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疫情,歐洲哲學家們吵翻了!
文 |王悅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南風窗”(ID:SouthReviews),原文首發(fā)于2020年4月1日,原標題為《因為疫情,歐洲哲學家們吵翻了!》。

78歲高齡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迎來了他人生的“至暗時刻”。
這不僅是因為意大利在短短一個多月內,成為了整個歐洲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而這種疾病對于65歲以上的老人來說有可能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阿甘本處在了歐洲哲學界近年來最大的一場論戰(zhàn)的中心。
阿甘本在哲學界的地位備受尊敬,但他對疫情的思考卻引發(fā)了幾乎整個歐洲哲學界的反對,即便是其朋友也難以認同。
在這場論戰(zhàn)中,哲學家們關心的是歐洲的疫情到底有多嚴重?各國政府的防疫措施是過于嚴厲還是過于寬松?疫情過后,歐洲還能夠恢復往日的樣貌嗎?疫情還在醞釀著一種尚不可捉摸的政治后果?

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意大利哲學家,意大利維羅拉大學美學教授,并于巴黎國際哲學學院教授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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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端的“緊急狀態(tài)”
自從1月31日羅馬出現(xiàn)首2例新冠肺炎病例,意大利政府就宣布進入為期半年的“國家緊急狀態(tài)”,并暫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國大陸及港澳臺的航班。在此后的20天里,意大利境內僅新增了1例本國籍病患。
好景不長,2月21日后,北部倫巴第大區(qū)突現(xiàn)社區(qū)傳播,確診病例猛增,甚至在第二天就出現(xiàn)首例死亡病例。
顯然,“國家緊急狀態(tài)”已經(jīng)不足以應付疫情的突襲。意大利政府在2月22日宣布對密集出現(xiàn)疫情的北部倫巴第、威尼托兩大區(qū)11城鎮(zhèn)的約5萬居民實行隔離檢疫,并在該區(qū)域內實施了多項管制措施,包括禁止公眾集會,取消一切體育、宗教活動,關閉學校、酒吧等。此后,官方還增派了警察在隔離區(qū)巡邏,并派遣軍隊介入隔離區(qū)的檢查站。
論戰(zhàn)的導火索是2月25日,阿甘本在《宣言報》和“任意”出版社的博客上刊登的一篇社論,題為《由無端的緊急狀態(tài)帶來的例外狀態(tài)》。但讓老哲學家感到擔憂的,并不是疫情的蔓延,而是意大利政府采取的強硬防疫措施。

阿甘本在《宣言報》刊登的《由無端的緊急狀態(tài)帶來的例外狀態(tài)》一文
阿甘本指責意大利政府采取的緊急措施“瘋狂、不合理且毫無依據(jù)的”,因為意大利國家研究中心的聲明顯示出,疫情并未像媒體和政府官方渲染的那么可怕。
在阿甘本看來,政府以“衛(wèi)生與公共安全”為名的法令條款“模糊且不確定”,卻會讓懸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狀態(tài)”合理擴散到意大利所有大區(qū)。他更擔心當人們習慣了恐懼,這種恐懼會轉換為一種對安全的渴望,人們會為了滿足這種渴望自愿放棄個人自由。
也許是因為阿甘本發(fā)表這篇社論之時,歐洲疫情的嚴重程度的確尚不明朗,阿甘本的判斷是否正確也無從知曉。
實際上,在意大利,并不只有阿甘本對政府的嚴厲措施懷有抵觸情緒。政府重啟“國家緊急狀態(tài)”,無疑令意大利人苦澀地回憶起1970年代當局為鎮(zhèn)壓“紅色旅”等極左團體動用“莫羅法”制造的“白色恐怖”。
兩天之后的2月27日,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國哲學家讓-呂克·南希首先發(fā)難,他在“二律背反”網(wǎng)站上發(fā)表題為《病毒性例外》的簡短回應文章。論戰(zhàn)的序幕拉開。

讓-呂克·南希在“二律背反”網(wǎng)站上發(fā)表的題為《病毒性例外》一文
身處法國的南希也許感受到了疫情的緊迫。就在這一天,法國的疫情迎來了第一個高峰,當日新增20例確診病例。南希提醒“老朋友”注意,我們有疫苗應對“常規(guī)”流感,但是還沒有疫苗可以對抗新冠病毒。這個差別會使得冠狀病毒有更高的致死率。

