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距離我們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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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耕時代，游牧民族的鐵騎橫跨歐亞大陸，飲馬多瑙河，生靈涂炭。在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人在亞非拉大陸上發動了殖民戰爭。在自由市場繁榮的20世紀，人類爆發了兩次空前的世界大戰。
自由市場與經濟全球化，給人類帶來了和平，還是災難？
二戰后，在核武器“恐怖平衡”、國際秩序及深度全球化的支配下，世界迎來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和平與繁榮。
如今，經濟繁榮終結，全球化退潮，債務危機重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及反自由主義泛濫，國家主義、干預主義崛起，世界和平還能持續多久？
本文探索戰爭與國家、經濟、和平的關系，從歷史的角度分析當今世界的穩定與和平所面臨的挑戰。
本文邏輯：
一、戰爭與國家
二、戰爭與經濟
三、戰爭與和平
01
戰爭與國家
五帝時代，華夏集團中的炎帝、黃帝為了爭奪部落領導權，在阪泉兵刃相見。阪泉之戰，是華夏戰爭史的開端。
阪泉之戰后，華夏部落、東夷部落、苗蠻部落之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原始戰爭。
《呂氏春秋》中記載：“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阿，堯戰于丹水之浦，舜伐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弗能偃也。”考古學家也證實了五帝時代的原始戰爭。
原始戰爭是典型的馬爾薩斯式戰爭。這時正處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磨制石器和腌制技術進步，部落開始存儲食物、定居繁衍。
考古學證明，在新石器時代以前每年增加的人口與新石器時代以后每年增加的人口之比為1:125【1】。人口激增引發人地矛盾，誘發了領地爭奪戰，打破了“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部落生活。
五帝時代的原始戰爭，加速了華夏國家的誕生。
美國人類學家埃爾曼·塞爾維斯提出“群隊—部落—酋邦—國家”的演變路徑。華夏國家由群隊、部落、酋邦演變而來。
國家與部落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是，部落是以血緣為核心的社會組織，國家則以疆域為核心。原始戰爭打破了血緣為界限的組織，構成了地緣統治。
黃帝取得華夏部落集團的領導權后，進而又征服了蚩尤領導的東夷部落集團。《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黃帝華夏部落集團的疆域“東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
國家起源學說有多種，其中戰爭起源學說似乎比較貼近歷史。當代著名人類學家羅伯特·卡內羅認為，戰爭是國家興起的主要動力。
出于安全與生存之需，遠古人類遵循血緣的原則，讓渡出部分個人權利與自由，寄托于政治強人、軍事首領之下，形成部落“公共組織”。隨著部落戰爭的擴張，這一公共組織逐漸突破血緣限制，形成區域統治，酋邦及國家則日漸形成。
美國人類學家喬納森·哈斯認為：“當一個有限區域內所有的社區逐步從屬于單一政體時，國家就出現了。”【1】
原始戰爭催生了國家，也催生了英雄崇拜與集權。
在征服東夷部落集團時，黃帝的身份已從部落首領演化為軍事首領，英雄主義的個人崇拜日漸洶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黃帝屬于軍政府，掌控軍事征伐權。
英雄崇拜的結果是權力泛濫。原始戰爭加速了權力集中，促使部落軍事首長的權力向王權演變，從而凌駕于各大小部落之上。
恩格斯主張國家掠奪和剝削理論，他寫過一本書叫《家庭、私有制與國家起源》。恩格斯說：“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軍事首長。被征服地區內對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權力。于是軍事首長的權力變為王權的機會來到了，這一轉變發生了。”【2】
