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年,中國必將在復雜中繼續前行!
作者 :正文注明 2021-02-14 06:48:22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作者: 明叔
來源公眾號:明叔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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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庚子年,還是辛丑年,這都不過是一種中國的傳統紀年方式。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年份,可以讓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躺贏”,也沒有任何一個年份,會讓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必輸”。輸贏之間,關鍵在于“人事”,所謂事在人為、天助自助者也。
新的一年,中國國內改革攻堅任務艱巨,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云譎波詭。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既面臨著很多的挑戰,也面臨著很多的機遇。
當前,從大勢看,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仍處在一個欣欣向榮的局面,整個國民仍處在一種奮發有為的狀態中。國際形勢雖然充滿著挑戰,但相對來說,在各種不確定因素中,中國是最確定的那個因素。
如果說真的有“國運”一說,庚子年發生的一切,似乎都在說明,中國正處在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運”上升期。
震動整個世界的新冠疫情,一度給中國帶來巨大挑戰,但最終卻反而確認了中國制度和文化的優越性。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全面打壓,反而成為中國內部上下齊心、攻堅克難的最大動力,中國的改革開放迎來了更開闊、更宏大的局面。
但是,我們也非常清楚,這一切,并非從天下掉下來的,而是14億中國人戮力同心的結果。
我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如今在業余時間寫作,每天都在關注國內外各種輿情,我有一個深刻的感受,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國家,只要我們內部政通人和、上下同欲,無論面臨什么樣的內外部挑戰,我們都能爬坡過坎、更上一層樓。
尤其是在國內,我們需要對中國的制度、模式、道路和文化充滿堅定的自信,不要跌入西方的“話語陷阱”,不管有多少雜音,我們都要始終保持定力,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事情,讓中國的未來一點點變得更好。
當下,在國際輿論和國內思潮中,有關中國制度和模式這一根本性問題的“爭論”仍不絕于耳,以下是我自己的一點思考,融合了我的一些個人經歷,我分享出來,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理解一個“復雜的中國”,并在認同的基礎上,為這個國家的未來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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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于我而言,是一種保持思考的方式,更是一種我與這個世界對話的方式。今天,很多自媒體流行挑動情緒、兜售觀點,用各種手段割韭菜、收智商稅、收愛國稅,并把這做成了一種商業模式。我在國社工作了12年,我所受的職業訓練和從小到大接受的價值觀熏陶,讓我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操作。我會繼續老老實實寫作,在情緒和觀點過剩的時代,給大家提供更多的事實,更多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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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不同人群之間的立場和觀點割裂得特別嚴重。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截然不同的解讀。觀點的割裂,甚至有時候已經到了相互拉黑、絕交的地步。但我們一定要想清楚,今天,我們生活在這個國家,我們最大的公約數是什么?我們共同的期待是什么?我們最應該堅持的原則是什么?我們最應該反對的、對我們這個社會最危險的東西是什么?今天,不管你是互聯網公司的員工和管理者,還是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的職工和干部,或者是普通的勞動者、學生和退休人員,不管你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是自由民主原教旨主義者,或者你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我們的觀點無論有多么大的差別,立場有多大的對立,但我們在進行一切討論之前,我們都有幾個不言自明的默認事實:我們都希望中國國家和社會能繼續保持穩定,我們都希望中國經濟能繼續保持繁榮,我們都希望中國社會能更加公平、正義,我們都希望中國的教育、醫療、環境越來越好。不管你是年薪百萬、千萬、上億的體制外的人,還是身居處長、局長、部長高位的體制內的人,如果沒有中國國家和社會的持續穩定,沒有中國經濟的持續繁榮,每個人都岌岌可危,再多的財富、再大的權勢,都可能一夜之間全部化為烏有。所以,我們每個人在討論任何問題時,都要想想,到底什么才是最能保持中國穩定、最能實現中國繁榮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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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學本科專業是英語,我從事國際新聞報道12年,我因為工作原因到訪過四、五十個國家,我能夠完全接觸到美國和中國的各種信息,我也親眼看到過其他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真實面貌。對于一些以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的人,我想說的是,中國沒有你想象的那么差,外國也沒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對于那些天天喊著“厲害了我的國”的人,我想說的是,中國沒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外國也沒有你想象的那么差。