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刑事司法體系是否存在系統性的種族歧視?
來源 美國華人
第1770篇文章
編者按
自從2014年以來,美國黑人男性因為警察暴力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事件開始受到廣泛的關注,各處自發自動的抗議點燃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運動。最近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再度突出警察暴力的問題。這是少數壞蘋果造成的偶發事件,還是反映出整個刑事司法體系存在系統性的問題?這個議題攸關美國前途,我們唯有冷靜理性地探討才能發掘真相。
撰文:臨風
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謀害的事件激發了全美國,甚至全世界的示威活動。最近幾個不同的民調都指出,美國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同時美國大多數人都認為,美國的刑事司法體系存在著系統性的問題。那么,事實到底如何呢?
我們先看看最近發生的一個慘劇。
為什么我再也不會叫警察

詹姆斯·史密斯記者接受訪問。(BBC截屏)
2019年10月12日深夜兩點多,德州沃思堡(Fort Worth)一個中產小區里,熟睡的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被他的侄子和侄女搖醒,告訴他對面鄰居家前門大開,燈火通明。史密斯是小區的老住戶,他擔心出了什么事,就從床上爬起來走過街。看到屋旁工具間是鎖起來的,讓他更加狐疑。
對面住著的黑人老太太經常入住醫院,他懷疑老人家身體又出了狀況,就撥打電話簿中標明要求“健康檢查”(wellness check)的號碼(非911),期望警察會來敲門,檢查老太太的情況。他不知道老太太已經進了醫院,女兒阿塔蒂亞娜·杰斐遜(Atatiana Jefferson)和孫兒過來探望,他們兩人當時正在打電腦游戲。
幾分鐘后,警車到了,其中一位警察舉著槍,沒有敲門直接繞道后院,不久一聲槍響!史密斯那時正好站在街對面,但他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之后大批警察來到,但他問不出個所以然。六個小時以后,擔架抬出一具尸體,就是老太太的女兒阿塔蒂亞娜。
后來從警察隨身佩戴的錄像機的記錄看出,警察走近屋后的窗戶,對著屋內的阿塔蒂亞娜忽然大喊“舉起手來,讓我看到你的手!”話音未落,他從窗外向內射擊。他根本沒有宣布自己是警察。

阿塔蒂亞娜用功讀書希望進醫學院。(BBC圖片,Credit Amber Carr)
阿塔蒂亞娜是位很上進的女青年。史密斯說:“她打算當醫生的”。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后低聲說:“但是現在不可能了。”
史密斯說,他每天活在愧疚里,如果不是他那通電話,阿塔蒂亞娜今天還活著。她的死亡徹底摧毀了他對警察存余的任何信任。從今以后他再也不會打電話找警察了。。

史密斯在院子里修剪,對面就是阿塔蒂亞娜被殺的淺藍色房子。(BBC截圖)
今年3月13日,肯塔基州的路易維爾市,26歲的美國緊急醫療技術員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半夜里在毫無警告的情況下被破門而入的警察槍殺。

