才是專家應該做的事情，想避免民眾恐慌，實事求是是更好的辦法，而不是爭著出來吸引眼球。我們不能用西方式的方法來粉飾疫情。

就像我們之前一再說過的，國內媒體和專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并非始于現在，早在20年開始就長期存在，并持續至今。國內外一直有些人，在我們武漢抗疫勝利后就試圖讓大眾讓社會相信新冠無害。對于發表這些言論的專家和媒體，筆者很難說是什么原因。在2020年的時候，筆者以為大多數發表這些言論的科學家，要不是嘩眾取寵，要不是粉飾太平，除了少部分真的思考模式與眾不同的人之外，大多數人內心是清楚的，不過是和媒體一塊裝糊涂罷了。

但是到了現在，筆者開始認真思考，是否很多科學工作者確實是如此認為的？科學工作者無疑是有著優秀的專業技能的，在他們的專業領域，自然是遠超我們這樣的普通人，但是他們的知識與判斷，也都是來自于外界的信息，在如此的大環境和小圈子之下，他們接收到的信息，必然會產生畸變，所以必然會有很多人，去真的相信新冠幾乎無害的理論。

在這種情況下，堅持自己操守和判斷的知識分子，無疑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這并不是僅僅是贊揚他們的道德，更是因為他們有著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思維。

從理性的角度出發，筆者從來都希望的是全社會對于科學的尊重。但是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去縱觀，對于科學的尊重并不是理所應當的東西，很大程度只是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現象，我國因為歷史問題，科學的地位被擺的極高，這是很罕見的事情。許多國家的陰謀論者，對于科學的不信任，也并不單純只是反智的關系。

人們之所以信任科學，是因為科學可以解決許多問題，大眾與科學界完成了一個“契約”，當科學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人們對科學的信任，必然會產生動搖，這份契約，也隨時有可能被撕毀。而在傳媒界占據話語權的專家們的所作所為，有可能會更快的透支這些信任。沃勒斯坦在《知識的不確定性》里邊談到，人們對于代表科學的專家的信任，一個是出于對于學術機構的信任，一個是相信專家們理性無私，但是遺憾的是，事實無數次告訴我們，理性無私的專家們，只是一個理想化的假設，在危機面前，在大眾傳媒的作用之下，一切顯得是如此夸張而真實。

筆者自詡為一個較為理性的人，相信許多問題的解決，必然需要科學的參與。但是到了現在，面對這些越來越多背離科學精神和理性無私的“專家”，筆者也越來越站不到道德高地上，去批判這些所謂的“反智”。

大概從60年代起，部分知識分子就意識到現有的科學與知識體系存在問題，需要改革才能解決危機，但是遺憾的是，這方面的改革至今沒有成功，對于科學的質疑，變得越來越多，而在新冠危機面前，對于科學的質疑到了最近幾十年最為嚴重的程度，在公共傳媒領域，“科學”的地位，可能會面對極為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