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會是中美合作的優先領域嗎？
來源公眾號：玉淵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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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霧谷地區C街2201號，杜魯門大樓，美國國務院所在地。
在拜登正式就職7天之后，美國第71任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來到這里，舉行了他就任之后的首場新聞發布會。
國務卿相當于美國外交部長，在聯邦政府地位僅次于美國副總統。
問及中國，布林肯說，中美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間，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問題上。
同一天，離C街幾個街區之外的白宮，也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出席記者會的有一個特別的官員，約翰·克里。
他曾是美國第68任國務卿，主導過氣候談判過程并促成了美國簽訂《巴黎協定》。
克里現在的職務，很特殊，叫氣候問題特別總統特使。
談到中國，克里說了同樣一個詞，氣候變化——美國將在氣候問題上與中國合作。
當天在白宮，拜登也簽訂了一份行政令，標題就是應對國內外氣候變化危機。
▲關于應對國內外氣候危機的行政命令
在隨后發表的講話里，拜登呼應了自己的手下克里，稱美國必須領導國際社會一起應對氣候變化危機，這件事“單靠美國是不行的”。
同一天，三位美國政要，都提到了同一個問題，氣候變化。也都提出了解決辦法，合作。
呼喚合作的背面，是分歧。
在氣候這個問題上，從1992年，世界上第一個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國際公約通過，全球各國已經前前后后談判了30年。
5年之前，大家好不容易談成了第一份要求所有國家共同努力減排溫室氣體的《巴黎協定》。結果談成一年后，美國就宣布退出。
氣候談判，為什么這么難？
這么難的問題，為什么又成了中美合作的優先領域？
理解這個“難”，我先聯系到了一個人，經常作為顧問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的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張海濱。
從九十年代起，張海濱就開始研究氣候問題。他的一句話，點出了“難”的關鍵。
“應對氣候變化需要能源革命，而能源，是保證社會正常運行的血液。”
解決氣候問題，需要一場革命。
這也正是一任任美國政府在氣候問題上猶疑、徘徊、反復的矛盾所在。
23年前在日本京都，全世界第一個以法規形式限制溫室氣體的《京都議定書》通過。
當時的全球頭號能源消費大國——美國，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消費著全球34%的能源，帶頭簽了字。
美國承諾：到2012年，相比1990年，減排7%。
但是，在太平洋另一頭，這個協定動了美國能源利益集團的“蛋糕”，所以美國國會以95反對、0贊成的絕對優勢，否決履行《京都議定書》。
三年后，總統小布什上臺，美國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幾乎成為一堆廢紙。
20年過去了，2017年6月，特朗普政府故伎重演，這一次，退出的是《巴黎協定》。
同一天，加州山火正在燃燒，美國退出的理由很直白：減排會動了化石能源產業的利益，會加劇美國失業，限制美國經濟。
那個不愿被“革命”的美國傳統化石能源利益集團依然堅若磐石。
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給了化石能源企業大量的減稅優惠。
僅2018年，石油巨頭雪佛龍石油公司和全球最大的油田服務供應商哈里伯頓公司所獲稅收減免分別高達2.9億美元和3.2億美元。
2020年，在聯邦政府各個部門普遍削減預算的情況下，化石能源研究辦公室預算增幅仍然達到12%。
直接給錢還不夠，特朗普和彭斯還安插了一批化石能源行業的“盟友”，擔任美國環保局、能源部、內政部最高職務。
以曾在特朗普政府團隊任職的麥倫·伊波爾為例，此人曾在一家化石燃料公司資助的研究所，指導能源和環境項目。
“他呼吁削減環保局一半的預算和三分之二的員工，以限制‘監管過度’......伊波爾身邊擔任能源轉型部負責人的是托馬斯·派爾，前科赫工業集團說客。”
“讓狐貍照看雞舍。”
《推特治國》一書的作者，美國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在跟我披露了這些“盟友”的真實面目后，不無諷刺地評價道。
化石能源集團的影響是滲透性的，甭管全球是否變暖，北極的冰川是否融化，他們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
從這個角度來看，拜登在氣候問題上的行動意味深長。
1月27日，繼簽署了重返《巴黎協定》的行政令后，拜登又簽署了一個關于氣候變化具體的行政令。
行政令第一部分的標題非常顯眼：要把應對氣候危機置于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的中心位置。
▲將氣候危機問題放在美國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的中心位置
