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是解決人類當前重大危機的關鍵鑰匙！
來源：北山浮生（ID：BSFS_View）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九十九周年，距離它的百歲生日還有一年。
百年關頭回顧歷史，理解中國歷史選擇的內在邏輯，也就更能夠洞察中國的前途命運。
在我看來，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可以分成五個主要階段。
從1921年創立到1935年遵義會議是第一階段，從國外引入的馬列思想與中國實踐結合，期間經歷多次失敗和搖擺，可以稱之為道路摸索階段。
第二階段從1935年到1949年是第二階段。在“遵義會議”這一史上最強戰略復盤會上，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指引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第三階段是從1949年到1978年，一方面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另一方面黨的實踐逐步偏離毛澤東思想的主旨，走向脫離實際，盲目激進的怪圈。
第四階段從1978年到2017年十九大召開，這一階段的起點是回歸到毛澤東思想的主旨實事求是之上，將發展生產力，提升人們生活水平作為黨的基本任務，推進改革開放。
第五個階段是十九大至今，毛澤東思想全面回歸，再次成為黨的指導思想，一方面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另一方面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核心任務。
可以看出，百年黨史基本可以總結為：將馬列思想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歸納總結出毛澤東思想，再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實踐，其間不斷試錯、修正，實現理論和實踐相互促進，不斷進化升華。
這里所說的毛澤東思想并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所有思想的總和，而是以毛澤東的思想內容為主，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毛澤東思想對于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在此不必贅述，我主要談一談，為何毛澤東思想也是解決人類當前面臨重大危機的關鍵鑰匙？
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要跳出中國自身的歷史框架，從更大尺度的全球大歷史中尋找內在邏輯。
1、英國工業革命與人口論
毛澤東思想繼承馬列思想，最初提出者是卡爾·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他的一生處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高峰期。
馬克思的青年時代，英國已經通過工業革命躍居為歐洲霸主。英國作為歐洲的邊緣國家，之所以能夠率先點燃工業革命的“核反應堆”，是因為在長期的國家間爭霸中，英國率先建立了工業生產、金融資本、戰爭機器循環驅動的“增長飛輪”。
英國的成功，本質上是商業模式的成功。
在新的增長模式之下，英國一方面對內無情摧毀以土地為中心的舊生產關系，令大量中小地主破產，將農民從土地上剝離出來，將這些土地、人口和資本作為工業機器的養料；另一方面對外進行戰爭和征服，將更多的原料、人口、市場卷入進來，以滿足煤鐵工業怪獸的貪婪胃口。
英國獲得巨大商業成功的背后，帶有深刻的道德悖論：工業發展必然會破壞原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導致底層民眾陷入悲慘的境地。依照傳統倫理，政府應當為人民生活背負責任，有義務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況。
但是資產階級專政的英國，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出臺一系列有利于更加殘酷剝削工人的法案，在工業中心曼徹斯特，工人變成了消耗品，嚴酷的勞動強度之下，基本三年就會徹底摧毀一個人的健康。同時，大量底層人口被政府當成垃圾丟到海外殖民地，令其自生自滅。英國勞動群眾反對失業和貧困的斗爭日趨高漲。
順應民意的呼聲，英國出現了主張社會改革的思想，縮小貧富差距，給底層人民更好的福利。而英國的權貴階層則迫切需要消除他們的影響。
英國牧師馬爾薩斯于1798年寫出《人口論》，為英國統治階級的做法進行辯護。馬爾薩斯直言不諱地說，他寫作的目的 “是運用這原理來試驗一下那些關于人類和社會完善性理論的真實性”，而他所揭示的“真理”的效用則在于，使下層階級“永遠不易受到煽動性出版物的影響”，讓上層階級“無須擔心那種革命的過火行為”。
人口論基于如下三條假設：
如沒有限制，人口以指數增長，如下圖紅線所示；
食物供應呈現線性增長。如下圖黑線所示；
人類要靠進食維持生存。