《病毒性例外》文中所述:“正常”流感尚會使人致命,而沒有疫苗的冠狀病毒的死亡率顯然要高得多
至于“例外狀態(tài)”,南希則認為不能僅僅歸咎于意大利政府,因為“這種例外實際上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成了一種規(guī)則”。換句話說,真正有益的政治反思應當把矛頭指向全球化,而“政府只是可悲的執(zhí)行者”。

《病毒性例外》文中所述:政府不過是可悲的執(zhí)行者
事實上,據(jù)媒體報道,意大利政府的防疫并非如鐵桶一般,而是漏洞百出,造成了一種“封鎖歸封鎖,活動歸活動”的態(tài)勢。
對哲學家馬西莫·卡奇亞里而言,真正的“例外”是這種完全混亂的氛圍。他在27日接受《新普利亞日報》的訪問時感嘆:“如果俱樂部照常開放,那么,在沒有新冠病毒染病記錄的地區(qū)封閉學校的意義何在?”

馬西莫·卡奇亞里(Massimo Cacciari),意大利哲學家,先后任教于威尼斯建筑大學和圣拉斐爾生命健康大學
與阿甘本對政府限制自由的擔憂形成鮮明反差,卡奇亞里抱怨政府“脆弱且無腦”,只能被動遵循孤立主義的邏輯。
3月1日,意大利政府和議會通過了《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將意大利分為“紅區(qū)”、“黃區(qū)”和安全區(qū)。3月4日,意大利首次出現(xiàn)單日死亡病例過百。
與此同時,阿甘本的文章引發(fā)的爭議也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哲學家加入到批判阿甘本的行列。“二律背反”網(wǎng)站則成為了學者們論辯的主戰(zhàn)場。

”二律背反“網(wǎng)站。“二律背反”是18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提出的哲學基本概念,指雙方各自依據(jù)普遍承認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公認為正確的兩個命題之間的矛盾沖突
創(chuàng)辦《歐洲精神分析期刊》的意大利哲學家塞吉奧·本維努托3月5日發(fā)表文章,題為《歡迎來隔離》。(他拿自己的名字開了個小小的玩笑,因為在意大利文中,本維努托的意思就是“歡迎”。)
雖然本努韋托把阿甘本稱作“我最喜歡的哲學家之一”,但是他并不認同阿甘本。他認為,阿甘本把政府采取的措施看成是“統(tǒng)治階級暴虐本能”的結果的觀點既不切實際,也容易助長陰謀論。
而且,人們面對未知病毒的恐慌并不是“非理性的”。在當前,政治權力選擇制造恐慌,以鼓勵人們隔離病毒可能是最好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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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的“至暗時刻”
3月8日,來自印度的兩位年輕哲學家沙吉·莫漢與迪維亞·德維迪也向阿甘本宣戰(zhàn)。
兩人發(fā)表《被遺棄者的共同體:回應阿甘本與南希》,大致認同南希的反駁。他們認為,與“例外狀態(tài)”相對的“普通狀態(tài)”只存在于阿甘本的想象中。比如在印度就不存在處在普通狀態(tài)的人,幾乎所有人都因屬于特定種姓而可以稱作是“例外”的。
此時疫情已急轉直下,包括米蘭、威尼斯、帕爾馬等在內的11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布“處于隔離檢疫的警戒狀態(tài)”,而意大利單日新增確診數(shù)卻還是突破了1500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萬。
總理孔特在3月10日凌晨簽署全境防疫法令,使得意大利成為全球首個為應對新冠疫情,在全國范圍實施封閉政策的國家。
但是阿甘本并未動搖。他在意大利封國的第二天3月11日發(fā)表題為《論感染》的文章再次申明立場,想要揭示“傳染”這個醫(yī)學概念的生命政治學意涵。
阿甘本引用了曼佐尼描述1630年代米蘭大瘟疫的小說《約婚夫婦》,譴責意大利政府的措施“實際上把每個人都變成了潛在的涂油者”。他擔憂這些防疫措施有可能導致的“人際關系的惡化”。