紀念布倫娜·泰勒女士。(PBS截屏)
警察根本就走錯了門,他們要抓的兩個嫌犯距離她家有10英里之遙。泰勒的男友半夜里被驚醒,以為是壞人沖入,開槍自衛,警察還擊時射殺了手無寸鐵的泰勒女士。她只不過是“向毒品宣戰”下,警察可以破門而入的又一位無辜的犧牲者罷了。
警察槍擊事件層出不窮,而且經常發生在無辜黑人的身上。這后面有沒有什么系統性的因素呢?
如何定義系統性種族歧視?
在這個族群關系高度緊張的時期,傳統上對“種族主義”(racism)的定義已經不再合適。《韋氏字典》最近開始考慮重新修正“種族主義”的定義,這說明問題的復雜。
讓我們先給出一個可行的定義,以便本文討論。“系統性種族歧視”就是在某個“系統性種族主義”(systemic racism)的環境下出現經常性的種族區別待遇。那么什么是“系統性種族主義”呢?
“系統性種族主義”一詞往往被解釋為:某個系統中絕大多數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本文對這個詞的解讀是:“某個機構或體制的運作造成經常性種族差異對待的現象,不論工作者本身的意圖如何。”此外,當我們說:有“系統性種族歧視”存在時,也并不等于說:種族主義是唯一的因素。
根據這個可行的界定,在排除了其它主要因素以后,那些經常不斷發生的種族差別待遇的現象就可以歸納為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比如,如果白人與黑人濫用藥物的比例相同,社交習慣也相仿,但是,被逮捕的多是黑人,這就是系統性種族歧視。又比如,如果犯了同樣的罪行,也有同樣的犯罪史,但黑人的刑期經常比白人更長,這也是系統性的種族歧視。
或許有人說,黑人是咎由自取,他們經常犯罪,以至于喪失了警察的信任,難怪警察對黑人“情有獨鐘”。持這樣想法的人有可能不了解美國的社會生態,對貧窮黑人家庭所遭遇的困境沒有近距離的接觸,對人權的尊重也或許不夠落實。
對于一個從來不懂得什么是生活在絕望里的人,他有限的想象力往往才是真正的盲點。
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執法人員與居民間是種“社會契約”的關系,執法人員拿工資為社區服務。警察不但是“執法者”,也是“服務者”,這是大前提。警民間的積極互動是維護社會治安重要的一環。如果居民對警察只有恐懼,卻喪失信任,那么警察就不再有資格擔當維護“法律與秩序”的“執法者”。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的大環境。
美國大規模監禁的現象
說到刑事司法體系,第一個進入我們視野的是美國監獄人滿為患的現狀。根據“量刑項目”(The Sentencing Project)網站最新的資料,美國每10萬人中有655個在監獄里服刑,美國坐牢人口的比率全世界第一!

“量刑項目”網站資料。
根據“監獄政策倡議”(Prison Policy Initiative)網站的資料,美國有230萬人在坐牢,這也是世界第一。占全世界人口4.25%的美國,其監獄人口是全世界監獄人口的25%。更值得玩味的是,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犯罪率逐年持續下降,但是美國監獄人口仍然居高不下。

美國監獄人口的分布圖,包括聯邦、州和地方監獄。(“監獄政策倡議”資料)
監獄人口中有不少是在開庭前被關在監獄里的貧窮的少數族裔,沒錢支付保釋金“嫌疑犯”是無辜的,卻要在監獄等好幾年都可能無法上庭。

超過55萬人在開庭前就被關在監獄里,大部分是地方監獄。(“監獄政策倡議”資料)
其實,美國大量監禁是一個相對新近的現象,是從尼克松上臺推動“法律與秩序”運動期間開始的。
自從廢奴以后,美國監獄是唯一可以合法奴役人的地方。刑事司法體系用各樣方法把人送進監獄,監獄里人越多廉價勞工就越多。美國許多公司的產品都是監獄廉價勞工的成品,私營監獄用各樣方式剝削犯人,以增加盈利。這是極其不合理的。
奧巴馬總統是第一位在任內拜訪美國監獄的總統,他曾經做過努力,希望改變現實,從圖表看出,監獄人口在奧巴馬任期內有所下降。他希望廢止以賺錢為目的的監獄,但是沒有成功,因為后面有強大的游說組織——“美國立法交流委員會”(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ALEC),和背后的整個政治生態系統。

美國監獄人口的急速上升是1969年以后的現象。(“量刑項目”網站資料)
另外,根據美國“司法統計局”(BJS)的數據,2013年黑人男性占男性監獄總人口的37%,白人男性占32%,拉美裔男性占22%。
再根據“監獄政策倡議”的數據,美國黑人男性一生中曾經進監獄的概率是32%。拉美裔男性是17%。白人是6%,全國男性平均是11%。
一個有犯罪或坐牢記錄的人縱使出獄了,他這一生幾乎肯定找不到好的工作,永不得翻身。他也可能永遠失去投票權。換言之,他很有可能從此成為社會的棄兒!如果每三名黑人男性中有一個是坐過牢的,那就等于這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的前途將是一片黑暗。他們所犯的罪很可能只是吸毒。這是個十分不公平的現實問題。