由于指數函數必然會超越線性函數的增長，必然會出現人口超過資源承載的情況。上圖中的交叉點就是社會經濟所能承受的人口的最大值，人口超過這個數值，就會出現災難性事件使人口減少。這個點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的人口天花板，或簡稱為馬爾薩斯天花板。
當時歐洲的主流觀點是：“人口是度量一國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國幸福與繁榮的增進，最重要的標志就是人口的增加?！?span style="display:none">Zph豪仕閱讀網https://www.Haoz.net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對這一觀點加以否定。人口論揭示了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資源約束，即使超過，也會通過慘烈的手段回調。正因為如此，英國政府一系列手段壓迫底層勞動人民，降低其生活水平，導致其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不僅無罪，反而順應了客觀規律，應當大力提倡。
馬爾薩斯具體提出了如下應對之道：
1、極力鼓吹私有制，因為私有制可以有效控制人口增長。
馬爾薩斯認為，社會中的貧窮和罪惡并不是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規律作用的結果。廢除財產私有制，實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人們的生活，勢必刺激人口增加，最終使建立起來的平等社會制度趨于瓦解。只有保持財產私有制以及各人擔負起養育自己孩子的責任，才能使人們自制，不至于生殖過多的子女。所以，財產私有制是出自人性的人口自然規律的支配而產生，它是永恒存在而不能被推翻的。
2、竭力反對當時英國實行的濟貧法，因為這是在鼓勵窮人制造更多窮人。
馬爾薩斯宣揚貧民產生的原因是他自身貧困，救濟的手段在他自己身上，而不在于別人，政府和社會對此是完全無力的；濟貧法給予窮人以福利，使不能獨立維持家庭的人也將結婚，生育子女，這是供養貧民以創造更多的貧民。
3、極力反對增加工人工資，宣稱這不是資本家的義務。
馬爾薩斯認為，工人工資水平取決于工人人口的多寡。一國的生活資料是一定的，如果人口增加超過了生活資料的增長、工人人數超過勞動市場需求的比例，就會使工資下降和工人生活惡化，從而使工人繁殖減少，人口增加減少。工資低廉，工人人數眾多，工人為維持自己的收入，就必須加倍地努力工作，從而促進生產的發展。直到后來，生活資料和人口保持同一比例，于是工人生活獲得改善，工資又提高，對人口限制又會放松，工人的生活會再度惡化。工資水平就是這樣隨人口的增減而上下波動。
根據馬爾薩斯的觀點，富人殘酷剝削窮人才是“替天行道”。私有制是天經地義的，資本家也沒有任何義務救濟窮人，給工人加工資。如果違反，反而會引發更加嚴重的社會災難（即馬爾薩斯陷阱）。
根據英國社會自古以來存在的公共利益（common wealth）法則，私有制因為侵害了公眾利益，本來是帶有原罪的，歷來遭到許多英國政治思想家的嚴厲批判，比如托馬斯·莫爾的“羊吃人”的控訴。
在《人口論》出版之前，資本家們自覺道德上低人一等，無論是主動還是被迫，還是做出了一些讓渡福利的舉動。馬爾薩斯的父親作為權貴階層的一員，內心也是同情窮人，主張給窮人更多福利。
人口論的主要觀點，正是在馬爾薩斯在與他父親辯論的過程中產生。馬爾薩斯把赤裸裸地為資本主義辯護以及道德甩鍋的行為，變得如此義正言辭清新脫俗，讓資產階級既當了婊子還立了個巨大無比的牌坊。正如馬爾薩斯在該書第二版中給出的辯護：“它的內容一方面是與完美主義者的辯論，一方面證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盡管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span style="display:none">Zph豪仕閱讀網https://www.Haoz.net
這本書讓不愿意背負道德枷鎖的新一代資本家們如釋重負，如獲至寶，打心眼里感到舒坦，每個毛孔都如此地輕松愜意。馬爾薩斯人口論獲得了新一代權貴的大力支持和極力鼓吹，成為一代學術權威也就不足為奇了。
1805年，馬爾薩斯憑借人口論的巨大影響，成為英國第一位（或許是世界上第一位）經濟學教授，執教于東印度公司學院，更加助推了這一理論的廣泛傳播。
馬爾薩斯是第一位經濟學教授，也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真正鼻祖。馬爾薩斯把人類道德的溫情徹底踩碎，解除了人類心底潛藏的“貪婪”魔鬼的所有枷鎖，使其披著“自由”的外衣自由地肆虐。
被視為自由主義經濟學鼻祖的亞當·斯密，其實本業是一名倫理學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論》。《國富論》中也帶有許多通過道德來調節社會不公的觀點。