不過，五帝時代處于部落向酋邦過度的時代，與真正的君權國家還有距離。五帝時代雖然權力逐漸集中，但王權更替依然采用禪讓制。堯雖有一個兒子，但將王權禪讓給了舜；舜雖有九個兒子，但禪讓給了禹，“至公也”。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當時戰爭頻繁，必須推舉出德才兼備、能征善戰的首領才能帶領部落存活。當然，其中也不排除政治斗爭，如舜逼堯退位。
到了禹時代，華夏部落徹底征服了苗蠻部落，華夏在中原得以立足，禹的個人威望與權力也登峰造極。
這時天下似乎太平，安全的威脅降低，禹并未采取禪讓制交出王權，而是將首領之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啟。禹啟父子相當于將王權私有化了。
啟是華夏國家第一位以世襲制而獲得王權的首領。繼承制的確立，標志著早期華夏國家的建立，從此開啟了家天下的帝王統治。
不過，啟必須解決一個關鍵問題：王權合法性。
當時，有扈氏部落反對啟繼位，維護禪讓制，啟對有扈氏部落發動平叛戰爭。“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號令三軍：“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尚書·甘誓》）。
“行天之罰”意思是替天行道。啟推行意識形態統治，使用“君權神授”來維護其政權合法性。幾千年來，歷代君王效仿之。
啟警告臣民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聽我命令殺敵，我就會在祖宗面前賞賜你們；否則將你們降為奴或殺掉。
政權的合法性、國家的合法性、戰爭的合法性是三位一體的。
啟面臨政權合法性問題，不得不以意識形態、“行天之罰”及威逼利誘，將臣民與國家利益捆綁，進而以國家之名義發動戰爭，維護王權統治。本質上，甘之戰是啟為了維護政權合法性的王權戰爭，并非華夏部落與有扈氏部落之間的戰爭。
與政權合法性國家爆發戰爭時，啟之酋邦國家始終面臨內部的脆弱性。比如滿人靠征服統治漢人，政權合法性上存疑。康乾年間，貴州苗彝叛亂，有漢人“指使”、“勾結”，朝廷將這些漢人定義為“漢奸”。
這時，像啟一樣的王不得不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宣揚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煽動仇恨與對抗，擁躉與炮灰，將個人、政治與國家模糊化、復雜化、一體化，進而以國家之名發動戰爭，以強化政權的合法性。
所以，啟之王朝天然具維護政權合法性的戰爭傾向。當這三大主義泛濫成災時，戰爭災難也就不遠了。
羅曼·羅蘭在大戰爆發前敏銳地洞察到：“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愈來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們背后還隱藏著物質利益。”
所以，戰爭催生了國家，反過來國家又可能成為戰爭的機器。
02
戰爭與經濟
與中國相比，歐洲國家的形成要晚得多。中世紀及之前的歐洲屬于城邦自治式國家。十五、十六世紀，歐洲開始出現歷史大分野，民族國家逐漸出現。
歐洲國家的誕生同樣源于戰爭，一場持續半個多世紀的戰爭——意大利戰爭。
東羅馬帝國覆滅后，歐洲大陸上的城邦相互征戰，試圖擴大領地。幾乎所有的歐洲大城邦國家都卷入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戰爭的結果加速了法國、西班牙、奧斯曼土耳其、意大利等主權國家的成立，奠定了歐洲國家版圖——三十年戰爭后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
在這場戰爭中，歐洲一些學者（如柯貝爾）開始思考：“在歐洲諸國關于誰能夠取得支配地位的問題上，商業引起了它們以和平方式和戰爭方式的持續爭斗。”
柯貝爾等重商主義者視貿易等同于戰爭，他們認為：“商業是國家間永恒的、和平的戰爭，是精神和工業的戰爭”，“誰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世界貿易，誰控制了世界貿易就控制了世界帝國，誰成為世界帝國的主人，就控制了世界本身。”【3】
可以看出，重商主義者將商業與貿易定義為侵略手段及掠奪財富的工具。他們主張限制出口，最大限度地創造貿易順差，賺取巨額外匯。這種“彼之所得我之所失”的主張，很容易成為戰爭的導火索。
