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明驚人
來源：點DAO為止

本想說說人民幣升值之下房地產的走向。畢竟其涉及到億萬家庭的利益和資本的流向問題。

就如同日元升值之后房地產泡沫的教訓，在大多數人的心上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可昨天下午阿里巴巴發布的房地產數字化峰會，估計會給大多數人打上一針穩定劑。

畢竟上有房產建設“三道紅線”，下有數字化銷售過濾，短期內房地產注定是要被摁住的存在。就算資本真的來了，也會考慮其中的行業風險。如果有房產計劃，也就是真正有剛需的情況下，在國內建總部的那種。

所以，問題就又回到了前文所問：房地產被摁住的前提下，人民幣的升值會是一個怎樣的方向？

先說關于人民幣升值這個假設，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歡的。拋開資本國際水進來之后的流向以及民生問題的擔心，就是對制造業的不利，進而導致外貿企業鏈倒閉、影響就業等問題，甚至可以用自己挖自己的墻角來形容。

但他們從沒有想過的更深一層就是：人民幣升值首先影響的是低端制造業，但就算他們不倒閉，那微薄的利潤該怎么提升其工人的收入水平？低端制造業跟百姓高收入也是一個悖論。

如果往深了說，他們算不算“挾就業以令匯率”？可這低端就業究竟是縮小了還是拉大了PF差距？現在的年輕人愿意從事與否不說，等老齡化社會來臨后，就又是更大的問題。

可就算國家沒有深遠考慮，為了保護制造業出口選擇人民幣不升值。他們也不能開心的繼續做下去。如果不知道為什么，那一定要多看看外國疫情期間的新聞。

那些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大方向不說，單說疫情初期，那些“搶不到衛生紙”等民生用品的國家社會心理。對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他們在疫情期間無法組織恢復生產和產業鏈回遷。疫苗出現，疫情問題被控制住之后必然又會是另外一種反思。

借著疫情退去、恢復民生和經濟的旗幟，將基礎行業重新建設起來既拉動經濟又解決就業。更進一步就是為自己拉了選票。這對西方某些政客來說，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唬人政績。

如果這種國家有一兩個，我們可以交涉，可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可當全世界都是這一種思潮的時候，我們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才能繼續占領這些市場。與全世界為敵，從來不是做人之道。

也正是看到了這些更深層的矛盾與之后某些國家的必然反映，所以才有了上位者的通盤考慮。那就是除了人民幣升值締造國內市場以外，制造業和產業鏈升級就是這戰略組合拳的另外一個核心點。

在這個核心點下，首先要改動的就是路徑依賴問題。

過去在全球化貿易體系下，我們是全球化的第二受益者。現在的客觀是已經有了與世界脫鉤的風險，再依賴過去的路徑，出了任何問題都不是我們所能承受的。所以在未來，如何從世界工廠變成世界第一大市場就是我們必須做出的抉擇。

出于對未來道路的思考，如何化“將來的被動”為“現在的主動”就是我們必須做的功課。尤其是在這制造業上，一方面借著疫情的封鎖給出口企業必須調整的客觀理由，另一方面通過“疫苗+短期出口+長期投資”的模式讓跟隨者從中受益。這就是我們接下來必須走的道路。

其次就是，人民幣升值后，必然對社會各個產業鏈條進行倒逼式的調整。

這個調整對我兔來說，最優選擇并不是要放棄過去的低端制造業，而是通過技術革命升級轉變盈利模式。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讓老百姓增加可支配收入，畢竟，高低端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差的可不是一星半點。

在這里，可能大多數人都不太理解這個思路。其實就像前文所預告的阿里的“犀牛智造”一樣，工業4.0不僅僅德國在追求，我兔才是發力最猛的那個。

就像原本的成衣制造，在今天之前是怎么都和高端聯系不上的。可當成衣制造加上個性化、網絡化定制，從需求到生產、銷售的商業鏈條升級之后，它想不高端都沒人信了。

過去低端制造業利潤薄弱，可當被科技賦能之后，又有哪個資本會說不心動？在這個長期的趨勢下，房地產和工業4.0哪個是資本的選擇用屁股想想都知道。

最后、也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危機的根本出路問題。

前面文章雖然一直說，現在的經濟問題是由疫情引發的社會鏈條脫節引起的。但這里面忽略了一個潛在問題，就是疫情加速前的經濟問題。在沒有疫情發生的正常情況下，我們已經在說經濟存量博弈了。

也正是在這個經濟存量博弈的大背景下，才有了中美毛衣戰等。按照資本主義的尿性來說，這毛衣戰就是丑國解決經濟危機的常規方法。

他們無視這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產業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經濟投機性增強等。繼續一貫的企業減稅、增加社會福利之外，就是對外的擴張吞并。妄圖通過吞并我兔的國民財富來彌補他們的虧空。

原本這常規思路會有什么結果不說，但整個世界被疫情加速后，他們就真的陷入了自己挖的深坑當中。而我兔則是從疫情最初的“更危險”化危為機，在與世界脫鉤的風險當中走了出來。也就有了我兔為了整體利益最大化的戰略組合拳。

局勢雖然有疫情影響，讓世界局勢變的更加復雜化。但我兔從未改變的一個解決思路就是，經濟危機的解決要從根本問題出發。

即，防范和化解經濟危機的根本方法是技術變革、產業轉型和社會政策調整。

首先，要不斷推動新的技術變革來創造新增長點和新需求，給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并帶動經濟走出危機。二戰后新一輪技術變革的出現最終使得經濟進入新一輪繁榮時期。這次危機中，處于孕育期的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及以新能源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變革的實現，也將使得經濟最終從危機中走出。

第二，要與時俱進地調整社會政策、變革社會制度，來實現收入水平的均衡提高和彌合社會分化，這樣才能保持和擴大總需求，防止危機發生或緩解危機的影響程度。繁榮期沒有及時進行的社會制度調整在危機后被迫實現。大蕭條推動資本主義世界進行了全面的深層次制度改革，應對大蕭條的過程中建立和完善的失業救濟、養老保險、最低工資、工會集體談判等制度，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本次危機可能再次為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整和完善提供契機。西方國家已經開始忍受社會陣痛，在緩解勞資分化、彌合實虛裂痕、改革社保制度等方面艱難推進改革。

在這個思路下，其實就又回到了上篇《大戰略下的統一戰線》文章所說的資本問題。

資本有規避風險和賺取超額利潤的本能，但在某些“小資”還沒有成為真正的資本之前，他們還有著人類身上“貪逸惡勞”的本能。在這種本能下，他們賺取超額利潤更多的是通過壟斷和利用信息不對稱來獲得。

在這種沒有外來風險倒逼的情況下，不管是上面國家對真正高科技企業的需要，還是下面底層百姓的高收入增長，都是無解的存在。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放“資本鱷魚”進來“幫他們體面”反而是解決悖論問題的新思路。

更何況，只要屁股不是歪的，誰為誰服務是一定可以想明白的。

當然，這種大戰略下的社會變革肯定會有陣痛，但這中間的微妙度量，上位者肯定會有尺度。更何況，在新的科技革命下，舊時代原本的憑借都會被科技一一降維打擊。

新國家治理體系可從來不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