《約婚夫婦》是意大利十八世紀著名作家曼佐尼代表作,其地位在意大利文學史上僅次于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抒情詩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談》,是一部以平民為主人公的長篇歷史小說
哲學家洛可·隆奇在14日發(fā)表的《病毒的美德》中對防疫措施做了與阿甘本截然相反的解讀。與人保持距離并不是對自由的限制,因為真正的自由是“在特定情況下做必須做的事情”。隆奇也不像南希那樣認為今天只存在“例外”,而是根本不存在“例外”。
“病毒顯示出,整體必然包含在部分中,而在自然中沒有任何自治的領域可以構成‘例外’。”有些人面對疫情蔓延而不愿有所行動,正是因為他們愚蠢地相信自己的“例外”。
真正讓阿甘本備受打擊的,是哲學家兼記者保羅·弗洛雷斯·達凱斯在《微型巨人》雜志發(fā)表的文章。
這篇于3月16日刊出的文章《哲學與病毒:阿甘本的幻覺》言辭尖銳,達凱斯顯然沒有阿甘本的朋友和崇拜者那么客氣。他嘲諷阿甘本“偏愛迷信的傳播與神學的反芻,偏愛精神上的娛樂和反科學的驅魔,偏愛平庸的抱怨和自戀的妄想”。
因為阿甘本的文章“旨在證明并沒有傳染病,而只有傳染觀念的傳播”。達凱斯斷言,阿甘本提供的是一種“糟糕的哲學”,在邏輯手冊上需要添加上“阿甘本的失敗”。
達凱斯的言辭徹底惹惱了阿甘本。老哲學家在第二天17日發(fā)布聲明:“一位意大利記者此前發(fā)揮自己的職業(yè)優(yōu)勢,誤解和扭曲了我對一些倫理學困惑的反思”。但聲明的大部分內容,只不過重復了他在前兩篇文章中的觀點。
顯然,阿甘本并沒有要修正自己的觀點的意思。他只是要強調自己擔憂的不只是當下,還有瘟疫結束之后,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
不過,形勢已經(jīng)對阿甘本極為不利。本努韋托直接把第二篇文章定名為《忘記阿甘本》。他無疑是模仿了43年前法國學者讓·鮑德里亞批評福柯的文章《忘記福柯》。

阿甘本的另一位“老朋友”、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伊·齊澤克也在《溫情脈脈的野蠻行徑乃是我們的宿命?》中表明,“雖然對阿甘本充滿敬意,但我不同意他的見解”。他認為,保持身體上的距離是出于對對方的尊重,而不一定會“把人們分割開來”。
3
埃斯波西托與南希:“生命政治”之爭
唯一站出來為阿甘本辯護的是哲學家羅貝托·埃斯波西托。

羅貝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意大利哲學家
2月28日,他為《共和報》和“二律背反”網(wǎng)站各寫了一篇文章,分別題為《黨派與病毒:生命政治當權》和《“治”到最后》,主要是為了回應讓-呂克·南希。
實際上,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的哲學工作有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生命政治”。它成了這次論戰(zhàn)的另一個焦點。
“生命政治”的概念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提出的,指涉18世紀西方社會出現(xiàn)的一種將人民當作生物性人口加以計算和調節(jié)的治理技術。這種治理技術結合了人口學、統(tǒng)計學、公共衛(wèi)生和都市計劃等新興知識,政治權力從此不再通過死亡的威嚇施展,而是專注于養(yǎng)育國家的人口素質。
阿甘本在福柯的基礎上提出了“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的概念,用來表示“例外狀態(tài)”下被政治棄置的人的處境。埃斯波西托則敏銳地意識到,南希對阿甘本觀點的疑慮源自于他對“生命政治”概念由來已久的懷疑態(tài)度。
埃斯波西托認為,“生命政治”在現(xiàn)代社會的應用有目共睹,而南希所使用的“病毒性”一詞本身就表明生命政治的污染跨越了政治、社會、醫(yī)療和技術多種語言。