各族群男人一生中進入監獄的概率。(“監獄政策倡議”資料)
高喊自由民主的美國居然如此大規模監禁,的確令人詫異,它與自從尼克松上臺后推動的“法律與秩序”運動密不可分。這背后與系統性的種族歧視關系密切,刑事司法系統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力的犯人也是這個生態系統的一大奇觀。
系統性歧視的現象
2016年非裔導演阿娃。杜威內(Ava DuVernay)執導的紀錄片《第十三修正案》揭露,在憲法上解放黑奴以后,美國社會借用刑事司法體系實質上地奴役黑人的現象并沒有停止。該影片對這個現象背后的種族因素和商業因素做了詳盡的解說。
美國的刑事司法體系,從逮捕、起訴、審前監禁、庭審、判決、量刑(包括死刑)、監禁到假釋,整個流程都充滿了對少數族裔系統性的歧視現象(2)。雖然刑事司法系統的執行絕大多數是地方性的,各州的法律也不盡相同,但是這些問題卻是全國性的,說明它是個普遍的現象。
因為問題十分錯綜復雜,非一篇文章可以說清,在此僅僅提出幾個重點作說明。
種族刻板印象(Racial Profiling)
在風卷全國的示威中,6月11日,美國國家醫務總管,海軍三星中將杰羅姆·亞當斯(Jerome Adams)說,他敏銳地意識到自己有可能會遭遇到弗洛伊德同樣的命運。他駕車時經常無緣無故地被警察攔截,并非因為他是醫務總監,而因為他是黑人。

美國醫務總管,海軍三星中將杰羅姆·亞當斯。(Business Insider新聞截屏)
這讓我想到南卡州聯邦參議員,共和黨的蒂姆·斯科特(Tim Scott)的經歷。2016年他在參議院發表重要談話:在一年之內他曾經七次被華府的警察攔截、搜查,絕大多數都因為懷疑他的車是偷來的,他的許多黑人助手也有同樣的經驗。

蒂姆·斯科特參議員。
要知道,美國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憲法第四修正案禁止警察無理搜查和扣押,并規定,搜查和扣押狀得有相當理由的支持。從法律上說,他們沒有任何被警察攔截的理由。
國家醫藥總監和聯邦參議員的遭遇反映了全國各地黑人男性共同的遭遇。有個流行在警界的笑話說:“種族刻板印象這類事從來沒發生過,但是它很有用”。
2020年5月公布的一項針對2011年至2018年中56個警察機構的9500萬次交通攔截的大規模研究發現,雖然黑人比白人更容易被攔下,但在夜間,當警察不能分辨駕駛人的種族時,攔截頻率的差距就大幅縮小。
該研究還發現,黑人在被攔截后更容易被搜查,雖然白人更容易被發現攜帶非法藥物。
紐約市的“攔截與搜身”(Stop and Frisk)可能是最有名的例子。高喊“法律與秩序”的人最喜歡用它“證明”:自從1994年實施“攔截與搜身”以后,紐約市的犯罪率明顯下降。而且攔截后被逮捕的多半是少數民族(黑人、拉美),可見問題出在這些少數民族身上,必須對他們加強管束。
事實是什么呢?事實是,這種說法是玩數字游戲!
第一,自從1990年以來美國全國的犯罪率在逐年持續穩定下降,紐約的數字不過反映這個全國的趨勢。而且在2014年取消“攔截與搜身”以后,犯罪率仍然持續下降。
可見“攔截與搜身”的行動與減少犯罪毫無關系!甚至保守的《國家評論》雜志都在2018年1月1號的評論里承認自己誤判:我們曾聲稱,“攔截與搜身”的大量減少將導致犯罪增加,可是,犯罪反而下降了。我們錯了。

全國暴力犯罪趨勢,每十萬人的犯罪率。
第二,根據紐約市警察局的數據,從2002年到2011年,紐約市“攔截與搜身”的次數從97296次上升到超過五十萬次(685724),其中88%無罪釋放。被攔截的絕大多數(90%+)都是非裔和拉美裔青年。可見,紐約警察對這兩類少數族裔“情有獨鐘”。有人認為,這90%的統計數字偏低,因為對那些沒有“命中”的攔截,警察不一定會登記。
警察執行任務時的種族差別待遇就是種系統性歧視行為的一種表現。
向毒品宣戰

