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透明外交(2)——戰略目標與決心
作者 :孫錫良 2020-06-21 16:38:28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這件事,在我看來是好事,這是透明時代的一種表現,美國在這方面做得不錯,哪怕披露的事件不完全真實,哪怕僅僅只是狗咬狗,也算得上是一種進步,有撕咬的過程,才會有真相,有透明的勇氣,才能給邪惡以壓力,如果是兩個惡魔,兩敗俱傷也有價值。
透明,早已經成為人類的需求;透明,必將成為未來的常態。
今天,想重點聊聊外交的戰略目標與戰略決心。
應該向美國學習什么?
“二戰”對世界是悲劇,對美國是喜劇,美國成功地決定著世界格局的演進。這其中不完全是偶然因素,也決不只有簡單的霸權行為。回過頭來看歷史,我們不得不佩服美國外交的戰略定力,其目標是非常明確的,其決心是非常堅定的,其收益是非常豐厚的。
下面,我們不妨簡單回顧一下“二戰”后的美國外交戰略史。
●一個聯合國,兩個大陣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威爾遜雖然從框架上構建了“國聯”,但因為國會的阻撓,創始者竟然未入該組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格局完全不同,羅斯福不但提出了不一樣的聯合國框架,而且讓美國成為聯合國的始終主導者和規則制定者。
時隔幾十年,我們不難看出,聯合國既可以說是世界的聯合國,也可以說是美國的聯合國,與其說聯合國處理國際事務,不如說美國指導聯合國決定國際事務。
1943年底,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在德黑蘭舉行了三巨頭會議,雖“二戰”還處于激戰之中,但三巨頭對勝利顯然保持著信心。正是由于有這個“信心”的存在,也就決定了三個怪物各懷鬼胎,爭的是“第二戰場”,想的是戰后分臟,冷戰思維自此而始。
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既是分臟會議,更是決定世界進入冷戰時代的預備會議,杜魯門只是大勢的執行者。
一場戰爭,讓美國獲得兩大收益:控制著駕馭世界的聯合國;控制著世界兩大對立陣營的優勢陣營。
兩大陣營顯然不是美國的終極目標,“和平演變”另一個陣營才是美國的長期戰略,到了里根時代,這一戰略進入收尾階段,也是沖刺階段,在西歐國家的配合下,“華約”解體,東歐巨變,蘇聯肢解,美國勝利。
●中東權力的轉換
“二戰”之前,中東地區的控制權毫無疑問地掌握在英、法、蘇和土耳其手上,美國只是一個旁觀者。“二戰”后,美國并沒有費太高成本便成為中東的“主人”。事實上上,它只用了以下幾招:
A,充分利用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之爭,用所謂的“和平計劃”趕走曾經的殖民力量;
B,把以色列作為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支點,充分激發猶太人的智慧和欲望;
C,誘導并主導六次“中東戰爭”,用戰爭來構建中東新秩序;
D,將中東有效分裂,利用教派沖突,利用領土爭端,利用資源爭端,不停地制造對立國間的斗爭和戰爭。
經過幾十年努力,現實情況已經演變成以下事實:沒有美國的參與,中東就無法解決任何重大問題。換個說法,可以表述為,美國隨時可以在中東制造重大問題。中東討厭美國,中東害怕美國,但中東又需要美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東的命運就掌握在美國手里。
●美國價值觀的全球化
在國內的宣傳中,我們經常會聽到,美國向世界推銷價值觀的方式是依靠戰爭和霸權,并不是以文明和正義的方式。然而,在我看來,這并不完全符合事實。社會主義陣營的集體崩潰,美國沒有對其發動任何戰爭,用的是外交“和平演變”。
美國為什么能和平地對一個新興制度的大陣營兵不血刃地進行演變呢?不是靠武力,靠的是資本主義價值觀。美國是整個資本主義集團的盟主,并且始終有堅定的意志和決心,以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包括東方盟主蘇聯。齊奧塞斯庫之死,并不是美國舉起的屠刀,是羅馬尼亞人民執行的處決。
