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老師認為,科學是一種公共產品,應該由政府來提供,不能指望利潤導向的企業去搞科學,去搞基本的理論研究。XAi豪仕閱讀網
而技術的重點應該由市場、企業來做,政府最多起到一個協調、動員、支持、輔助的角色,而不要越俎代庖……XAi豪仕閱讀網
翟東升:XAi豪仕閱讀網
現在我們提出來要搞新型舉國體制來搞科技創新,那么如何在新型舉國體制之下界定政府和市場?XAi豪仕閱讀網
如果拋開了市場,完全由政府來做,那就不是新型舉國體制,而只是舊的舉國體制而已。我想新型舉國體制里面核心的一個命題應該是,如何放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首先在我的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里邊,我反復強調的是:市場并非一個自立、自為、自在的之物。它其實本身就是政府的創造物,需要政府去精心的培育,去維護,在必要的時候甚至需要干預,來維持一個比較有效的市場的功能。有效的市場也離不開監管,所以一個有效的市場其實本身就是一種公共產品。比如說英國當年工業革命之所以能夠起來,離不開英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一起發動的對全球的一個長期的殖民戰爭,最終打開全球市場的大門。這種市場是靠戰爭來養活的。過去20年里,中國經濟的繁榮離不開中國政府通過各種貿易協定,通過各種外交措施,為中國的企業打開了全球工業制成品的大門。比如說加入WTO,比如說簽訂各種貿易協定,比如說維持各種貿易關系,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一個公共產品供給。那么就是要確保要做大做深國內市場,然后盡可能確保國際市場的銷售份額,這是需要中國政府去努力提供的一個基礎性的公共產品。因為只有你創新出來的產品能夠覆蓋盡可能多的消費者,有足夠多客戶來進行分攤,那么才能夠形成持續的研發投入。政府在創新領域的另外一個重要功能,應該是幫助新產業、幫助新技術、幫助新的商業模式,拓清道路。我們知道新的產業進步的過程中,往往有很多的攔路虎,這個攔路虎其實很可能就是來自于傳統產業、傳統技術路線、傳統商業模式的阻撓。因為我們知道許多創新往往是創造性的毀滅過程,一個新技術立起來了,舊技術它就貶值了。原先那些相關的資本方、相關的利益方、相關的資產持有者,還有包括相關的從業人員,他們就很可能會成為犧牲品。這些人往往是不愿意主動退出歷史舞臺的,最常見的反抗有兩大類:第一類反抗是原有的技術路線的支持者,他們會掏出錢來把這個新技術買下來、買斷,然后把它縊殺在襁褓之中,讓市場繼續用他老的技術,這是一種方式。另外一種方式是原有行業的相關從業人員組織起來向政府施壓。最典型的比如說優步Uber在美國興起之后,美國的許多出租車司機就開始向政府施壓,他們在路上攔截優步的駕駛員。為什么是中國和美國能夠擁有現在的全球排前10的互聯網巨頭,而歐洲日本或者其他的任何經濟體基本上都沒有呢?主要是因為中美兩國的政府,他們能夠為自己的新興產業、新興資本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那就是幫他們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科學是非功利的,是好奇心驅使的。科學其實也是一種公共產品,而且它是遲早會可證偽的。但是技術它是功利性的,技術一定是跟具體的用處有關系。科學發現的是重大的原理,發現這個世界原本不為人所知的真相,而技術是基于科學發現的原理把它運用化,能夠做出某種功能性的東西來。既然科學是一種公共產品,科學就應該由政府來提供,我們不能指望利潤導向的企業去搞科學,去搞基本的理論研究。當然華為公司它做得比較大了,所以它現在開始向全世界提供一部分公共產品,它在全世界資助一些科學家去搞基礎的科學研究。但是我認為這個事情應該是由大國來做的,應該是由美國、歐洲、中國這樣的大的經濟主體公共部門來為全人類提供的公共產品,本來應該是這樣。技術我認為重點應該由市場來做,由企業來做。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最多能夠起到一個協調、動員,提供支持,輔助的角色,而不要越俎代庖。另外所有的政府還要向國民提供安全。安全在現代大國競爭的背景之下,又牽扯到軍備競爭,軍事技術研發的競爭。所以我們看到二戰之后或者在過去200年里,各種偉大的科學發明創造往往是跟軍備競賽,跟軍事技術的研發緊密相關。許多重大技術進步,它出發點不是為了創造財富,而是為了更有效的殺死人類。