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力量、專業主義和不同的聲音!
來源微信公眾號:太陽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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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外媒體在討論東亞與歐美防疫策略的差異時,將中國等東亞國家能在最初就開始實行一系列比較強硬的策略,例如全民口罩、強制隔離,理解為東亞國家的集體主義和服從精神,以及官方的強硬手段。同時,仿佛這也成為了歐美國家防疫策略一開始不可能那么強硬的理由,因為按這個邏輯,歐美民眾更加個人主義,而政府需要尊重個人自由。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這兩天與朋友討論時,我有些不同看法。
中國民眾并不像西方媒體慣常報道那樣,是十分“聽話”的。在疫情最初情況不明時,中國不少民眾其實早就開始積極儲備口罩等物資,當明確了COVID-19會“人傳人”后,未等官方建議配戴口罩,市面口罩就已銷售一空。當國內疫情開始嚴重時,海外華人以最快的速度將國外口罩以各種方式運送回國,同時在海外疫情尚未爆發時,也都準備了自己所需的口罩。所以中國民眾,乃至廣義的華人群體,是“聽話”的群體嗎?此次疫情的應對,民間自發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民間群體在很大程度上對官方實現了監督與批評,也很大程度上彌補了行政體系的不足。
這種民間自發的力量,在互聯網上也形成了不同的聲音,不斷曝光疫情初期地方種種弊端和問題,形成民間輿論與官方媒體的聯動,使官方能夠及時糾錯。在民間曝光具體問題的同時,媒體的專業主義也發揮得淋漓盡致。財新在疫情初期就通過采訪管軼等境外專家來提示疫情可能未必像當時境內專家判斷那樣樂觀。財新、財經、三聯、經濟觀察、北青等媒體,也通過大量現場報道(包括李文亮、紅會物資捐贈等等),使地方無法掩蓋問題。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震蕩中,中國第三批防疫專家組將問題徹底揭示出來,沒有做絲毫保留,全民隔離和全民口罩的要求同時做出。在這個時候,防疫上的專業主義沒有讓位于物資分配上的平衡,以及政治宣傳上的需要,而是直接明確了最佳防疫策略。也正是因為在很早就明確了這個策略,才使得全球的口罩源源不斷的回到國內,也才使得整個生產機器開始高速運轉,醫療物資產能迅速恢復。
如果專家組在最初因為口罩資源的有限,只做出模棱兩可的建議,可能大量人群并不會配戴口罩,中國大多數人本來是沒有配戴口罩的習慣的,這跟歐美民眾沒有任何區別。如此一來,疫情的擴散可能會更快,海外華人也不可能大量采購口罩運回國內,所有的生產和貿易都不會指向這個明確的需求,醫護物資的稀缺可能更嚴重。而這正是歐美各國在過去兩個月內所做的。
西方媒體的確有不同的聲音,歐美民眾也樂于批評政府,但問題在于,不同的聲音能否有效和及時的解決問題,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在討論“糾錯能力”。
新聞專業主義體現在深度報道和挖掘,而不僅是傳播一些快餐式的觀點。我幾乎每天都要瀏覽NYT、WSJ、Bloomberg、CNN、BBC等所謂的英美主流媒體。很有意思的是,盡管這些英美媒體有非常多不同的聲音,但在一些顯而易見值得深入挖掘報道的領域(尤其對于英美本國民眾的利益而言),他們沒有及時和有效的形成媒體觀點。例如防疫是否需要戴口罩,這些媒體其實沒有深入挖掘和報道,即便有東亞各國的先例。當美國CDC先期對疫情的發展判斷失誤時,新聞媒體也沒有站出來有效反駁。這跟中國最初防疫專家過于輕松的表態出現后,財新等媒體及時報道其他專家不同的聲音,形成了鮮明對比。英美防疫策略的變化,所耗費的時間和代價,其實都不少于湖北當初。為什么在新聞報道和言論不受限的英美,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
另方面非常有趣的現象是,與中國民眾經常對官方“不信任”相比,英美民眾非常信任他們的官方建議。雖然中國民眾對官方公開的批評要少于歐美民眾對他們官方的批評,但從行為方式上,中國民眾不一定會遵從官方建議,而可能選擇更為有效保護自己的方式,例如提前大量購置口罩、護目鏡。盡管英美民眾對政府的批評似乎是家常便飯,但對防疫部門的建議幾乎是言聽計從,哪怕疫情已經非常嚴重,只要防疫部門還沒有建議配戴口罩,他們就不會配戴。
我相信,如果歐美官方在一開始就建議民眾配戴口罩,那他們大多數人都會聽從建議,而不是某些言論所言,西方人沒有配戴口罩的習慣,所以才不配戴。事實很可能是,由于各國看到武漢疫情初期民眾搶購口罩從而導致醫護口罩資源稀缺的報道,所以在平衡儲備的情況下,防疫部門才建議不需要配戴口罩。歐美防疫部門在制定政策最初,應當是很大程度上參考了新加坡的做法,但新加坡建議民眾不需要配戴口罩的前提,是做好了其他隔離和阻斷工作。
所以中國民眾與歐美民眾,究竟誰更依賴政府,誰更依賴官方建議呢?這里面真的有大量所謂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服從與自由,這么高大上的差異嗎?