價值觀,幾十甚至幾百幾千年都很難評判對錯,它雖與經濟有關,更與文化相關,價值觀的影響力和生命力還取決于信仰者的推廣決心和能力,簡單點講,就是國家的戰略推動力。你對自己的信仰不堅定,或者是一邊高喊自己的信仰一邊羨慕著別人的信仰,唯一的結果就是失敗。
●美國對單極世界的領導
兩大陣營對壘的格局消失,對美國來講,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控制一個沒有真實對手的世界比參與兩個陣營的斗爭更加艱難,因為缺少了外交借力點。但是,美國并沒有失去動力,勇敢地充當了“世界警察”和“人類盟主”的角色,并用多種形式改變著世界走向。
推動經濟全球化浪潮。全球化就是“共主化”,美國就是要給世界制造一個明確的結論——美國是唯一的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體育、軍事等一切活動都搭載在“全球化”這艘大船中,世界各國和各國際組織的改革無不圍繞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展開。
兩次“伊拉克戰爭”是殘酷的外交語言。全球化時代背景之下,敢于挑戰美國決心的國家會被視為美國外交的眼中釘,一旦觸碰到底線,那就會聽到外交的終極語言——戰爭。美國在伊拉克打了兩場戰爭,一是以盟主身份主持“國際正義”;一是以盟主身份解決“國際威脅”。這兩場戰爭,即使本質是邪惡的,但從形式上看,就足以震動世界,它讓各大國從睡夢中驚醒,戰爭的模式完全被改變,戰爭也可以透明的方式打。
不停地尋找“新威脅”。一極獨霸,看似位高權重,但內心會更不安全,高處不勝寒。小布什時代制造“邪惡軸心國”,特朗普時代全面廢除或修改國際共識與規則,無不透露著美國的危機感與日俱增。全球化是一體兩面,美國用自己的優勢影響了世界,同時也帶動了世界,其結果是美國與主體國家之間的距離縮短了,美國自身領先的“科技瓶頸”開始逐漸顯現,人口增長瓶頸也開始顯現,這就決定了美國的經濟優勢和軍事優勢面臨著多個國家的迫近性“威脅”。制造“新威脅”已成為美國拒絕進步國家挑戰自身權威的重要外交選擇。
設定虛擬的“熱戰陣營”是現在和將來美國的戰略重心。熱戰時代是美國制造的趨勢,它的本來目的是制造世界各國之間的沖突與戰爭,在合適的時機,再由美國來主導戰爭。但是,世界的變化并不全如盟主所料,人類似乎并不需要盟主,挑戰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多,一股似乎看得見又看不見的力量讓美國心神不寧。基于“美國利益不可挑戰”的定位,美國必須制造出一個新的“陣營”——中俄及其隱形支持者同盟。美國推動全球熱戰的目標就是消滅中俄及所謂的附從者,這將是未來五十年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目標。
新中國的外交戰略目標與成果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大陸成立。在對岸的臺灣,還有一個政權是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在聯合國行使主權。起初的時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并不多。這就決定了新中國自出生之日起便非常艱難,其外交工作的艱巨性時刻都如同攀登珠峰。
不過,即使在這樣艱難條件下,新中國外交仍然取得了耀眼的成績。
第一階段:全力爭取國際支持,盡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運動。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50年,與中國有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只有十幾個,可以認為非常孤立。面對這樣的形勢,無非就是兩個方向突破:一是中國主動向世界突破;二是推世界各地同步突破。
1950年,聯合國總共只有59個會員國,在決定中國聯合國代表權的投票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稍一用力,支持新中國的就只有16國,輕易失敗。