后來，休謨、魁奈等學者大力批判重商主義，進而催生了英國古典自由主義。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認為，貿易與戰爭的本質相悖：“所有貿易本質都有利益可圖，即便對受益最少的一方也有好處。所有的戰爭本質上都是摧毀我們人類”。【3】
古典自由主義的自信來自斯密的分工及市場學說以及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斯密在《國富論》中專門論述了戰爭和軍隊。他意識到勞動分工抑制了戰爭，職業軍隊的出現有助于國家穩定。勞動分工及貿易互利，大大增加了戰爭爆發的成本。
盡管19世紀的英國在世界范圍內發動了大規模的殖民戰爭，但是他們依然堅信，“曼徹斯特主義將終結殖民主義”。
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邊沁認為貿易帶來和平，而非戰爭。他說過一句名言：“即便征服全世界，你也不能將貿易增加半個便士。”同時，邊沁還撰寫過一份《一項普遍永久和平計劃》，首次提出構建國際法來解放殖民地。
1848年歐洲爆發大革命，“曼切斯特自由主義的宣告人”巴斯夏焦急萬分地寫下《和諧經濟論》。在開篇“致法國青年”中，他呼吁捍衛自由主義，別走把國家引向錯誤的道路。巴斯夏給法國青年指明方向：“社會問題的解決完完全全存在于自由這兩個字之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半個歐洲被卷入這場空前的戰爭之中，經濟學家們開始對自由主義產生了懷疑。
這場戰爭是怎么爆發的？
我們先看這場戰爭的主角——德意志。德意志的崛起遠遠落后于英法，法國大革命時期，德意志還是一個由容克地主掌控的城邦國家。這個國家的誕生（統一），也源于三次王朝戰爭。
1862年9月26日，俾斯麥首相在下院首次演講中就如此斬釘截鐵地說：“當代的重大問題并非通過演說和多數派決議就能解決的，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
從此，俾斯麥被冠上了“鐵血宰相”的綽號。俾斯麥先后策動了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俾斯麥將戰爭作為政治的延伸，“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在英法俄三巨頭中擠出了一點生存空間，德意志得以獨立。
俾斯麥開創的是國家主義之路，這是一把重劍。德皇威廉一世去世后，志大才疏的威廉二世踢開俾斯麥，揮舞起這把重劍，大開殺戒。
俾斯麥在卸任之前寫了五大對外戰略，其中第一條就是：“放棄在歐洲任何形式的擴張，包括在海外殖民地”。威廉二世卻不以為然，甚至四面樹敵，擴張海軍挑釁英國，插足摩洛哥挑釁法國，干涉巴爾干半島挑釁俄國。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遇刺身亡。同盟國皇儲被刺殺，威廉二世鼓動奧地利立刻“和塞爾維亞來一場最終的、徹底的清算”。最終，事態失控，德國同時對俄、法、英、美、意宣戰。
德軍總參謀部制定了雙線作戰、速戰速決的施里芬計劃，這一豪賭式的作戰計劃后被希特勒繼承。
那么，一戰是不是自由主義的失敗？
英國自由主義者的樂觀主義讓歐洲失去了警惕。面對威廉二世的步步緊逼，歐洲的精英們只是對著報紙發幾句牢騷，接著拿起咖啡繼續享受美味的下午茶。
英國人可能不知道，德國經濟學家完全不相信英國古典自由主義這一套。當時，德國歷史學派在國內占據了絕對的統治，他們認為，英國政治經濟學不具有普遍性，反對自由貿易。他們認為國家斗爭不能歸納、約化為經濟競爭，將國家斗爭永遠擺在第一位，強調個人福利、經濟手段服務于國家目標。
英國學者普遍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皇的戰爭”，而不是自由主義的戰爭。不過，這場戰爭動搖了經濟學家對自由主義的崇拜，其中包括馬歇爾的得意門生庇古與凱恩斯。
1921年，庇古撰寫了《戰爭經濟學》。他在書中延續了福利經濟學的思想，認為自由主義無法避免戰爭，只能用轉移支付的方法——將富人部分收入轉移到窮人，以減輕國民福利的犧牲。
一戰后，美英法等國齊聚巴黎凡爾賽宮試圖瓜分德國。當時，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作為英國財政部首席談判代表，反對對德國的過度制裁，以免激發德國民族主義者的反抗。但被與會者漠視，凱恩斯憤然辭去了和會代表職務，然后撰寫了《和約的經濟后果》，引起巨大爭議。
他在書中焦慮地寫道：“在我落筆之時，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而中東歐的人們則陷入到了令人感到可怕的麻木狀態……仰天長問！人們忍耐的限度還有多少，最終從哪個方向來尋求脫離苦海，誰人可以為此作答？”【4】
