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迎來了群體免疫的終局!
6月3日,瑞典首席傳染病學專家安德森.特格內爾認錯,承認如果采取嚴格管制,就不會有那么多人喪命,他是瑞典群體免疫策略的主要倡議者之一。而在他認錯之前,瑞典的百萬人因為新冠病毒死亡率已經成功的上升到了全球第一的水平;與此同時,早期采取了群體免疫,之后又把自己的話吃回去的英國(我之前已經罵過一次了),依然保持著全球第二的總死亡人數。其他在早期選擇了放任自流策略的國家,此時大都也面臨著困難的局面。
毫無疑問的是,做出這些決策的專家,在傳染病學與公共衛生學上面都是有著不低的造詣的,理論上是遠遠高于我們這些吃瓜群眾的,但是他們依然為群體免疫行為做出了理論背書。在之前的文章里邊,我提到,群體免疫會有幾個嚴重的后果,第一個是會有大量的人口死亡;第二個是放任病毒流行,可能會加速病毒變異;第三個是目前為止對于新冠病毒的抗體能維持多久,還是未知的。

這幾點并不需要非常復雜的知識就可以得出,那些專家自然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可是他們依然做出了相當愚蠢的選擇。很顯然,這并不是這些專家的知識出現了問題。相反在我看來,他們是某些方面的知識水平太高了的結果。
雖然在宣傳之中,我們常說的一句話是生命無價,但是在各種經濟學分析之中,每個生命往往是可以換算成為具體的金錢數字的,這點在公共衛生經濟評價之中也是如此,嚴格來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存在價格的。在這套評價體系里邊,老年人,身體功能不健全的人,嚴重肥胖者,各種社會邊緣人士的價格,自然是低于正常人的,而這些人也是各種呼吸道傳染病之中,死亡率最高的人群。
在這樣的評價機制之下,為了拯救幾千個或者是上萬個這樣需要消耗大量社會資源,同時產出極其有限的人,讓整個社會經濟暫停幾個月,顯然是一個非常虧本的買賣。這并不復雜,幾個算式就可以得出來——與其學習某東方大國那樣抗疫,不如群體免疫比較省錢。這樣的數據自然也很對斯德哥爾摩中心辦公室和唐寧街10號的先生們的胃口,于是,身穿白大褂的先生與身穿西裝的先生們在這個問題上面成為了同謀,這樣不是大家都好嗎。
只是事情從來不是那么簡單的,雖然我們對于經濟學存在很多量化研究,得出了許多參數與公式。但是不可否認,在一定程度上面,經濟學是個混沌系統,我們改變一個參數,得出來的結論往往超越了預料。不過也不是無跡可尋,說到底人類社會的物質財富,是人類勞動改造自然的結果,所以沒有了人,自然也沒有了財富。而人是會有各種情緒的,雖然在放任初期,很多人說不定會很高興自己的生活沒有受到影響,但是接下來,病毒肆意傳播帶來的傳染率與死亡率上升,人群的心態不可能不產生波動,恐懼與猜疑,必然會反作用于這個社會,影響各方面的經濟活動,最終帶來更大的經濟損失。很顯然的是,雖然在這段時間很多人喜歡嘲諷西方國家,覺得那些國家的群眾思路十分清奇,但是從瑞典和英國的前后態度來看,這些國家的大眾,終究是可以感覺到恐懼的。
當然了,從一開始這些國家的態度來看,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面或許倒也不應該把所有的責任交給這些專家與政客,雖然現在這些國家的群眾確實對于新冠病毒產生了恐懼,對放任自流的政策產生了,但是終究也只是一部分罷了,有很多人還在呼吁快點復工,要有不戴口罩的自由什么的呢。如果在一開始就告訴他們要全面隔離,相必絕大多數人士是接受不了的。這些參與過很多公共衛生決策的專家們與政客們,或許早都預料到了這樣情況,所以選擇了順水推舟,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只是這種情況,難道不是這些國家咎由自取嗎?在這些物質還算是較為發達的國家,無論是在教育還是各種公共議題上面,這些國家的決策者常常采取反智與民粹的態度,去迎合某些呼聲,這確實是提高支持率的好辦法,但是說到底這只是飲鴆止渴。這樣的策略讓很多民眾產生了幻覺,那就是自己的“自由”一定是要去確保的。一個社會之中,自由當然是很重要的要素,但是這個要素并不能以損害他人公共利益為代價,更不能違背基本的自然規律,自由并沒有這樣神奇的能力。
我無意去討論自由的合理邊界,對于這個問題,不同思想學派爭論了上千年都沒有什么結果,我自然也給不出什么答案。但是我很明白,病毒的復制是不以人類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放任自流只會造成最糟糕的后果。病毒的傳播復制是最為客觀的自然規律的表現,面對這種問題,說是沒有用的——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無法說服病毒放棄自己的行為,但是口罩,消毒液和檢測隔離可以做到這點。
我以為這樣的問題,絕大多數人都可以思考明白,只是從現實來看,恐怕并非如此,某些發達國家的部分民眾與決策者們似乎真的相信自己的制度與文化,是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在這種情況下,想要推行一個正確的公共衛生決策,未免過于不現實了。只有在疫情失控之后,展現在人群眼里血淋淋的現實,才能讓過熱的大腦降低一點溫度。