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非常冷靜,不著急,不放棄原則,一方面爭取獲得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是利用一切手段和方法鼓動世界各民族推進解放事業,大力支持各民族的獨立運動,在力所能力的范圍內,盡我國所能幫助它們實現目標。
從1950年到1971年的二十一年間,世界又誕生了72個新國家,并成為聯合國新成員國,總會員數達到131個,聯合國的結構和組成發生了巨大變化。在1971年的聯合國投票中,有76個國家給中國投了贊成票。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國民黨政府行使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是中國國際地位歷史性轉折點,中國從此才真正成為世界大國,這是新中國外交取得的第一次巨大成就。
有人認為,中華民國代表的中國也是常任理事國,為啥就不一樣?當然不一樣,臺灣政權在聯合國內基本上處于被無視狀態,美國召開“舊金山國際會議”,討論二戰的亞洲賠償問題,中華民國被拒之門外。在聯合國內部討論中東問題,中華民國也被排除在外,沒有發言權,當時的聯合國,流行“四大國共識”(美、蘇、英、法),在討論中東和其它國際重大問題時,首先都采取用“四大國干涉”,并不是“五常干涉”。
前段時間,在網絡上看到,有學者寫文章否認非洲朋友對中國大陸入常的貢獻,說亞非拉的貢獻還不如歐洲國家貢獻更大,因而證明毛主席的對非戰略是錯誤的,也是失敗的。
下面,我想把具體情況再寫寫,還原一下事實,以正視聽。
1971年的提案國主要有: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剛果,古巴,幾內亞,伊拉克,馬里,毛里塔尼亞,巴基斯坦,南也門,索馬里,蘇丹,也門民主共和國,阿拉伯也門共和國,坦桑尼亞,贊比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二十三國。(非洲國家為主)
大家注意!提案國非常重要,它們要頂著受美國打壓的巨大壓力,干著具體的推動工作,敢參與寫提案的國家都可以認為是鐵哥們關系。
1971年投贊成票的國家有:阿富汗(亞),阿爾巴尼亞(歐),阿爾及利亞(非),奧地利(歐),比利時(歐),不丹(亞),博茨瓦納(非),保加利亞(歐),緬甸(亞),布隆迪(非),白俄羅斯(歐),喀麥隆(非),加拿大(北美),錫蘭(亞),智利(拉美),古巴(拉美),捷克斯洛伐克(歐),丹麥(歐),厄瓜多爾(拉美),阿拉伯埃及共和國(非),赤道幾內亞(非),埃塞俄比亞(非),芬蘭(歐),法國(歐),加納(非),幾內亞(非),圭亞納(拉美),匈牙利(歐),冰島(歐),印度(亞),伊朗(亞),伊拉克(亞),愛爾蘭(歐),以色列(亞),意大利(歐),肯尼亞(非),科威特(亞),老撾(亞),利比亞(非),馬來西亞(亞),馬里(非),毛里塔尼亞(非),墨西哥(拉美),蒙古(亞),摩洛哥(非),尼泊爾(亞),荷蘭(歐),尼日利亞(非),挪威(歐),巴基斯坦(亞),也門民主共和國(非),剛果(非),秘魯(拉美),波蘭(歐),葡萄牙(歐),羅馬尼亞(歐),盧旺達(非),塞內加爾(非),塞拉內昂(非),新加坡(亞),索馬里(非),蘇丹(非),瑞典(歐),敘利亞(亞),多哥(非),特里尼達和多巴哥(拉美),突尼斯(非),土耳其(當時屬亞洲),烏干達(非),烏克蘭(歐),蘇聯(歐),英國(歐),坦桑尼亞(非),阿拉伯也門共和國(非),南斯拉夫(歐),贊比亞(非)。
根據資料,可以看出,投贊成票具體分布為:亞洲17國,非洲29國,歐洲23國,拉美6國,北美1國。
大家還要再注意!單看歐洲國家數似乎不少,但最多的還是非洲國家。有一個特別要指出的事實是,在歐洲國家中,有11個國家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烏克蘭和白俄羅都屬于蘇聯,但在聯合國有單獨投票權。有些人,故意把今天的西歐國家概念混淆于當時東西歐分裂狀態下的國家概念,他們故意忽略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