羅貝托·埃斯波西托在“二律背反”網(wǎng)站上發(fā)表的題為《“治”到最后》一文
埃斯波西托同意阿甘本,雖然長時間以來,緊急法令都被用以應對疫情,但卻“并非絕對必要”。將政治推向例外狀態(tài),終究會損壞民主國家所珍視的權力平衡。
不過,埃斯波西托的觀點要更為折中。他也像卡奇亞里一樣意識到,當下意大利政府表現(xiàn)出的與其說是極權主義,不如說是“公共機構的崩潰”。
在阿甘本發(fā)布《聲明》的同一天3月17日,讓-呂克·南希再次出手。這次他直接表達了他對“生命政治”及其狹隘視野的反對。就在前一天,法國政府也繼意大利之后宣布了迄今最為嚴厲且徹底的“封禁”措施。
南希在視頻中朗讀了自己的長文《一種太人性的病毒》,他更加肯定地宣稱,“作為一種瘟疫,冠狀病毒從各個方面來看都是全球化的產(chǎn)物”。各個國家的“例外狀態(tài)”必須結合人類的整體處境來看,否則就只會讓人陷入陰謀論的狂想。
“生命”和“政治”兩者都呈現(xiàn)出自身的復雜性,令人難以掌控,這使得談論“生命政治”顯得非常“可笑”。
危險并非來自于某種外在的權力技術,因為新冠病毒揭示了問題的源頭出在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食物品質和環(huán)境的有毒性”。借用尼采的說法,這些內在于我們的危險并非超越于人性,而是“太過”人性。

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法國哲學家,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
盡管如此,“生命政治”學說還是為哲學界廣泛接受。比如,德國韓裔哲學家韓炳哲在3月23日刊載于德國《世界報》的文章中,就仍然積極使用阿甘本的“例外狀態(tài)”來分析疫情。
然而,韓炳哲提醒我們,關閉邊境的主權模式已經(jīng)過時,政府對信息的全面掌控更需要我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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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值得拯救?代價是什么?”
3月24日,法國《世界報》刊登了與處在風暴中心的阿甘本的訪談。這篇訪談給持續(xù)了近一個月的哲學論戰(zhàn)畫上了象征的句號。
阿甘本說,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從未想要介入科學界之間關于流行病的討論。他感興趣的是這場疾病所造成的倫理與政治上的極其嚴重的后果。
他想要強調,所謂的“例外狀態(tài)”早已成為一種常態(tài),人們在已習慣于生活在一種永久危機的狀態(tài)。而現(xiàn)行的緊急措施的主要依據(jù)是認為“敵人來自于外部”而不是“敵人來自于內部”,沒有什么比這種觀念更能破壞人類的團結。
阿甘本之所以是令人尊敬的哲學家,是因為他提出了有價值的問題。印度哲學家沙吉·莫漢與迪維亞·德維迪將這個問題表述為“我們是否值得拯救?代價是什么?”

阿甘本接受《世界報》采訪時表示到:他從未想要介入科學界之間關于流行病的討論,他感興趣的是這場疾病所造成的倫理與政治上的極其嚴重的后果
在某種程度上,阿甘本是對的。他指出了封閉的民族國家在應對疫情上的局限。因為此前,意大利和法國最為果斷的措施是對外鎖國,卻無力處理內部的混亂。
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26日的文章也揭示了歐洲國家在應對疫情上表現(xiàn)出來的矛盾:“各國試圖在地方層面控制病毒擴散……而瘟疫卻是跨地區(qū)的”。現(xiàn)實很快就證明了,面對全球性的疫情,歐洲并不是一個可靠的避難所。
但是阿甘本畢竟提供了一條糟糕的出路。他一貫主張的“無為而治”的政治理想放在疫情之下的確顯得太不合時宜。不過,我們不應怪罪老阿甘本,甚至也不應當指望任何一位哲學家給我們最終的答案,因為哲學上的所有問題都是朝向歷史敞開的。
阿甘本的“老朋友”、讓-呂克·南希也已經(jīng)80歲了。他回憶起近30年前,醫(yī)生認為他需要安裝一個心臟支架,而阿甘本則是極少數(shù)建議他不要聽醫(yī)生的人之一。“如果我聽從他的建議,我可能那時很快就死了。”
南希則想要表達他對“老朋友”的寬容,畢竟“誰都可能犯錯”。至少“老朋友”的敏銳和熱心是當作“例外”來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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