大衛·李嘉圖被視為接亞當·斯密衣缽者，但實際上李嘉圖是馬爾薩斯的好友，對后者的學說推崇備至：“關于馬爾薩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這里有機會表示贊揚，不勝欣幸。反對這部偉大著作的人的攻擊只能證明它的力量。我相信它應有的聲譽將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而傳播遐邇，因為它對于這門學科做了非常卓越的貢獻?！?span style="display:none">Zph豪仕閱讀網https://www.Haoz.net
李嘉圖的職業是一個股票經紀人，他的經濟學著作只不過是業余之作，而且大都是根據馬爾薩斯的觀點編纂而成。
李嘉圖的“級差地租”，是現代經濟學均衡理論的基石“收益遞減”的最初原型，而這一論斷的出處，來自馬爾薩斯為了論述生存資源不能適應人口增長而提出的“土地肥力遞減規律”：在一定范圍的土地上，由于土地生產潛力的影響，遞加投資不能相應增加農產品的產量，而是到一定限度之后收益遞減。
直到今天，馬爾薩斯的思想在盎格魯薩克遜系國家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比如英美以推行群體免疫為名，行隱形消滅過剩人口之實，表面上來自達爾文，實際來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思想。
盡管英國的工業化血腥暴力，白骨累累，道德上充滿不義，但是由于生產效率更高，因此對其他國家形成碾壓。以英國為核心的工業經濟旋渦影響越來越大，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面臨一個重大危機：要么在戰爭中取勝，由此進入戰爭勝利與工業化發展的正循環；要么在戰爭中敗北，由此進入戰爭失敗與殖民地危機的負循環。
二、馬克思的資本論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馬克思的故鄉德意志，從長期追求自由但又四分五裂的局面中驚醒過來，開始在外部壓力之下進行內部整合。德意志的發展路徑與英國存在顯著區別，又大同小異，容克地主不是被剝奪的對象，而成為推動工業化的主導者，但是對底層人民的壓迫是異曲同工，由此導致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赤貧化日益加劇。
饑餓驅使貧民到森林里撿拾枯枝、采摘野果，一些人破壞獵場和牧場。雖然有1826 年《普魯士刑法典》對擅自砍伐和盜竊樹木行為的嚴厲處罰，但上述事件仍有增無減。許多人這樣做，竟然是為了被送進拘留所領一份監獄口糧。1836年，在普魯士因此而受到刑事處罰的有15 萬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
面對相當嚴峻的社會形勢，普魯士統治者不是出臺措施緩和社會矛盾，而是效仿英國政府的榜樣，出臺更嚴厲的法案, 將人們在森林里撿拾枯枝、采摘野果和其他一些僅僅違反林木管理條例的行為，也升格為盜竊犯罪，給予刑事處罰。
1841年剛以哲學博士頭銜畢業的馬克思，當時擔任《萊茵報》主編，氣憤于當局的暴行，根據1841 年第六屆萊茵省議會會議記錄，于次年10 月寫下《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譴責立法機關偏袒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剝奪貧民撿拾枯枝等習慣權利，系統提出自己的森林立法觀。
對于《萊茵報》所發表的觀點，普魯士政府非常氣憤，他們立刻派人查封《萊茵報》，迫使它停止印刷。馬克思一氣之下，辭去報紙的主編職務，從此走上了同政府作堅決抗爭的道路。在抗爭中不斷深入思考，從現象挖掘背后的本質，最終被他找到了資本主義運行的基本規律，寫下了名著《資本論》。
資本論揭示了資本運行的基本規律，指出工人階級之所以處境悲慘，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成果被資本家通過資本障眼法剝奪了。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打碎資本套在人頭上的枷鎖，實現人的真正自由。
馬克思資本論，一方面是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其思想也是對人口論的繼承和發展。
后一句話絕大部分人都不理解，但卻是問題的關鍵，因此有必要詳細闡述。
人口論揭示的基本規律，其實是系統運行的基本規律——邏輯斯蒂曲線。
邏輯斯蒂曲線用在商業上就是大名鼎鼎的S曲線，在產業上就是產業生命周期曲線。種群規模對應同類產品的數量，生存資料對應該產品的消費者規模。產業價值鏈上的上下游公司，也就對應食物鏈上的不同物種。
生物個體生長，種群增長，技術、產品、業務、公司乃至經濟系統的發展歷程，都會呈現出S型的發展軌跡，這是系統發展的普遍規律。
這種規律其實早就被人們觀察到，佛教中說萬事萬物都會經歷“成住壞空”四劫，對應S曲線的四個發展階段：初創期、發展期、成熟期、衰退期。
馬爾薩斯人口論告訴我們，人口增長和生存資料的有限性這一對沖突，必然導致嚴峻的種內競爭。達爾文正是受此啟發，將人口論應用于生物界，提出進化論的核心觀點：
無時不刻不在進行的生存競爭，成為推動生物進化的動力。
在自然生態系統中，幾乎每一個物種都會面臨生存資料極為有限的情況，同一物種的不同個體為了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料，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種內競爭”。這種競爭壓力使得物種內不同個體的差異性放大，其中有利于生存繁衍的特征在競爭中得到強化，進而誕生新的物種，打破原有的均衡。