拜登希望說服全世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但對美國來說，說服自己可能更困難。
代表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西方能源聯盟主席斯卡瑪早早就發出過警報，稱拜登的計劃“不切實際”。
因為轉變化石能源依賴，會讓美國丟掉作為世界主要石油天然氣生產國的角色，最終再次依賴能源進口，無法確保能源獨立。
如果順著這樣的思路，繼續推演，氣候問題終歸不會變成中心議題，依然是一國利益集團博弈的附屬品。
美國，已經在這樣的邏輯里纏繞了30年。
而這種只考慮狹隘利益的思路，延伸一下，就是掣肘氣候談判的第二個難題。
在一國之內，某些利益集團的偏執讓減排遲遲難以推進，而把視線拉到世界，棘手的，同樣也是利益分配的問題。
早在30多年前，世界各國就坐到了聯合國談判桌前，希望商量出一個應對氣候變化解決方案。
要減排，都同意。但減多少？誰來減？爭執不下。
發達國家的想法很簡單，不愿意多承擔。但實際上，發達國家已經比發展中國家多排放了很多年的溫室氣體。平均承擔，顯然不公平。
這就好比，發達國家聚餐吃飽了，然后把發展中國家拉到桌子上，最后算賬，大家AA。
為了平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1992年，世界各國曾經達成一條“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
“共同”是說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共同的責任，“區別”是說各國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具體擔負的責任有所區別。
雖然這個原則已經確立下，但暗流依然在涌動。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又拿出了一個打著“公平”旗號的減排方案，這個方案只給發達國家設定了減排絕對量，而發展中國家可以自己提減排目標，沒有強制約束。
聽起來很公平對不對？
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丁仲禮院士計算出了不一樣的結果，也發現了發達國家的小心思：
這個方案給全球設定了總量，全世界還有8000億噸二氧化碳可以排，如果減掉發達國家已經拿走的排放量，再按照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一下，發達國家未來的人均排放量是發展中國家的2.3倍。
更過分的是，在這份歐美發達國家執筆的方案里，他們還有一項特權：可以根據發展中國家減排“實際表現”，決定是否提供資金援助。
這幾乎是在發展中國家心理底線上試探。
當時的美國氣候變化特使還理直氣壯地火上澆油：“歷史上我們向大氣中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但我不認為我們有罪，或者我們應該作出賠償。”
這樣的不公平待遇，高翔有切身體會。
高翔是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的研究員，長期參加聯合國氣候談判，他向我描述了談判場上博弈的感受：
“確實我們在談判中有時候覺得特別不公平，欺負老實人。所以我們在談判中，一直是為整個發展中國家說話。”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不歡而散，但臟水卻潑到了中國身上。外媒大肆報道稱，是中國不同意、態度強硬，才造成了協議無法達成。
▲2009年外媒報道：中國如何在哥本哈根阻礙世界？
這樣沒有任何助益的扯皮、甩鍋、潑臟水一年一年地持續了下去。
其實，類似這樣的言而無信、反反復復、推翻重來，在氣候談判場上已經不算什么新聞了。
比如各國簽署的第一個以法規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簽訂后被推翻。
再到大家都熟知的《巴黎協定》，簽訂后歷經波折。
或許正因如此，即使拜登宣布重返《巴黎協定》，拉鋸的種子也已經埋下，這個棘手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真的能解決嗎？
拉扯了30多年的全球氣候問題到底應該怎么辦？
全球不少國家都把合作的目光望向了中國。高翔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在高翔負責的透明度議題里，他和一位美國的代表，被其它國家選為協調員，因為他們一個能代表發展中國家，一個能代表發達國家，這么協調出的文案，能被大多數國家接受。
實際上，其他國家關于氣候的分歧很喜歡找中國調和，這在最近幾年特別常見。而氣候議題，也成為全球大國在與中國對話時基本都會提及的合作領域。
我之前梳理過習近平主席2020年在多邊外交場合的14次講話，一共提了“綠色”17次，“氣候”12次。
這背后，是中國對“發展”一詞的新認識。
在減排和發展之間有沒有平衡點？中國給出了一個不一樣的答案。
從去年年底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以來，習近平主席一共在7個重大場合提到了中國的綠色發展目標：
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
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到203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