美國與毒品有關的犯人占監獄犯人的五分之一。
各種統計數字一再顯示,黑人被逮捕、指控和定罪為毒品犯罪,包括藏毒、販毒和共謀的比率一直遠遠高于白人。盡管研究顯示,這兩個種族使用和販賣毒品的比率大致相同。
例如,截至2018年5月,紐約市的數據顯示,黑人因大麻被捕的比率是白人的8倍,在曼哈頓是15倍。黑人社區的逮捕人數遠遠多于白人社區,盡管所有的數據顯示,居民抱怨使用大麻的比率兩者相當。
根據國家“脫罪登記處”(NER)的數字,黑人因持有毒品而入獄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左右。根據免罪數據,黑人被錯判毒品罪的可能性是白人的12倍!
黑人在吸毒者中約占12.5%,但在因毒品犯罪被捕的人中占29%,在被監禁的人中占33%。
死刑的判決
根據2012年特拉華州的一項研究,殺害白人的黑人被告獲得死刑的可能性是殺害黑人的黑人被告的7倍。殺害白人的黑人被告被判處死刑的可能性是殺害白人的白人被告的3倍以上。
當受害者是白人時,黑人更容易被誤判為兇手。有31%被判為殺死白人的黑人被平反。更普遍的是,被誤判謀殺罪的黑人比被誤判謀殺罪的白人高50%。
黑人無辜被誤判為性侵犯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5倍,被誤判為毒品犯罪的可能性是白人的12倍。
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路易斯安那州,殺害白人的兇手被處決的可能性是殺害黑人的兇手的14倍。殺害白人婦女的黑人男子被判處死刑的可能性是殺害黑人男子的黑人男子的30倍。那些因殺害白人而被定罪的人也不太可能在上訴時被推翻判決,自1752年以來,路易斯安那州還沒有因殺害黑人而處決過一個白人。
檢察官的認罪求情協議(plea bargain)
在庭下解決法律爭端的認罪求情協議可以加速法庭作業。問題出在:誰得到這種求情協議?交易的內容如何?許多不了解法律,沒有社會資源的無辜黑人青年,由于檢方恐嚇施壓接受求情協議,庭下認罪,只求早點結案出獄。
2017年對威斯康星州約4.8萬起刑事案件的研究顯示,白人被告比黑人被告更有可能在求情協議中被檢察官撤銷最嚴重的指控。在面臨可能被判處監禁的輕罪指控中,被告白人的指控被撤銷、駁回或減少刑期的可能性比黑人高出75%。
美國“司法援助局”(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2011年發表的一份關于種族和認罪求情協議的研究發現,“關于種族和量刑結果的大多數研究表明,黑人比白人更不可能獲得減刑”,“研究普遍發現種族與被告是否獲得減刑之間存在密切關系”。
2016年對弗吉尼亞州漢普頓路市內近47.4萬起刑事案件的審查發現,毒品犯罪的白人更有可能獲得求情協議而免于坐牢。在面臨批發毒品的指控時,48%的白人因求情協議免于坐牢,而黑人的比例只有22%。在那些有犯罪前科、承認搶劫罪的人中,36%的白人沒有坐牢,而黑人只有8%。
法官和判刑
哈佛大學200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黑人之間的量刑差異,取決于他們膚色的深度。該研究調查了1995年至2002年佐治亞州的67000名初犯。白人男子的平均刑期為2689天。黑人男子的平均刑期多了378天。但淺膚色黑人的刑期僅比白人長三個半月。中等黑色皮膚的黑人被判處的刑期比白人長一年。漆黑皮膚的黑人被刑期比白人長一年半。另外一個2018年的學術研究得到同樣的結論,越黑越倒霉。原來黑色是原罪!
美國量刑委員會在2017年的一項數據調查發現,當黑人男子和白人男子犯下同樣的罪行時,黑人男子的刑期平均要長20%。該研究排除了年齡和犯罪史等變量差異。
2018年5月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當一個白人和一個黑人被判犯有類似的罪行時,共和黨任命的法官會判處黑人多三個月的監禁。
關于刑期,最不合理的可能是克林頓總統時期推動的“三振出局”,如果你是第三次犯罪,那么法官就會給你課以重刑。一個第三次被抓到擁有毒品的人竟然可以判到終身監禁?克林頓總統后來為此道歉,承認自己做了一件大錯事。
監獄的另一個名稱是“矯正所”,事實上,進到監獄的人耳濡目染往往只能使他變得更壞。“法律與秩序”的理念就是,把這批“壞人”長久關起來,讓他們不再干擾社會。
保釋、審前拘留、減刑和赦免
哥倫比亞大學司法實驗室2020年3月的一項研究發現,黑人和拉美裔的假釋犯“因違反假釋規定而被關押在紐約州監獄的可能性明顯高于白人”。研究發現,黑人和拉美裔因“技術性違規”假釋而被重新監禁的可能性分別是白人的5倍和1.3倍。
“監獄政策倡議組織”2019年對學術文獻的審查發現,“在大城市地區,黑人重罪被告在審前羈押的可能性比等罪的白人被告高25%以上”。審查發現,在全國范圍內,年輕的黑人男子在審前拘留的可能性比白人被告高出50%左右,保釋金平均是白人的兩倍。
2018年對新奧爾良保釋慣例的研究發現,黑人更有可能被要求支付保釋金,并支付更高的保釋金。他們經常沒有能力支付保釋金,因此,更有可能在審判前繼續被監禁。
2008年對“假釋委員會”做決定的一項研究發現,“與白人罪犯相比,黑人罪犯在監獄中等待假釋的時間更長”,在排除了法律、各種個人人口和社區特征的變數以后,種族和族裔差異仍然是假釋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學校到監獄的直接通道
美國的中小學,特別是貧困市區的學校,學生因為言語和行為不檢被校方停學的比率很高,從短暫的到永久的都有。又因為防備槍擊案,許多學校常駐配槍的警察,稱作:學校資源官(school resource officer,SRO)。警察變成維護學校秩序的一員,這可能是美國唯一的特色。但就像執法部門的職業病,本應用于罕見事件的SRO往往被用于日常的事件,只是因為他們在場。(3)