“非洲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說法是沒有任何不妥的。
當然,我并不是不感謝當時支持我們的歐洲朋友,只是反對有人故意混淆是非,欺騙網民,借此否定毛主席時代的外交政策。
第二階段:用實力穩固外交,劃分世界,繼續改變世界格局。
近代中國史告訴每一個中國人:弱國無外交。
強國安全的基本依靠是什么?是軍事硬實力,是軍事威懾力。
經過二十來年艱苦卓絕的奮斗,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用幾場影響世界的戰爭勝利宣示了中國軍隊是維護國家和平及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國用緊跟美蘇各類戰略武器的誕生向世界宣示中國可以執行與自身地位相匹配的外交政策。
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代表權只是新中國外交的第一步勝利,毛主席及其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決不止滿足于此,他們仍致力于全世界的階級斗爭和武裝革命,繼續鼓勵和支持民族獨立運動。
1974年,毛主席歷史性地公開其在人類革命歷史上的理論與實踐成果——三個世界理論。這一重大成果影響了世界幾十年,即使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逐步淡化該成果,但整個世界并未忘記該成果。2019年,特朗普曾經講過“我感覺美國才是第三世界國家”,這說明“三個世界”的概念始終在他心中存在著。
三個世界理論,今天在淡化,不遠的將來,它又會重新被抬出來,只要革命運動面臨新高潮,它就必然分化成不同層次,“三重劃分法”恰恰能比較好地全面概括勢力分布。
第三階段:韜光養晦的三十年。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自中國跟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開始,就可以認為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成為國家戰略。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我們一直都在堅定地執行著。
現在,有很多人認為,正是因為中國踐行了韜光養晦,所以才獲得了一個比較和平的外部環境,所以才能進行改革開放,所以才取得了比較顯著的經濟進步。
我們絕不能否定經濟與社會事業的進步,但需要厘清一些原則性觀念誤區。
1950年,支持中國的國家只有16個,1960年,支持中國的國家上升到42個,1971年,支持中國的國家已經是76個,歐洲大部分國家也都已經對中國開放,比較難以攻克的是親美國的拉美國家。這個事實,難道不能反映中國在不斷地對世界開放嗎?
另外,我們不妨再反問一下幾個問題:中國不韜光養晦,就沒有資格融入世界嗎?中國不韜光養晦,是不是就得挨打?世界所有大國,除美國之外,都得韜光養晦嗎?對美國韜光養晦,那是因為美國太強大,對世界都韜光養晦,那是因為什么?
韜光養晦的最大損失是:讓中國變成“和稀泥”和“不管閑事”的不負責形象,沒有國家敢于依靠中國追求正義。
2012年以后,中國逐步轉變了被動性韜光養晦戰略,已經和正在主動適應世界巨變,獨立外交和尊嚴外交逐步取代了附從外交和屈尊外交。
新時代中國外交的艱巨任務
如果把2013年作為中國新時代的起點,中國外交毫無疑問也應該以此為新起點。事實上,恰恰正是從這個時候起,中國外交的風格在轉變,即使還沒有達到徹底拋棄韜光養晦的程度,至少已經讓國人不再在每件事情上都深感委屈甚至是悲憤。
放眼未來,我認為,中國外交的戰略任務應該分三個層次:主權外交處于戰略優先地位;正義外交處于制衡位置;競爭外交處于遠景位置。
雖然中國很大,雖然中國有足夠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但非常遺憾的是,中國至今還沒有實現完全統一,至今還有多個領土與領海區域陷于國際糾葛之中,國內的諸多地區還被以美國為首的分裂勢力所影響。這種現實決定了未來中國外交的第一任務必須基于主權維護。
如何保證中國外交主權優先的目標?