進化的結果，就是跨越S曲線，重啟增長。
達爾文關于生物進化的洞見如果再搬回人類社會，正好可以用來打破馬爾薩斯人口論關鍵性的第二條假設：生存資料線性增長。
生物進化平移到人類世界，對應物是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
供需趨于均衡的情況下利潤空間極小，供給方面臨的情形，相當于生物物種在生存資料受限情況下面臨的生存壓力。于是就會出現部分個體推出創新性產品，通過持續受到市場正反饋而增長，從而打破原先供給方之間的均衡。
創新的目的，也是跨越S曲線，重啟增長。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技術水平突破了原先的瓶頸，大體呈現指數增長的規律，極大提升了全球人口天花板，于是地球的人口走出了指數增長的曲線。但是在一定的技術水平之下，生存資料的出產終有極限，并不是馬爾薩斯陷阱不復存在，而是天花板被極大提升。正如生物進化，技術進化也會形成進化樹的結構。
用經濟學觀點看，所謂馬爾薩斯陷阱，其實是需求過剩而供給不足，兩者之間巨大落差導致了一場經濟危機。農業時代的治亂循環，就是經濟危機導致的社會崩盤與重建。
我們所熟知的經濟危機，是1929年那種大蕭條，是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供給極大過剩，與馬爾薩斯陷阱代表的供給不足導致需求得不到滿足正好相反。
兩者表現雖然極為不同，但是底層規律是一致的。供給和需求兩者之間具有對易性（commutability），也就是需求和供給如果對換位置，并不會使得規律失效。
市場經濟環境下，需求和供給之間相互激發，相互對應，需求需要對應的供給，供給也需要對應的需求，沒有需求的供給是毫無意義的。
馬克思正是將馬爾薩斯人口論進行了供需對易，發現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普遍規律。馬克思雖然沒有人口學專著，但是政治經濟的一切現象都是關于人的現象，關于人口的描述有機融入《資本論》、《剩余價值學說史》中。
馬克思認為，馬爾薩斯談論的抽象人口規律只存在于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世界，現實社會根本不存在這種抽象的規律。只有工人人口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人口規律。
馬克思逝世時，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發表講話說，達爾文發現了自然界的變化發展規律，馬克思則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其中隱含著一個類比：馬克思就是人類社會的達爾文，達爾文進化論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科學條件或基礎，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催生了馬克思主義。
很多人認為恩格斯的話只是一種類比。如果抽離表象，深入研究達爾文進化論和馬克思資本論的實質，就會發現兩者具有高度的相關性，簡直就是互為孿生。
進化論本質上就是以生物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進化現象就是生物應對生存壓力（經濟壓力）所產生的技術創新，進化推動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不斷打破又重建。
資本論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進化過程，競爭是推動進化的核心要素（“一切的歷史都是斗爭的歷史”），競爭推動技術創新（即生產力進步）的產生，技術創新推動生產關系的改變（即重建新的生態平衡）。
人口論看到了人口增長會受到資源約束這一客觀規律，但是解決方式是消極地讓人口適應資源約束，這個理論有效地解釋了農業時代經濟停滯情況下，治亂循環的底層規律。
進化論和資本論都把創新（進化）提到了核心地位，通過創新（進化）來解除資源約束，打開系統更大的發展空間，更能夠解釋現實、指導工業革命之后的實踐。
但是，這兩個理論都有一定的瑕疵，很難讓后人應用于經濟建設。比如說，達爾文描述的是生物進化，讓人很難遷移到人類社會；達爾文描述的進化是被動篩選，但試錯式創新只是人類創新實踐的一環（典型例子：愛迪生實驗幾千種燈絲材料）。馬克思把競爭描述為較為狹隘的階級斗爭，但是階級斗爭只是所有競爭種類中的一種，讓后人容易誤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就是一種社會斗爭理論，偏離了其經濟理論的本色。
僅僅將馬克思理解為偉大的革命導師，是對馬克思的最大誤解。
想要徹底埋葬資本主義，不是簡單地將其砸碎，而是要創造出一種更加高效的經濟系統取而代之。馬克思并沒有完成其為偉大理想，僅僅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在繼續撰寫資本論后續篇章的過程中溘然長逝。