結果，正如凱恩斯所料，戰后德國經濟崩潰，爆發通貨膨脹，民不聊生，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及國家復興主義沸騰，納粹黨領袖希特勒在德國民眾的簇擁下登臺，二戰日益迫近。
德國歷史學派主張“德國特殊論”，與希特勒的種族優越論不謀而合。新歷史學派代表維納·桑巴特，寫了一本關于德國社會主義的書，贊頌希特勒是從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示，而且元首的話就是永恒的啟示。
當時的德國，理性的言論及客觀的描述被認為是刺耳的、賣國的，自由貿易及對外開放被貼上投降主義的標簽，公共的廣場被民族主義者及納粹主義者的噪音、喧囂及反智言論所占領。
我曾經《鋒芒畢露四十年 | 一條煉獄般的大國之路》在寫道：“德意志，這個強悍的民族，經過兩次煉獄般的洗禮，最終明白了人類文明的真諦及靈魂的歸宿。”
可見，從一個因戰爭而誕生民族國家，到抑制戰爭的法治國家，這個距離或許是幾個世紀，這個代價或許是生靈涂炭、文明罹難。
03
戰爭與和平
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是被戰爭統治的歷史，更準確說是被意識形態戰爭統治的歷史。
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親身經歷了這兩次世界大戰。在一戰中，米塞斯在東部戰場中艱難地生存下來。戰后，他撰寫了《民族、國家和經濟》，認為頑固的民族對立情緒，驅使本國卷入這場戰爭。
二戰爆發前，米塞斯在學術上一直被德國歷史學派排除、打壓。作為猶太裔學者，他遭到納粹的迫害而逃亡瑞士，后輾轉抵達美國。
米塞斯對戰爭的體悟是極其深痛的。在逃往美國的路上，米塞斯寫下了一本充滿憤怒情緒的回憶錄。他眼看著自己的國家被納粹德國侵占而無比沮喪。在與國家主義、集權主義持續斗爭的20年里，米塞斯感到遺憾的是，自己并非過于好斗，而是過于妥協。
米塞斯痛斥德意志精英缺乏氣節與勇氣：“當馬克思主義風行一時，他就表示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當希特勒執掌大權，他就撰文宣稱元首受命于天”，“與這些人相處久了，我就開始明白，德意志民族已經無可救藥了；這些平庸的蠢人已經是千挑萬選的精英分子”。【5】
在米塞斯看來，跪舔權貴的德國精英以及民族矛盾不可調和的“蒙塔涅教條”，必須為這場災難負責。這種精英及“蒙塔涅教條”富有生命力，他們輕言戰爭，鼓吹“修昔底德陷阱”。
米塞斯認為，導致了兩次戰爭和失敗的侵略性的帝國主義、20年代早期不受約束的通貨膨脹、政府控制的經濟和納粹政權的所有恐怖，都是按照歷史學派的鼓吹者的教導行動的政客的成就。
與德國精英相反的是，米塞斯定義的“和諧論者”，即古典經濟學家以及追隨他們的古典自由主義者。
1949年，米塞斯在集大成之作《人的行為》中專門論述了人類的“和平之路”。
他寫道：“自由主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個保障社會合作順利運行和社會關系不斷強化的制度。它的主要目標是要避免武力沖突、避免使社會解體，把人民拋回到原始野蠻狀態的戰爭與革命。”【6】
米塞斯所表達的自由主義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民主政治，二是自由貿易。二者皆可抑制戰爭。
民主政治解決的是前文政權合法性的問題，使個人、政府與國家三位一體，化解了維護政權合法性之戰爭的風險，以及民眾淪為炮灰的風險。“它提一個方法，使政府得以適應大多數的意志而和平調整。”【6】
自由貿易對戰爭的抑制是顯而易見的。自由貿易帶來的財富增量及流通可抑制戰爭，而集權壟斷、國家主義制造的權力與財富集中往往是戰爭的源泉。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全球化自由貿易，當今世界各大洲的人類不期而遇，會爆發怎樣的沖突。
例如，嫉妒之心，人生而有之。在農耕時代，嫉妒、仇富之心為何不可調和？國王、貴族與地主壟斷權力與土地，世代承襲，社會積蓄著“斗地主”之怒火。在自由貿易體系中，交易促使財富流通，他人越富，購買力越強，自己越可能富有。前者嫉妒、仇富，后者相互幫襯。自由貿易抑制了從嫉妒、仇視、沖突到戰爭的演變路徑。
自由貿易是自發秩序，全球化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全球化。貿易互利及個人利益深度滲透，大大增加了戰爭成本。米塞斯清晰地認識，一旦認識到奴役敵人比殺死敵人更有利，那意味著“已想到了戰后的和平”。