當然了,這種無奈的思想現狀,或許并不是唯一的問題,恐怕還有一重因素在于,這些國家并沒有能力去選擇高效而全面的策略,去控制住疫情的蔓延。類似我國這樣的策略,除了果斷的決策,還要有廣大群眾的支持,以及各種機構與技術的配合,在全面封鎖之下的物資供應是優秀的物流系統的展現,對于感染者的全面篩查是基層管理的表現,方艙醫院處理輕癥患者則是發揮了工程能力的優勢,各家企業與研究所緊急拿出來的技術方案是我們多年技術積累的結果,這都是我們得以成功抗疫的關鍵。這樣的情況,在其他國家幾乎是不可復制的。
類似瑞典和英國這樣的國家,經濟確實可以說是高度發達,科學技術上也有大量值得稱道之處,但是在面對這樣的全面抗疫的過程之中,他們的基層動員能力,恐怕是完全不夠用的,我猜很多公共衛生專家完全可以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見證了各種基層機構的私有化,見證了冷戰之后,社會動員能力的快速退化,雖然在平時,這些東西可能影響有限,說不定還會有經濟學家為其涂脂抹粉,說是優化資源的配置,利國利民。
但是在面對疫情的時候,這些東西就像是泡沫一樣不堪一擊。而超前消費使得這些國家儲蓄率極低,雖然這樣的消費習慣助推了金融業界發展,但是對于災難的抵抗力也就降低了,沒有足夠的存款,人是很難在家里安心呆幾個月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群體免疫,似乎也沒有什么奇怪的了。考慮到民意,考慮到國情,這些國家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其他的選項。

雖然英國和瑞典都已經承認,自己的策略確實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但是現實是,錯誤的策略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后果,這些“佛系”國家的死亡率足以說明很多問題,但是這并不是最嚴重的后果。因為氣溫的上升,北半球的疫情有開始減緩的跡象,但是如果沒有徹底隔離治療感染者,那么秋冬季節出現大規模復發毫不奇怪,而這些早期抗疫不積極的國家,會有大量的潛在感染者,他們或許沒有明顯的癥狀,但是依然可以作為傳染源,為第二次爆發提供火星,選擇群體免疫的英國和瑞典,執著于給自己加戲的美國,都是世界經濟活動的重要節點,一旦這些國家強行宣布抗疫勝利(我認為這完全有可能),開放人員流動,完全有可能制造第二次全球爆發——就像是曾經的幾次大流感流行一樣。
而在我看來,第二次爆發的情況可能會更糟糕,這并不是說醫療上面的,吃過第一次的虧,大家都有所準備了;而是經濟學上面的,第一次的疫情已經對于全球經濟造成了可怕的沖擊,很多國家已經用盡了各種手段去刺激經濟,如果出現第二次,有些國家完全有可能因為擔心經濟崩潰,選擇放棄治療(特朗普已經說過類似的話了),那個時候,情況只會比現在更加尷尬,說不定會造成連鎖反應,大量國家效仿,那個時候,即使我們應對病毒的手段可能比現在多一些,也恐怕無力回天了。但愿這樣的情況并不會發生在現實世界之中。
康德說過,人是目的,而不是一種手段,如果違背這個原則,把人的生命當做提振經濟,或者是獲得選票,博取利益的手段,不去尊重基本的人的生命,那么最終,規律會反噬這些玩弄規律的家伙,這一規律其實遠遠沒有多么復雜,只不過很多人總是愿意忘掉這一點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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