在馬克思這位偉大的思想家永遠停止思想的1883年，另兩個偉大思想家像是“接力跑”般地誕生了，一位是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另一位是約瑟夫·熊彼特（1883—1950）。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身后未盡的問題，繼續尋找答案。
凱恩斯是典型的治標不治本的西醫療法，但是見效快，對于危機迫在眉睫的資本主義社會無異于救命稻草。在大蕭條之后，凱恩斯的理論掀起了“凱恩斯革命”，為其續命幾十年。
熊彼特的以創新為中心的經濟發展理論，是固本培元之策，尋求經濟發展的根本解決方案，實質上成為如今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
有人認為中國學習熊彼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實際上熊彼特才是馬克思之后繼承馬克思經濟學衣缽的人。熊彼特生前最后一本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就是向馬克思的致敬之作。熊彼特認為，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先知和預言家，他預言了資本主義必將毀滅，社會主義必將到來。
熊彼特認為，馬克思雖然預言了結果，但是說錯了實現路徑。資本主義自身孕育的“創造性破壞”力量，隨著一次次破壞將變得越來越強，最終將毀滅資本主義自身，社會主義將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中誕生。
熊彼特
深受熊彼特影響的管理學大師德魯克，一生的唯一使命是探索人類社會的未來。他從來沒有把視野局限于商業和企業管理的狹窄范圍，而是整個人類社會，而且從一開始就是從歷史、宗教、哲學、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角度進行大時空尺度思考，如何在連續均衡與非連續變革之間找到平衡。
但德魯克的政治立場與熊彼特不同，他更偏向保守自由主義，希望在資本主義框架之內找到通向未來之路，而不是像熊彼特那樣認為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德魯克一生著作等身，但是他的管理理念并沒有被廣大企業所采用，而是將其作為一尊神像高高掛起。
時至今日，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的競爭，就是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競爭的基本盤，而經濟競爭又是中美博弈的核心。而這也是馬克思和馬爾薩斯思想斗爭的延續，是社會主義路線與資本主義路線百年較量在新時代的表現。
三、令人不解的“創新者窘境”
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價值觀和生產方式，必然會導致其陷入自我毀滅的境地。但是他的著作過于艱深晦澀，一般人很難讀懂。而且他所生活的時代仍然是工業化大生產蓬勃發展的時代，只能預測大概方向，無法精確描述資本主義到底是如何毀滅的。
哈佛商學院教授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所撰寫的《創新者的窘境》，生動地說明資本主義是如何把自己玩死的。
克里斯坦森
這本書解答了長期以來困擾商業界的一個重大問題：
為什么管理良好、一直努力做到最好的企業，反而會遭遇失??？
長期以來給我們的印象是，企業經營的秘訣就是做大規模，占領市場，建立護城河，形成壟斷地位。但是在信息革命之后，“創新者的窘境”的現象開始紛紛涌現。
個人電腦所需的主要技術并不是IBM或蘋果的原創，而是由施樂公司首先研發出來；顛覆膠片行業的數碼照相技術，是由膠片行業的領袖柯達公司研發出來；智能手機的主要技術，早在iphone出現若干年前，就被諾基亞公司研發出來了。然而，這些當年不可一世的行業巨頭，并沒有繼續用新技術引領時代，反而被弱小的競爭對手用新技術打得丟盔棄甲。
如果僅是個案，我們可以將其歸結為決策層的失誤或愚蠢。但是這種狀況一再出現，肯定不能如此簡單地下結論，而必然是有某種深層次的規律在起作用。
“創新者窘境”甚至不是在商業中特有的現象，在生物界也同樣存在。
生物生存的基礎是能量供應（對于動物來說，主要來自于食物），但是捕食總是需要消耗能量。于是，在生存資源豐富、自身也比較強勢時，為了最大限度地節約能量消耗，生物會優先以最容易獲取、營養最豐富、口感最好的食物為食，也就是俗稱的“挑食”。并且自身也會越來越向適應該食物的方向發展。久而久之，其食譜就會越來越窄，術語叫做“生態位寬度收縮”。
越是穩拿，因為地位強勢，越是挑食；越是屌絲，糊口尚且不易，哪有挑食的資本，于是胃口越雜。貓科動物中，越是大型的如獅虎，其食譜范圍越小，越是小型如山貓猞猁，食譜越雜，就是這個原理。
生物進化史上，無數曾經無比輝煌的強大生物就是這么滅亡的。生活在第四紀冰川時期劍齒虎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從捕食所需的能量消耗的角度衡量，草食動物中，移動速度最慢、體重最大的厚皮獸（象類），顯然是性價比最高的獵物——只要 捕食者能夠成功殺死它。于是劍齒虎進化出巨大的上犬齒、強壯有力的前肢、能夠張開到90度角的巨口。只要一對獠牙嵌入獵物的厚皮，造成可怕的傷口，就會使其失血而死。相應地，劍齒虎的奔跑能力、咬合能力都偏弱，對于體型更小、奔跑速度快的羚羊、斑馬等獵物無能為力。