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
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國代表團成員滕飛告訴我，中國承諾的這些目標都超乎了很多國家的想象。
單位GDP的碳排放，中國原先承諾下降的比例是60-65%，中國主動提升到65%以上。非化石能源比重原先承諾的是20%，中國主動拉高5個百分點。
至于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在過去，只有已經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敢直接這樣承諾，而正處于工業化階段的中國不但承諾了，甚至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只到一些發達國家的一半。
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發達國家是40-60年，中國承諾只用30年。
敢于用遠少于發達國家的時間做到綠色轉身，源自于中國早早做出的行動。
現在，新能源汽車產量和消費全球第一、可再生資源投資全球第一、光伏發電機技術全球第一的國家，都是中國。
綠色轉身的成績，更源自于中國早已轉變的理念。
今年年初，《求是》雜志在開年第一期全文刊發了習近平主席4年前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一場演講，名字是《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篇演講，專門提及了氣候這個焦點議題。
其中一些話，早早預見了氣候談判的挑戰，也提出了解決的方案：
面對生態環境挑戰，人類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沒有哪個國家能獨善其身。
我們應該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尋求永續發展之路。
如果只從能源集團的角度考慮，排放權就是利益權。
如果只從一些國家的角度考慮，排放權就是發展權。
現在，中國給出的答案是，要從人類整體的利益考慮，減排并不意味著不發展，綠色本身就是發展。
中國的這句經驗來自于實踐。
過去五年，是中國迄今為止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發展最好的五年，也是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5年。盡管2020年受疫情影響，中國仍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正增長的國家。
這也就有了去年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碳達峰和碳中和第一次成為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被提出。
高難度的目標定下，又如何實現？
清華大學副校長何建坤提到了一個中國創造性的舉措：
“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們每個省市都要制定碳達峰的行動方案，現在各個省市和各個部門也都在研究和制定這樣一個戰略。”
比如，東部沿海地區有充足的科技和經濟條件，有一批省市將率先在“十四五”期間實現碳達峰。
而西南地區一些省份雖然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但是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非常豐富，也有可能較早實現碳達峰。
中國地域廣大，每個地方發展不平衡，資源稟賦不一樣，產業結構也有很大區別，要減排的目的是一致的，但速度上有先后，路徑上也會有差別。
這種差別化、包容式的綠色發展路徑，不止適用于中國，對世界也一樣有啟示。
或許這也正是美國多位政要頻繁提及要與中國在氣候問題上開展合作的原因所在。
對美國的合作意愿，外交部日前也給出了回應：
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關系著人類前途和未來，任何一國都無法獨自解決，必須開展全球行動、全球應對、全球合作。中美在氣候變化領域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兩國曾為應對氣候變化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為推動《巴黎協定》達成、簽署和生效發揮了積極建設性作用。中方愿同美方及國際社會一道，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氣候變化這個難題，像是給人類的一場考驗。這場考驗，已經快到了臨界值。
不久前，世界氣象組織發布了《2020年全球氣候狀況》臨時報告。報告給出警告，2020年將成為有記錄以來最暖的三個年份之一。
冷暖自知，每個人都有切身體會。
當我們放下對私利的偏執，可能會看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我們生活在這里，我們還要在這里繼續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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