SRO的設置大量增加了學生被逮捕的人數。
這種情況在有SRO的學校發生得更多。“司法政策研究所”(Justice Policy Institute)的一份報告發現,即使排除學區的貧困程度,有SRO的學校因 “行為不檢 ”而被捕的人數是沒有SRO的學校的5倍。

配槍的SRO成為維持校內秩序的資源。(“司法政策研究所”網站截屏)
美國有幾項考察種族、行為和停學之間關系的研究,但沒有一項獲得“黑人學生行為不端的比例更高”的結論,可是黑人遭受停學處分的比率遠超過白人。白人被停學的原因更多是因為犯了可證明,有記錄的不良行為(吸煙、破壞他人財產和淫穢語言),而黑人被停學的原因多半是為了主觀原因(不尊重權威)。
根據美國教育部的統計,2011-2012學年約有9.2萬名學生在學校被捕。而其中大部分都是輕微的違規行為。為了擔心犯罪,美國很多學校實行“零容忍”的政策,于是學校把管訓的任務推給了少年管教所。然而,被退學的學生中有40%是黑人,這批被退學的青少年日后有60%的概率進到監獄(4)。
在少數族裔學生多的學區,很多學生來自破碎的家庭,他們生活在貧困線上,沒有人重視他們的未來,學校對他們也沒有任何期望。他們遇到的不是生活上和學業上的輔導,等待他們的是幫派、毒品、犯罪和警察。于是,從學校到監獄的直接通道就成為另一個美國特殊的社會景觀。
“有條件豁免”(qualified immunity)的聯邦法律原則
其他地方性的系統性問題還很多,例如,警察內部糾察評審的透明度、警察工會的囂張、執法手段過分粗暴、警察職務涵蓋太多而訓練不足,等等。這類問題各地或有所差異,我們就不一一討論了。
幾十年來發生了多少次警察暴力的事件,但是有幾個警察被判刑的?這反映出一個全國性體制上的漏洞,使得法院很難給警察判罪。
“有條件豁免”(qualified immunity)是美國最高法院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一項“法律原則”。它最初的目的是:在法律規定不明確的情況下,保護執法人員在善意執法的案件中免受無意義的訴訟和經濟責任。
從2005年左右開始,法院越來越多地將該原則應用于涉及警察過度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的案件,導致了廣泛的批評。用路透社2020年的一份報告的話說,該原則“已經成為一種近乎失效的工具,使警察的暴行不受懲罰,并剝奪了受害者的憲法權利”(5)。
由于最高法院對“有條件豁免”的解讀向警察傾斜,這意味著警察可以免于訴訟,除非他們的“確切行為”已經在以前的案件中被裁定為違法——這里的關鍵詞是 “確切”(即:除非有完全雷同的前例,否則免罪)。
要解釋一個案件與任何前例并不完全雷同,這是極其容易的事。警察既然幾乎不可能被判刑,受害者或其家屬尋求正義的唯一選擇就是根據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起訴警察侵犯公民權利。從公民權利(而非刑事責任)這條路徑,受害家屬如果勝訴,可以從地方政府取得金錢賠償,目前這幾乎是唯一的途徑。
根據脫口秀評論員約翰·奧利弗(John Oliver)的資料(6),在過去5年內,美國10個最大城市的警察部門總共支付了10.2億美元的庭外和解和法院判決罰款。這么高的賠款說明了警察執法有系統性的問題,只是因為礙于“有條件豁免”,走了民事訴訟的路子。以其用納稅人的錢替警察不當行為背書,而且不能解決問題,當務之急在于立法修正這個“法律原則”。
風向的改變
6月9日公布的華盛頓郵報·沙爾學校(Washington Post-Schar School)民調顯示,弗洛伊德事件以后美國的民意第一次有了極大的改變。該民調根據6月2-7號的電話訪問得到驚人的發現。接受訪問的超過1000位成年人。(7)