劍齒虎基于草食動物的分布，形成了優先捕捉最優質頭部獵物的習性，獲得了最高的捕食效率，并且也越來越向適應這種捕食方式的方向發展，進一步提升了效率。然而，當氣候發生變化時，大型象類如猛犸象因為食物缺乏大量死亡，劍齒虎也就迎來了它的末日。
對應于企業，客戶就是最重要的生存資源，客戶種類的分布決定了企業的生存資源，也就是它的“生態位寬度”。
對于絕大多數企業，特別是對于上市企業來說，利潤率是最核心的指標，市值、高管薪酬、投資者對其的青睞，一切的一切都圍繞于此。
市場上領先的強勢企業正如劍齒虎，具有了優先選擇頭部用戶的特權，而市場上的客戶資源也是遵循冪律分布，因此它一定是拼命追隨并滿足頭部用戶的需求，于是它可以用20%的資源消耗，獲得80%的利潤，從而盡可能地提高利潤率。
如果要進一步爭取頭部之外的長尾用戶，那就意味著投入更多的資源，賺取更少的利潤——也就意味著利潤率的下降。
因此，企業核心用戶的偏好定義了企業的行為和發展方向，追求利益最大化則規定了企業最應采取的動作，正如厚皮獸的特質以及最優獲能效率，決定了劍齒虎的進化路徑一樣。
克里斯坦森說：真正決定企業未來發展方向的是市場價值網，而非管理者。管理者只是扮演了一個象征性的角色而已。
企業向核心用戶聚焦，也就意味著企業自我限定了邊界。邊界之內是高價值區，邊界之外是形同放棄的“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市場。然而，破壞性的力量就蘊藏在雞肋之中。
表面上，“創新者的窘境”面對的是技術創新方面的問題，但實際上問題并不是出在技術本身，而是利益分配上。
用戶的冪律分布規律，決定了優勢企業為了提高利潤率，向頭部客戶聚焦，放棄了大量的長尾用戶，同時給后來者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間。
破壞性技術在短期內不符合頭部用戶的需求，也就意味著開發這些產品，就會在一段時期內，對主流產品的銷售產生負面影響。換句話說，會使得企業短期內的利潤率下降，因此優勢企業不可能對其大舉投資。
特別是原有主流業務模式早已成熟，又占有優勢，相當于躺著掙錢；探索新業務需要資源投入，結果未知，還會損害主流業務的盈利。
優勢企業的組織架構，人員配比、利益流向，都是與主流產品相適應，并對其產生了巨大的依賴性。企業從上到下所有的績效評價，都與利潤率掛鉤。就如同劍齒虎與猛犸象共存亡一樣，這種被稱作“價值網依賴”的強力依賴，會使得優勢企業絕難主動進行變革，將重點轉移到“破壞性創新”，雖然它代表了未來。
俗話說：“擋人錢財，如殺人父母”。進行破壞性創新，相當于“自損財路”，誰會愿意干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就算CEO高瞻遠矚，看到了戰略未來，但是企業的董事會、高管、中層以及員工從各自的短期利益出發，都會想盡各種辦法施以阻撓，令變革泡湯或流于形式。
四、用毛澤東思想跨越“創新者的窘境”！
創新者窘境這個難題雖然困難，但并不是無解的?？彀堰@本書研究爛了的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對此頗有心得。他的對策是：
1、“愚公移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將企業的目標從短期的利潤率上移開，樹立長期的增長目標。
貝索斯在創辦亞馬遜之前，是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按照貝索斯的理解，一味追求利潤率，就是萬惡的根源，是企業把自己最終作死的源頭。貝索斯認為，競爭對手對利潤率的熱愛是亞馬遜的機會。因為對手會受制于此，和這些公司競爭“如同用熱刀切黃油”。
跨越“創新者窘境”的根本障礙，是短期的利潤率下降，正如物理上脫離勢阱需要先做功一樣，這是需要付出代價的痛苦過程。
貝索斯讓公司上下以及投資人相信，亞馬遜擁有長期的美好未來，短期的零利潤甚至負利潤不成問題。于是我們看到亞馬遜連續二十年幾乎不盈利，把實際利潤全部用于投資，實現公司規模迅速增長。
為了能夠始終追求長期目標，亞馬遜強調永遠保持創業狀態，“stay day1”，其實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意思。
追求利潤的極致，就是脫實向虛，轉向金融——沒有比什么業務比金融業務來錢更快，更方便。但是一旦食髓知味，其他更辛苦的業務就提不起興趣去了。伊斯蘭教的創立者默罕默德曾經表達過類似的看法：“如果可以通過金融賺錢，那么誰還從事艱苦的貿易呢？”于是伊斯蘭教法嚴厲限制放貸收息。這也是為什么明明是金融家出身，貝索斯卻一直對于金融業務的開展極為克制，雖然國外的金融圈隔三差五就會出現“亞馬遜銀行”的傳言。
這就相當于中國不斷地制定“五年計劃”，確立長期目標，將收益不斷地用于投資未來。嚴厲打擊過度的金融投機活動，嚴防經濟脫實向虛。
經常有人批評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投資上，因此是不可持續的。但實際上，任何一個經濟體，只有不斷地投資才會迎來增長，美國當年也經歷了高投資高增長的時代。只有盲目投資，無收益的投資才是有害的。而且收益也得分現金收益、長期效率收益等不同情況。亞馬遜投巨資建設物流體系，表面上看沒有現金收益，但是長期來看提升了整體運營效率，中國進行各種基礎設施建設也是一樣的道理。
