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出英雄，為什么湖南能出偉人毛澤東？
作者 :正文注明 2021-03-02 08:27:46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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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東西說起來虛無縹緲，卻是一個人、一個地區、一個國家能走多遠的根本保證，脫離文化底蘊談政治、經濟、外交和人物都是耍流氓。就像做官需要權謀，但想成為大政治家，必須要有情懷。一夜暴富卻沒有文化是什么樣子，10年前的山西煤老板，已經做了非常深刻的反面教訓。1644年滿清入關，出生于湖南衡陽的王夫之，原本是一門心思讀書科舉的書生，但是在改朝換代的時代背景下，也被卷入風起云涌的抗清大潮。
隨后幾年時間，王夫之結交過抗清將領，聯合過農民軍，1648年父兄在戰亂中死去之后，王夫之甚至和朋友舉行過起義，只是兵力薄弱失敗了。
各種門路都失敗了，王夫之才去西南投奔永歷皇帝，和李定國等人繼續抗清。我們都知道南明政權爛透了，啥事都干不成，內訌第一名，王夫之在永歷朝廷工作的時候，差點被冤枉殺死。王夫之無奈，只能回到湖南著書立說，并且發誓一輩子不剃頭。到1692年去世，王夫之都沒有出山，也沒有剃發，反而寫出《禮記章句》、《春秋家說》、《讀通鑒論》、《宋論》、《張子正蒙注》等一系列哲學歷史著作。這些著作說起來復雜，其實后人看重的主要是幾個核心觀點：1、世界是變化的，人類要根據世界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節奏，絕對不能一成不變。他在《周易外傳》里說：“太虛者，本動者也。動以入動，不息不滯。”在《讀四書大全說》里寫到：“天地之氣，恒生于動，而不生于靜。”
而運動的世界，必然是經常變革的世界，人類社會也要經常變革，最好七八年就來一次。他在著作里說：“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所有觀點總結起來，無非是“天下為公”四字。“明人道以為實學，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也就是說，學問有沒有用，要做出來才知道，如果不能為人民服務，所謂的學問就是臭狗屎。
此外，王夫之還有華夷之辯、內圣外王等觀點和論證，幾乎用哲學構建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而這個世界繼承了中國先賢的心血，卻又修正了很多BUG，給后人走出了一條新路。不過清朝的前兩百年，由于王夫之參加過反清戰爭，導致他的著作成為禁忌，一直隱藏在故紙堆里不為人知。直到一個偶然的機會，王夫之的學問才走出故紙堆，并且用極短的時間光耀天下。1842年，湖南學者鄧顯鶴出版了王夫之的著作，雖然只有一小部分，但相比前200年來說已經進步了，鄧顯鶴取名為《船山遺書》。
負責編撰《船山遺書》的人，也都是湖南知名文化人物，比如鄒漢勛、歐陽兆熊，以及自稱“湘上農人”的左宗棠。這是王夫之的著作第一次面世，很快吸引了大批粉絲，曾國藩、曾國荃、郭嵩燾就是重量級鐵粉。10年后太平天國起義經過湖南，給湖南的民生造成嚴重破壞，同樣也給了湖南崛起的機遇。在湘鄉丁憂的禮部侍郎曾國藩，用同年、同鄉、同學和師生的方法，組建起一支團練，也就是名震天下的湘軍。他們為了保衛桑梓，也要維護中國自古以來的名教，拼命和信上帝的太平天國作戰，經過屢敗屢戰的十幾年，終于攻破南京，成為清朝的擎天柱石。而當年編撰《船山遺書》的湖南學者，也在湘軍的隊伍里。左宗棠自然不必說，已經和曾國藩平起平坐了，左宗棠的同學郭嵩燾是湘軍大佬，鄒漢勛是江忠源麾下的軍官，歐陽兆熊是江忠源的同年，并且救過曾國藩的命。于是，崇尚王夫之的學者把“王學”帶入湘軍，吸引了無數志同道合的人。1862年，曾國藩給歐陽兆熊寫信，想重新出版全套的《船山遺書》，請他收集王夫之的手稿。那時的曾國藩統帥十幾萬大軍，威震東南半壁，不過是想印一套書而已，哪有不同意的道理，更何況光大王學也是湖南學者的追求。歐陽兆熊回到湖南，向王夫之的后人收集全部資料，交給曾國藩。4年后湘軍攻破南京，新版《船山遺書》也正式發行了。