“奴役，就大體上講，可以說是走向合作的預備步驟”。從戰爭到奴役，從殖民戰爭到商品輸出，從殖民地到自由貿易區，人類一步步走向了和平。這個過程既有血腥斗爭，也受經濟規律支配，即戰爭的成本遠遠大于貿易的交易費用。
缺乏自由貿易基礎的談判、和平條約及國家同盟是不可靠的，缺乏個人貿易、深度協作只靠國家貿易的國際關系是脆弱的。如朝美沒有經貿基礎，二者的談判與協議易受個人意志與權力更迭而改變，朝韓關系亦反復。
再看二戰前，“最有侵略性的國家俄國、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資本的輸出國”，德國的戰爭驅動力來自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沒有對外投資的自由，只好訴之于戰爭”。
我在《脆弱的“中美國”》中指出，中美兩國龐大的雙邊貿易額容易引起誤判，兩國缺乏深度的貿易合作，信息、資本、技術及勞動力要素流通不足，貿易結構長期嚴重畸形。中美兩國的壓艙石——經貿，其實是脆弱的。
所以，民主政治和自由貿易對戰爭的抑制，都源于與個人意志相對立的多數人的秩序。民主政治和自由貿易之下，同樣會爆發沖突與戰爭。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當交易費用達到一定程度，兩國間便可能爆發戰爭。
一個君王統治的國家，比多數人的國家更易爆發戰爭；兩個沒有任何貿易關系的國家，比兩個深度貿易的國家更易爆發戰爭；一個國家主義的國家比自由主義的國家更易爆發戰爭。
反過來看，任何阻礙自由貿易、增加交易成本的行為，都是在給潛在的戰爭增加燃料。米塞斯警告說：“干涉主義孕育出國家主義，經濟國家主義孕育出黷武精神。”【6】
二戰期間，歐美國家的經濟軍事化、國有化，政府權力獲得空前擴張。二戰后，保衛英國的功勛人物丘吉爾居然在競選首相時落敗。富有自由主義精神的英國人，選擇拋棄這位政治強人，回歸個人與生活。
丘吉爾只能無奈地說：“我的戰爭正是為了捍衛人民擁有罷免我的權利。這就是我維護的民主。”
二戰后，民主制度解決了在戰爭中強化的國家主義，這是歷史的進步。70年代歐美爆發滯脹危機，美國放松了經濟管制，英國將全部國有企業私有化，自由主義崛起。
二戰后的半個世紀里，核武器的“恐怖平衡”和經濟全球化給世界前所未有的和平，歐洲各國摒棄仇恨，讓渡主權，走向一體化。
然而，這一和平與美好的全球化背面是畸形失衡的經濟結構。人為因素及國家制度制造了市場失靈、財富失衡與金融危機。
例如，人為壟斷的主權貨幣及貨幣泛濫，推高資產泡沫，同時有效需求不足。又如，資本在全球自由逐利，而國家制度卻阻礙勞動力流通，導致資本與勞動的收益日益擴大。再如，低廉的資本利得稅和苛刻的工薪稅，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
我在《窮人通縮，富人通脹》中指出，人為因素及國家制度導致的全球化失衡，導致富人通脹、窮人通縮，由此造成世界經濟衰退、動蕩、蕭條，長期形成“低通脹、低增長、低利率、高泡沫、高債務”之局面。
世界似乎又回到當年馬克思提出的問題，正如大蕭條所面臨的困境——國家制度撕裂全球化—通縮（窮人越窮）—財政及貨幣擴張—通脹（富人越富）。
國家一次次地拯救危機，一次次地強化國家主義——財政、貨幣、貿易及大型企業的控制權，一次次地破壞自由市場及經濟全球化；政治力量正在使用庇古的方法，印刷貨幣以購買選票與人心，進一步將債務泡沫推向深淵，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反自由主義波濤洶涌……
有人說，不能將國家問題、政治問題簡單化、經濟化。國家與政治問題并不復雜，刻意將其復雜化、模糊化，這不正是歷史學派當年干過的事情嗎？如果沒有充分的自由的深入的全球化合作，就連民主政治都可能選舉出希特勒。
自由市場衰落，經濟全球化倒退，人類將離和平越來越遠……
參考文獻：
【1】原始戰爭與華夏國家起源，劉永軍，黑龍江大學；
【2】家庭、私有制與國家起源，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3】和平與戰爭，雷蒙·阿隆，中央編譯出版社；
【4】和約的經濟后果，凱恩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米塞斯回憶錄，米塞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6】人的行為，米塞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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