中國之后也要搞有效的軍民融合,就是把軍事國防技術的研發投入,要跟民用的市場化的應用,兩者要進行一個有機的融合。這樣的話才能把巨額的財政投入跟市場的持續開發盈利形成一個滾動的效應,形成可持續。這方面美國是做的相對比較好的。二戰之后為什么硅谷發展起來,為什么是在那個地點?有研究這個問題的朋友跟我解釋說,這是因為二戰之后美國的國防系統,在硅谷附近的大學和國家實驗室里邊投入了巨量的資金去研發軍事應用技術、國防技術。這里邊的許多研究人員,他們在拿著公家的錢研究出一些東西之后,有的就離職,有的是直接兼職,把相關的技術市場化應用。在美國的科研體制之下,所產生的知識產權里邊很大一部分是歸個人的,美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也相對比較好。所以他們在硅谷在西海岸形成了這樣一個持續的創新熱點,吸引了全世界有科技創新能力的人都聚集到那個地方去,最終又反哺了聯邦財政。為什么呢?因為當這些產業繁榮之后,聯邦財政又獲得了新的稅收。所以這里邊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這里邊還有一個融資的問題,就是誰來為這些科技創新投資?這個資金風險誰來承擔?剛才我們講過了,公共部門政府它應該為科學而買單,因為這個東西具有外部性,但是技術的突破,應該主要由企業來實施。當然這個過程中政府可以通過一些比如說戰略性的投資,來鼓勵相關企業進入這個市場,來幫助企業分攤相關的這樣一個成本和風險。我在美國喬治城(Georgetown)的時候,認識了一位政治經濟學的教授,他是專門研究創新的,還專門寫了相關的書。我就請教他,說什么樣的融資體制是最有利于創新的?他跟我講,這個東西取決于產業的結構。比如說互聯網領域在IT領域,那么最合適的融資結構就大概是創業板、科創板、納斯達克這種模式。它有大量的風險資金,在一級和一級半市場上存在大量的VC,大量的PE,他們帶有很強的賭博性色彩,來堵你各種各樣的技術路徑。那么他可以投10個、投100個,只要里邊有少數幾個成功,那么他其它的投資失敗,投入的風險都完全足以覆蓋了。但是有一些巨型工程類的創新,有一些傳統產業的創新,產業的不確定性相對比較小,所以這種融資由了解熟悉這個行業的特定銀行家來配置資金,配置資源,其實效率是更加高的。美國的融資體制,它們主要是靠資本市場,靠直接融資來為產業進行籌集資金。這個過程中它客觀上也會有一些負面的東西,比如說希拉里曾經提出來一個概念叫做季度資本主義quarterlycapitalism,就是作為上市公司這些大企業的老總們,他總是面臨季度財務報表的壓力。他們的收入都是跟股價直接相掛鉤的,所以他們總是有極強的動機去拉抬短期的業績,避免投資,避免承擔風險。就是當公共部門去為市場上的各種研發提供激勵,提供資金支持的時候,有一個忌諱必須要注意,那就是不能有一個單個的主體來實施。比如說你不能由科技部一家說了算,說我支持哪條技術路線,我不支持哪條技術路線。而一定要是多主體的。這什么原因呢?是因為科技創新帶有巨大的不確定性,那么當一個官僚體系來進行決策的時候,它肯定是風險回避型的,它往往是尊重權威。但問題是所謂權威就是它已經功成名就了,它很可能代表就是傳統的技術路線,代表的是老觀念,那么很可能它本身就是創新的敵人。所以縱觀全球的科研體制、創新體制的運作體系,我在喬治城那位同事他忠告我說,你要記得中國將來要搞投資的時候一定要避免當年蘇聯那個缺陷: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其實到了今天,中國的財政空間是非常大的,我經常講,只要我們不是拿錢去瞎補貼那些無意義的東西的話,拿錢去砸在創新上,我們其實是有足夠的錢去養出兩套、三套相互競爭性的科研創新體系。既然科學是快樂的、非功利的,那么我們就應該適當地遠離市場,專門搞純科學研究的這些學者們,他應該就是由國家財政給錢,養一批人。這批人要足夠有錢,一定要讓他衣食無憂,一定要給他分房子,而不要讓他買房子。你就是要有這個氣量,養一批看起來是閑人,閑來無事整天就瞎琢磨,他沒有生存的壓力,沒有掙錢的動力,只是完全出于好奇心去琢磨一些有趣的事情,探究這個世界的真相。所以政府我認為應該養一批高智商的年輕人,養在哪里呢?不要養在北京、上海、深圳這樣一種房價貴的地方,養在雄安那個地方。你不要有房地產市場,不要有生存壓力,就是把他們養在那里,然后創造一個很好的科學研究的氛圍,也不要有發文章的壓力。因為只有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人的科學探索的精神才會得到最充分地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