胡錫進總編輯說,要理解一個復雜的中國,我認為確實如此。中國是如此復雜,事實是如此復雜,你可能被中國的種種現狀氣得無語、傷心、絕望,你也可能在中國的種種進步中看到無窮無盡的希望和可能。讀懂復雜中國的前提是承認一個最樸素、最基本的事實:改革開放42年來,中國完成了幾千年歷史上和世界500年近現代史上,最快速的工業化、城鎮化,最有成效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復興;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制度、模式還有很多問題,中國社會、經濟、教育、醫療、環境,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對于一個復雜的中國,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還是,“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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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4年到2006年,在埃及工作了兩年。同樣是文明古國,同樣是二戰后走上民族獨立的道路,埃及擁有近1億的人口,坐擁尼羅河下游谷底和蘇伊士運河等得天獨厚的條件,但埃及的發展卻比中國差很遠。穆巴拉克家族執政30年,上層權威和精英話語體系跟歐美完全對接,但下層社會卻民不聊生。2011年,在席卷西亞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中,穆巴拉克黯然下臺。但所謂的民主化,真的給埃及帶來了國家發展的春天嗎?并沒有。埃及國內局勢幾經動蕩,今天在臺上掌權的依然是穆巴拉克當年的派系,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今天終于有了上街游行示威,公開批評、嘲諷國家機器和領導人的自由,但這種自由并沒有轉化成經濟發展、國家富強的現實。我2006年在埃及,埃鎊對人民幣的匯率大約是1比1.4左右,2019年元旦過后,我回埃及團建,埃鎊對人民幣匯率跌到了1比0.45左右。13年過后,作為一個中國人,即便我們工資完全不漲,我們的收入相當于埃及也提升了3倍左右,更何況13年來,中國人均收入都增長了不止幾倍。這是為什么呢?埃及人民不努力嗎?不是的,埃及和中國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成績和結果遠遠好于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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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張維為教授,通過觀視頻,給國內民眾做了很多“政治科普”,就是幫助大家理解中國道路和模式的真正含義。他說,過去很多年,西方學者制造了很多有關陷阱的名詞,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但過去幾十年,世界各國面臨的最大陷阱只有兩個:一個是市場原教旨主義陷阱,一個是自由民主原教旨主義陷阱。我的理解是,西方憑借其強大的話語能力,給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很多人成功進行了“洗腦”。很多人認為,只要實行最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一個國家經濟一定能發展好;只要實行一人一票的自由民主政治,一個國家的政府一定清廉、高效、能干。從我對世界上幾十個國家的了解來看,這兩種假設都是錯誤的。徹底的市場經濟一定會導致贏者通吃、貧富分化,權貴和精英吃肉,老百姓有時候連湯都喝不上。美國是世界上最徹底的市場經濟,但幾十年來,美國權貴和精英合謀,結果就是制造業空心化、中產階級萎縮、下層民眾實際收入幾十年陷入停滯。特朗普之所以能上臺,就是下層民眾對權威和精英普遍不滿的結果。但非常可悲的是,特朗普并不是美國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解藥,他不過是一個投機商人,他的上臺,反而會加重美國的問題。今天,美國在疫情之下,政府應對混亂、民眾死傷慘重,就是明證。至于說自由民主必然帶來政府的廉潔、高效和能干,更是一種誤解。2010年破產的希臘,實行的是標準的自由民主體制。這次疫情中死傷慘重的西方國家,實行的都是民主體制。我就不展開了,以后再說。
我的觀點很明確,任何一種經濟制度,不管是市場還是計劃,都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沒有天生的優劣之分,最好的經濟制度,就是能讓經濟不斷發展,能讓老百姓不斷受惠的制度。同理,無論是自由民主,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關鍵還是要看是否以民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美國這樣的民主制度不是萬能的,如果不改革,國家必然衰落。蘇聯那樣的政治體制也是不行的,因為不改革,最后蘇聯解體、經濟崩潰。對于中國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而判斷中國制度優劣,有且只有一個標準:國家是不是越來越好,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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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今天的中國媒體而言,對于今天的知識分子而言,我們一定要搞清楚,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東西是什么?我認為,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從來不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內因任何時候都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我認為,最大的風險在于,因為利益集團阻撓和派系紛爭,導致改革停滯,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最終階層對立,社會矛盾不可收拾。同時,還有一個風險就是,全民愚昧、民智未開,被民粹分子、野心家操縱,導致出現全體的浮躁、沖動、不理性。