2、“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以客戶為中心，放棄為了利潤率聚焦頭部優質用戶的想法，盡可能地覆蓋更多的用戶。
亞馬遜的最大特點是，在沒有競爭對手緊逼的情況下主動降價，這違反了通常理解的商業邏輯。
但是從“創新者窘境”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降價可以盡可能地覆蓋長尾用戶，就可以消除競爭對手的生存空間，不給競爭對手留任何機會，任何死角。
亞馬遜的套路是把可能的道路都占住，讓別人無路可走。或者也可以說，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把朋友弄得多多的，敵人弄得少少的，把戰線劃在敵人腳下。
如果國民黨把基層組織擴展到廣大農村，甚至建立在井岡山區，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也就失去了土壤，沒有任何用武之地了。但這就意味著國民黨要為人民服務，走群眾路線——那么它也就變成了共產黨。
中國的產品過剩，造成利潤率下降，不斷有人建議壓縮產能，削減產量，提升利潤率。但是換個角度想想，世界上除了發達國家，還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幾十億人口，他們也需要各種工業品，為什么不能將這些產品賣到這些國家？這些國家基礎設施落后，就幫他們修，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就業，才有足夠的消費力。這就是中國的“一帶一路”。
3、“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民主集中制”
——一方面充分傾聽一線聲音，另一方面實行高度集權的治理體系，從頂層推動創新。
當今的政治世界，以美式民主為風尚，但是在競爭更加激烈、迭代速度更快的商業領域，沒有一家大企業會實行美式民主制度（金融行業除外），基本都是中央集權。喬布斯被評論為獨斷專橫，貝索斯就更是如此。
貝索斯特別善于聽取員工的意見，特別是一線員工的建議，但是重大決策都是自己來做，只要認定是正確的，就會堅決推行。
貝索斯聚焦的長期目標是如此的反常規，反共識，幾乎每次都會遭到高管的集體反對，但是每次都是貝索斯單槍匹馬，一意孤行地推動重大決議。
其中最典型的是亞馬遜的Prime會員制度，最初因為擔心會導致企業虧損而被集體反對，甚至提議的員工被高管下令降職。但正是因為貝索斯的“獨裁，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才得以實行，事后被證明是導致亞馬遜的C端客戶高速增長的妙筆。
美式民主制度聽起來很美好，但大部分人是目光短淺，人云亦云，盲目且容易被誤導，甚至是被操縱，而不是出自所謂的“自由意志”。這種情況下，多數人的觀點未必是正確的。實行這一制度的國家，民眾只關心自己的短期利益，一切從短期利益出發，至于國家的長期利益則無人關心。從操縱者的角度，民眾按照各種標簽劃分，相互爭斗，正好便于操縱。
典型的例子是法國。其實法國民眾已經意識到，福利過多是導致法國競爭力下降，國力長期衰落的罪魁禍首。但是總統馬克龍出臺削減福利的法案，立即引發規模盛大的游行，最后不了了之。
雖然心里知道要削減福利，但是實際操作時只能削減其他任何人的福利，而不能削減我的福利——由于大家都這么想，于是這件事就徹底無解。
說來似乎挺奇怪，一再克服“創新者窘境”的貝索斯，聽起來像是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企業經營。至于國內與貝索斯作風近似的企業家，如小米的雷軍，阿里的馬云、美團的王興，更是動不動引用毛澤東語錄。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早年就是學毛標兵，公司文件經常以毛澤東語錄作為標題。
青年任正非
五、毛澤東思想的威力從何而來？
毛澤東思想誕生于中國史上最為內憂外患的時代，將一個被邊緣化的弱小政黨轉變成挽救中華民族命運的引領者，將一只毫不起眼的農民武裝改造成最富戰斗力的軍隊，將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改造成煥發巨大生機的大國強國。
毛澤東思想有如此大的威力，讓既無資源又無能力，既沒有博士又無海歸的中共成為史上最強創業天團，一定是洞悉了世界底層的運行規律，既能夠指引中國人民的武裝斗爭走向成功，也能指導成功的商業實踐。
無論是政治組織還是商業組織，首先要解決的是力量源泉的問題。
資本主義認為，力量的源泉在于“資本”，人處于從屬地位?；谶@樣的認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依靠美金外援，德式裝備，只能獲得一個虛幻的表象，內里還是以裙帶關系、黑社會義氣為紐帶的山頭林立封建團伙，他們追求的只是蠅營狗茍，自身利益最大化。
早年的中共也脫離群眾，實際是城市小知識分子的政黨，還要依托國民黨的力量鬧革命。甚至毛澤東自述自己早年也帶有學生知識分子的清高，不愿意與農民打交道。在血的教訓面前，在對中國社會進行充分調查研究之后，毛澤東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力量于”人”，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發動群眾的力量，才煥發出巨大的生機。