因為攻破南京之后，曾國藩為了朝廷安心，裁撤了十幾萬湘軍。此后湘軍高層奔赴全國各地做官，那些中下層軍官和士兵，則帶著搶劫的財富回到湖南。戰爭剛結束，長沙的“宮保第”便多了13家，湘鄉縣二品以上軍功地主有2000多家，此外軍功地主最多的縣也在附近，寧鄉有468家、湘陰352家、湘潭302家。比如提督章合才買田6000畝，建成兩座莊園，每座莊園有房屋100多間。陳湜攻南京的時候一馬當先，搶到很多財富，戰爭結束后用船運回湖南，買了數千畝田，就這還有不少存款，人稱“陳百萬。”湘潭的郭松林，因戰功被封為一等輕車都尉，回鄉后用十幾萬兩白銀買田建房。湘軍的軍官基本是書生，他們發家致富之后，開始聘請教師培養子弟，用的教材或多或少都有《船山遺書》，教育湘軍后代要做實事、為公天下服務、變革沉悶的世道。很快，湘軍的風氣彌漫到整個湖南，把湖南打造成“遺世而獨立”的地方，和清朝其他省份都不一樣。“王學”在湖南傳播以后，吸引了很多學者，其中幾個人是歐陽中鵠、劉人熙、涂啟先，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學生是譚嗣同，多年的耳濡目染，讓譚嗣同發下“續衡陽王子之續脈”的宏愿。“戊戌變法”的時候，湖南巡撫陳寶箴、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熊希齡等人籌辦時務學堂，聘請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譚嗣同和唐才常為中文分教習。
雖然楊昌濟出國留學多年，但非常喜歡研究王夫之的《宋論》和《讀通鑒論》，回到湖南一師任教以后，經常給學生們講王夫之的著作。后來毛澤東寫的《矛盾論》、《實踐論》、《反對本本主義》，以及改造中國和世界、為人民服務等觀點，其實和王夫之是一脈相承的。來源就是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譚嗣同和楊昌濟的傳承整理。毛澤東說“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譚嗣同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其間的雄渾豪邁何其相似。倒不是說其他省份的人不愛國，而是其他省份的精神氣質，沒有湖南人硬朗。湖南人的硬朗氣質，便是王夫之留下的文化浸潤成的。而且革命思想在湖南傳播很廣泛，湖南人也能接受革命的思想，本質上來說，也是湖南文化底蘊和革命思想不沖突，甚至是殊途同歸。現在很多人以為毛澤東是頓悟，其實是湖南經過300年的積累，才提煉出適應時代的精華，塑造出橫亙古今的毛澤東。文化底蘊只是門檻，有了不一定能出人才，沒有一定出不了人才。事實上，近代湖南崛起的關鍵是階層。我們前文說了，曾國藩的湘軍解散回鄉之后，到處買房置地辦教育，除此之外，他們還在互相聯姻。曾國藩便和賀長齡、郭沛霖、劉蓉、羅澤南、郭嵩燾等人成為兒女親家，他們麾下的各級將領，也讓兒女互相成婚，組成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而且出征太平天國的共同經歷，讓湘軍系統的成員有了共同記憶，比其他省份單純用婚姻捆綁的關系，更加牢固。于是某個湘軍軍官的孩子長大了，遇到同齡人的時候會說：“我爸爸當年打南京的時候......”另一個孩子也能接上話：“我叔叔也打過南京，是山字營的。”再往下說，他們可能發現不為人知的秘密：“原來你是我叔叔的表嫂的兄弟的兒子啊，嗨，原來如此。”有了田產、財富、教育和共同記憶，湘軍已經成為湖南的門閥士族了。不論做官或者人際關系，他們都會共同進退互相扶持，但凡條件允許，就一個都不能少。類似于唐朝的五姓七家一樣，雖然生活在中國各地，但總能找出點血緣關系，對于政策和時局的判斷，都能保持驚人的一致。既然可以互相扶持，那么就有無數機會和崗位，給同階層的年輕人去鍛煉，容易出人才，更方便在史書上露臉。有能力的小舅子、表弟、二大爺之類的親戚，慢慢的也會進入這個階層，成為外圍勢力。小舅子也有小舅子，表弟還有表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圈子越來越大，幾乎覆蓋了半個湖南。于是在湘軍軍官集中的湘江流域，形成以湘鄉縣、長沙縣、瀏陽縣為中心的三個人才圈，我們知道的近代湖南牛人，基本都是這三個圈子出來的。他的爺爺毛恩普沒參加湘軍，做了一輩子貧農，父親毛貽昌苦的活不下去，出門參加湘軍。雖然沒打過仗，但起碼貼上湘軍的標簽。他回家后買了22畝田，每年能收84擔谷子，并且經營農產品生意，資本一度積累到3000塊錢。不過也正是毛貽昌的發家致富，才能給毛澤東提供到長沙求學的費用，他報考警察學校、肥皂學校的報名費是1塊錢，夠普通人家生活很久了。