過去七、八年,國內雷厲風行的反腐,就是要斬斷利益集團的牽絆,要讓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各項政策,真正從維護國家和全體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而關于民智未開,恰恰是我們這些所謂的自媒體作者、知識分子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烏合之眾一旦失控,他們不僅要掀桌子、砸別人的飯碗,還會一把火把整艘船都燒了,盡管他們自己也身在船上,但他們卻絲毫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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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烈推薦大家看看明史,因為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不是西方式的民族國家。我們有2000多年的政治實踐,歷朝歷代,只要中央政府頭腦清醒、允許講真話、從中央到地方政令暢通,基本上就是一個盛世。相反,明朝中后期的各種問題,包括皇帝的墮落,內閣和朝廷百官的爭權奪利,才釀成了李自成起義和清軍入關。我同時推薦大家看看新加坡資深外交官、國際戰略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的新書——“中國贏了嗎”(Has China won?)他非常客觀地指出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種種誤解。他認為,中美目前正在進行的地緣政治競爭,如果美國不調整政策,美國是完全有可能輸掉的。今天的美國,國內政策被利益集團綁架,政治權貴、商業精英和學術權威、意見領袖,有合謀共同坑普通民眾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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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下來再分析一下美國的自由民主體制是如何異化的,幫助大家打破市場原教旨主義陷阱和自由民主原教旨主義陷阱。冷戰結束后,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蘇聯解體,但美國的軍費開支卻不減反增,從2001年的4120億美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6990億美元,近幾年都保持在7000億美元上下。此外,美國在冷戰結束后也是其建國以來部署軍隊次數最多的時期。這是為什么呢?美國的軍費開支并不服從于國家的整體戰略和利益,而是被利益集團所綁架。過去幾十年,美國大的軍火商故意將其工廠設在關鍵的國會議員選區內,這樣一來,國會議員要當選,就會盡可能多地支持增加軍費開支,討好選區內的選民。正因如此,美國軍費開支中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國會批準的撥款,有時候比國防部申請的預算還多。多出來的軍費,都用來討好相關議員選區內的選民了。其中一年,美國國防部在研發方面申請的預算是910億美元,國會直接增加了39億美元。采購預算申請了1306億美元,國會大筆一揮增加了48億美元。備受爭議的F35軍機項目多獲得了20億美元,美國軍方還被迫購買了他們本不想要的C-130運輸機,花費是6.4億美元。通過這種方式,美國國會議員成功地在軍費開支的項目下,塞進了很多滿足軍火商游說集團需求和討好選區選民的項目,花的都是美國納稅人的血汗錢。美國有全世界最大的戰略研究產業,但通常來說,那些夸大威脅的智庫,因為有助于美國軍方、軍火商拿到更多撥款和訂單,會得到軍方和軍火商更多的資助,影響力也更大。相反,那些講真話的智庫,獲得的資助更少,影響力也更小。精英階層和利益集團之間的合謀現象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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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本質是貪婪的,任何國家,精英階層都有貪婪、腐敗和墮落的傾向,美國和中國都不例外。中美兩國,誰更能遏制利益集團的作惡沖動,誰更能阻止精英階層的貪婪、腐敗和墮落,誰就更能贏得兩國之間的競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本質是,美國銀行等貸款機構、投行和評級機構合謀,蠱惑本來無力償還房貸的民眾去炒房,然后再通過資產證券化,讓評級機構洗白,將有毒資產賣給了全球的投資者。危機對全球各國帶來巨大沖擊,如果真要說賠償,美國應該向所有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投資者和國家賠償。國際金融危機過后,美國政府投入巨資救市,也直接向大到不能倒的企業注資。制造金融危機的那些人不僅沒有獲得懲罰,反而被獎勵。精英階層繼續獲利,金融危機的代價卻由中下層民眾承擔。這也是美國民粹主義興起的原因之一。當然,更大的原因是,在全球化浪潮下,美國東西海岸精英賺得盆滿缽滿,制造業工人卻大量失業,中產階級數量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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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沒有說過市場經濟不好,我也從來沒有說過老百姓當家做主不好,關鍵是如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把好的理想、愿景和設計,化為中國復興實實在在的成果。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制度是天生完美并且永遠完美的,任何一種制度,發展到后來,都有異化、被權貴和精英操縱、對中下層民眾越來越不利的傾向。所以,改革是每個社會的永恒追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否則,任何一個制度,不管誕生之初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和設計,到后來都免不了墮落、腐敗的命運。中國歷史上有所謂的歷史周期律,其實世界歷史也有其歷史周期律。
今天,美國已經把中美大國競爭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這種競爭說到底,還是制度和模式“科學性”的競爭。中國和美國,誰更能有效地發展經濟、推動社會進步、讓老百姓生活越來越好,誰就更有可能在這場21世紀的競爭中笑到最后。
從目前的情況,我認為中國的制度和模式,更強調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在中國和美國當中,我更看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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