我個人的觀點是,從此次全球疫情的發展來看,中西方的差異,主要不是文化層面的,也不是所謂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層面的,主要差異在于以下方面:
1、在全球喧囂的互聯網輿論環境下,中國幾家傳統媒體的專業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不斷將“專業上不同的聲音”傳播出來,將現場發現和互聯網輿論中發現的問題聚焦起來,從而與民眾參與的互聯網輿論一道,實現了對官僚主義的抑制和對初期判斷的糾錯。
2、英美傳統媒體的專業主義精神已經衰落了。他們雖看起來更有國際視野,但仍然只是熱衷于某些政治話題,沒有對東亞等國防疫經驗做出足夠專業的報道。甚至疫情發展至今,也沒有對疫情控制較好國家的專家做過深度采訪,或許他們仍然認為本國的防疫專家才是全球最好的,無需相互借鑒經驗。或者這些媒體認為,各國醫療專家會有專業平臺進行交流,而無需媒體介入。凡此種種,使要不要戴口罩這樣基本的問題,至今無法統一。而CDC在無外部壓力的情況下,又由于政客也有不需戴口罩的建議在先,使他們很難主動改口承認應當配戴口罩。于是這兩天雖然CNN等媒體開始出現反思要不要戴口罩的文章,而Fauci也在接受采訪時非常委婉的說明,要先在滿足醫護人員口罩資源的前提下才會進一步判斷民眾是否需要戴口罩,而紐約市長仍然只能建議市民外出應當用face covering遮住口鼻。face mask在美國仿佛成了一個禁忌詞。鼓勵face covering防疫,這個畫面不就是穆斯林每天配戴頭巾嗎?所以,當看到,美國官方寧愿建議民眾戴上頭巾去防疫,也仍然不敢說出配戴口罩的建議時,英美媒體上那么多不同的聲音,對民眾而言,又有什么意義呢?難道,這真是人生?
中國媒體和民間互聯網輿論對海外疫情的報道,尤其是對海外防疫專家研究成果的報道,是要顯著多于英美等國媒體對中國防疫經驗報道的(教訓倒是報道了不少)。正是中國的傳統媒體和互聯網輿論,沒有自大到自絕于世界,才讓各方觀點、經驗和教訓不斷匯集到中文世界,使我們能夠有效評判。這種評判不只是專業上幾個人做出的,同時還需要廣大民眾的認可,因為防疫是全民投入,如果任何一方不認可,那效果都會大打折扣。反過來,歐美忽視對中國防疫經驗的報道,前期仍然只集中于某些負面新聞領域,雖然看起來名義上維護了“新聞自由”,其實是讓中國經驗無法及時傳遞回西方世界,這種偏見與傲慢導致了巨大的代價。
這場疫情,也是一個廣闊的實驗場,用任何慣常思維和既定結論去套用解釋現實,是巨大的思維惰性,難以看到現實世界中復雜的變化。
在這個喧囂的互聯網輿論時代,人們真正需要的,不是無數“不同的聲音”,也不是排除其他國家的自負聲音,真正需要的,是全球化下“專業上不同的聲音”。如果新聞媒體、醫療防疫部門都放棄專業主義,只搞政治正確的宣傳,只搞政治正確的平衡,只忙于去否定他國,無論哪種體制,哪個文明,最終都將會面臨巨大的災難。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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