2014年發生幾件大的警察暴力事件(Michael Brown,Eric Garner,Ezell Ford,等等),使得全國轟動,但是,民調顯示當時只有43%的人認為警察暴力反映了更大的問題。現在,美國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認為,警察暴力背后有更大的(系統性)因素,民意上升了超過20%。連共和黨民眾都有47%認同,上升了28%!這絕不是偶然。

美國人不但說話了,而且意見相當一致,這不能不說是個驚喜,很可能這是個歷史性的轉折點。
然而,民意不過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最重要的還在于政客們如何出臺解決方案。歷史告訴我們,政客們經常選擇的都是最小阻力的路徑,因為任何改革都會動到某些利益集團的奶酪。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要選民們不斷施壓,特別在這個選舉年,政客們的底線歸根就底還是選票。
1965年通過《投票權法案》是美國民權運動上個階段的勝利,民權運動下個階段的任務就是刑事司法體系的改革,減少系統性種族歧視的現象。我似乎再度聽到約翰遜總統的聲音:“We shall overcome”(我們終將勝利!)。
注:
1。 Stephanie Hegarty, “Atatiana Jefferson: ‘Why I will no longer call the police’,” 2020-6-16, BBC2。 Radley Balko, “There’s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s racist。 Here’s the proof,” 2020-6-10, WaPo3。 Libby Nelson & Dara Lind, “The school to prison pipeline, explained,” 2015-2-24, Justice Policy Institute4。 Matthew Lynch, “5 Facts Everyone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School-to-Prison Pipeline,” 2015-8-28,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education_futures/2015/08/5_facts_everyone_needs_to_know_about_the_school-to-prison_pipeline.html5。 “Six takeaways from Reuters investigation of police violence and ‘qualified immunity’,” 2020-5-8, Reuters(路透社)6。 Dino-Ray Ramos, “‘Last Week Tonight’: John Oliver On How Policing Is Entangled With White Supremacy, Reforming The System And Defunding The Police,” 2020-6-7, Deadline7。 Jacqueline Alemany, Brent D。 Griffiths, “Power Up: There‘s been a dramatic shift in public opinion about police treatment of black Americans,” 2020-6-9, WaPo
?作者簡介
臨風,本名熊璩,出生于重慶,臺灣長大。曾任臺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 克雷超級電腦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總工程師; 惠普公司中央實驗室部門主管,大學關系部亞太區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讀書、研究、寫作。在中國大陸出版有《繪畫大師的心靈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撰文:臨風
編輯: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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