在商業實踐中，企業的力量源頭也有兩種認知。
一種認為企業力量來自于為資本服務，始終追求利潤最大化，基于這樣的認知就帶來聯想模式，追求已被驗證的市場規模擴張，通過精細化管理實現成本降低。
另一種認為企業的力量，來自于為人民服務，為解決“人”的痛點和需求而不斷創新，基于這樣的認知就帶來華為模式，以“客戶為中心，以奮斗者為本”，通過不斷創新來賺取價值回報，再滾動投入下一輪技術研發，并且始終關注邊緣客戶的疾苦。
其次要解決的是組織持續生存的問題。
一個組織，要如何才能持續保持活力和生機？資本主義認為，組織的生存來自于資源的占有，因此就要盡可能地將資源據為己有。國民黨的做法就是占據長三角中國最富庶的地方，壟斷最重要的財源關稅，對外爭取各種援助。
毛澤東思想則認為，組織保持活力，關鍵是組織的機制和組成組織的每一個人保持活力，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去，外在的資源都是靠不住的。因此要始終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作風，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戒驕戒躁，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與各種丑惡現象作斗爭，即使是資源再豐富，也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在商業領域，前者傾向于獲得市場壟斷地位，構筑護城河，構筑專利壁壘，保守技術秘密，依靠以往形成的優勢躺著掙錢。后者則認為，企業要始終保持解決問題的能力，無論每個級別的員工都要持續學習，不能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不能追求安逸享樂，保持商業洞察的敏銳嗅覺和技術研發的效率，企業賺取的利潤不要過多留在手里，要再投資于未來。企業文化要永遠保持在創業狀態。
組織還要處理好內外部各種關系。
資本主義的基本價值觀是對有限資源進行爭奪，汰弱留強，勝者為王。蔣介石的基本治軍邏輯是將軍隊分為嫡系和非嫡系，嫡系給最好的供養，非嫡系當成炮灰。毛澤東思想則把全局看成一個系統，每一支力量都具有其應有的地位，為整體目標服務。為了共同的目標建立統一戰線，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于是國民黨軍隊越打越少，最后轉進臺灣；共產黨軍隊越打越多，解放全中國。
商業領域，前者傾向于利用產業鏈和市場優勢地位取得支配權，把臟活累活甩給別人，自己享有最豐厚的部分。商業做得越成功，也越容易樹敵，最后成為眾矢之的。后者則傾向于構造繁榮的商業系統，讓自身與合作伙伴都能從系統整體繁榮中獲益，越發展伙伴越多，力量也越強大。
無論政治、經濟、商業，背后的基本規律都是復雜系統的基本運行規律，解決的主要問題都是價值的創造與利益的分配。
因此，“創新者窘境”與美國及發達世界面臨的問題是類似的，“破壞性技術”與“農村包圍城市”的道理是相通的，“爭取長尾用戶”與“走群眾路線”是一致的，亞馬遜的顛覆之道與中國的“一帶一路”一脈相承。
貧富差距來自于社會網絡導致的冪律分布，資本主義只會使得這一分布越來越極端，最終從兩個方面扼殺自身：差距過大導致普遍不滿，底層造反；差距過大導致底層購買力不足，經濟循環停滯，效率下降，從而被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所取代。
創新者窘境，本質上是價值網束縛，更深層的本質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外在表現。因此，破解“創新者窘境”的不二法門就是毛澤東思想，或者更具有普遍意義地說，是社會主義原理與商業實踐充分結合的結晶。
當今世界遭遇的總危機，既是人類日益增長的需求與有限的資源之間的矛盾（馬爾薩斯論述的人口問題），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價值觀遭遇的系統性危機（馬克思論述的資本問題），更是科技生產力提升的階段性瓶頸（熊彼特論述的創新問題）。
上述三大問題映射到商業領域，我將其概括為如下這個問題：如何從以“物”為核心，以提升供給效率為主要手段的生產力革命時代，過渡到以“人”為核心，以滿足人復雜多樣化需求為主要手段的服務力革命時代？我所提出的“進化戰略”，則是解決這一問題具體落地的手段。
這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在毛澤東思想中找到答案。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偉大實踐的產物，也是指引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走向未來的一把鑰匙！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9周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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