第一步,應該明確經濟外交讓位于主權外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為了經濟,為了商貿,我們忽略或者說放棄了主權利益,讓東海、南海、藏南問題復雜化,黃海也有局部區域存在隱憂,臺灣問題的解決也變得越來越困難。
如果不準備全部放棄上述主權,就必須放棄與之相關的原則性讓步,對任何國家都一樣。
執行這一戰略的重點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決心,沒有決心的戰略還不如零戰略。
第二步,必要時刻只能尋求外交終極語言——戰爭。解決主權問題,和平手段在部分最核心問題上已經基本失去效果(比如臺灣和釣魚島),一個多世紀都無法讓和平奏效,那又何必再寄望于它?
戰爭,從來不是無緣無故,它取決于“機會”,涉及中國主權的四大主要隱形戰場(臺島,南海,東海,藏南)時刻都可能出現機會,關鍵在于敢不敢抓住。可以認為,中國已經沒有辦法通過一次戰爭解決任何一個主權爭議區域,只有采取階段性積累實現最終目標。
個人認為:追求終極手段,并不意味著要好戰,在南海問題上,中國有必要調整名存實亡的九段線主張,要有取有舍,戰略妥協與戰略維護雙向并舉可能是更有利于國家整體利益。
如何執行正義外交?
當今世界仍被視為叢林世界,只有強權,沒有公理。但,這只是一個籠統概述,并不表明整個世界就無正義可言,很多情況下,強權也要屈服于公理,美國也不是想打誰就能打誰,它也有害怕的時候,它也有顧忌的時候。美國為什么也會害怕?因為代表各國行使國家權力的領袖們還沒有集體性喪失正義良心,他們可以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國際爭端。
正義外交的前提是“正義”,中國不能成為邪惡力量的幫兇。
正義外交的另一層考量是“制衡”,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必須考慮到它對于中國主權外交的正面作用,或者說可以借用正義外交來制衡外部力量干預中國主權。
競爭外交應該是中國的遠景。
這里提到的“競爭”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商貿和軍事競爭,它是強權國家間的競爭,更直接一點講,它就是大國給世界劃框框的競爭。
沒有解決好自身的主權問題之前,中國的周邊外交和區域外交都存在重大不確定性,甚至可以認為,火藥桶就在自己身邊。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國構建穩定的區域外交伙伴都非常困難,更別說跳出亞洲走向世界,給世界各國劃框框暫不應該進入我們的部署。
當然,今天做不到,并不意味著未來辦不到,遠景是可以規劃的。
世界在不斷透明化,中國也需要慢慢透明化,新時代外交工作的層次關系也可以透明化,只有透明化,才可以讓當事各方了解中國最迫切的戰略目標,釋放出中國對主權不同于以往任何時候的堅定決心非常重要。新時代,我們既依賴外交的和平過程,也依靠外交的終極手段。中國新時代外交戰略目標必須明晰化,必須有時間表,然后必須有堅定的決心。
附言:
1,如何看待蓬皮傲與楊先生的見面?答:我不認為這次會面是美方的乞求行為,我更傾向于雙方都有需要,美國可能對中國執行第一階段協議不滿,中國對美國在南海、香港、臺灣和西藏幾個方面也非常不滿,需要出出氣,需要交換條件。
2,如何看待湖北大學梁艷平被處分?評:依法依規是重要原則,雖然晚了點,畢竟是一個觸動。這起事件,并不關乎言論自由,她是共產黨員,她的涉港言論和涉日言論均違法違紀。一般性合法言論,我希望公眾仍能給予合法公民正常的言論自由。
3,如何評價北京市的抗疫?評:也許現在還不是終點,但我預先給他們一個“贊”字,他們很出色,沒有讓全國人民恐慌,放在美國任何城市都做不到。
4,有人問及中印沖突走向會如何演變?答:中國不會在印度疫情未緩解之前主動挑起戰爭,印度應該也不會自絕,因此,短期很難打仗。
寫于2020年6月20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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