而毛澤東天賦稟異的資治，又得到長沙圈楊昌濟的賞識，并且通過婚姻，躋身于湖南最牛逼的圈子。所以楊昌濟的地位，絕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化名人，毛澤東和楊昌濟的關系，也不是簡單的師生。楊昌濟同意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婚姻，把他帶進湖南最大的階層，等楊昌濟去世之后，毛澤東頂替了楊昌濟在這個階層里的位置。哪怕他的信仰是打倒舊權貴，但湘軍留下的階層，依然給他非常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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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造就團隊，團隊化身階層，根據“富不過三代”的理論，湘軍的門閥階層應該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其實在譚嗣同這代人出道的時候，湖南人已經沒有曾國藩、左宗棠的地位了，大清朝廷的主導權，讓給了李鴻章的淮系和皇族旗人。不出意外的話，湖南人的命運應該是退出全國舞臺，專門在湖南省內經營小日子。然而湖南依然在不斷塑造牛人，因為湖南的地緣太特殊了。近代中國的敵人來自海上，而受洋人影響最深的便是上海和廣州。于是以上海為中心，出現了江浙買辦財閥，以廣州為中心，出現了去海外籌款的孫中山和國民黨。至于長江以北，由于離朝廷最近，傳統勢力也最頑固，直到幾十年后的革命年代，北方都不如南方積極。而深處內陸的湖南，夾在江浙滬和廣州之間，避免淪為洋人買辦的命運，可以保持自己的中國特色，還能就近吸收洋人的科技和思想。簡直是近代中國的天選之地，全中國都沒有第二個省份，敢說條件比湖南優越。北方的張作霖、閻錫山、馮玉祥等軍閥，雖然有一些愛國的情懷，但他們做的事情，和五代十國的節度使沒有任何區別，指望他們救中國是做夢。蔣介石做為江浙買辦財閥的代理人，一輩子都改不了做洋人買辦的命運，廣東籍的國民黨高層，始終在搞分裂。而且在北京政府和廣州國民黨交鋒的時候，湖南始終是戰場。比如保守派、維新派和革命黨的交鋒，湖南處于風暴中心，各種思想在湖南匯聚，各路人物在湖南往來，不僅增加了湖南人民的閱歷，還種下第一顆革命的種子。進入民國以后，國民黨和北洋政府長期對抗，不論是國民黨北伐，還是北洋政府的武力統一，戰火都要燒到湖南。就是因為有無數機會去磨練人才，弱的都淘汰了，只有強者才能活下來。30多年不消停的湖南，怎么可能不出人才？如果說混亂的近代中國是養蠱，那么湖南就是整個中國養出的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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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湖南的經濟條件，完全能支撐起這頓折騰。自從康熙年間開始，洞庭湖一帶經過多年開發，已經成為非常繁榮的農業區，再加上湘江連接南北，形成一條通往廣州的貿易線，湖南經濟開始起步。尤其是湘潭，由于是南北藥材交匯的地方，號稱“天下第一壯縣。”時間進入近代，1904年長沙開埠、1905年常德和湘潭開埠，從此以后，湖南市場和世界連接起來。市場經濟必然摧毀自然經濟，但湖南的新經濟也在生長。比如湖南的谷米供2000萬人的口糧以外，還有7、800萬石的剩余，每年賣到長江流域的省份，能換回3000萬兩白銀。茶葉的年銷量是2000萬斤，桐油出口是全國第一，總價值達到1000萬兩。毛貽昌以農產品生意發家，極有可能是趕上了長沙開埠的歷史進程。賣出省外800萬石谷米里，就有毛貽昌的一部分......湘鄉的禹之謨在湘潭創辦毛巾廠，梁鼎荷以7萬兩白銀購買法國技術，于1908年創辦華昌煉銻公司，帶動起湖南辦礦的風氣。10年后湖南的銻產量位于世界第一，鉛、鋅等礦的產量是全國第一，賺了海量的財富。此外還有寶善成制造公司、和豐火柴公司、樟腦化學公司等等，創辦者都是湘軍帶出來的軍功地主階層。到1917年，全省注冊的公司達到941個，沒注冊的有幾千家，擁有工人40萬，所以工人運動能在湖南發展起來。
而且湖南的近代產業，都沒有淪為洋人買辦企業，反而保持了相當大的獨立自主性。處于內陸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在沿海地區卻能吸收外國的精華，位于南北交匯點方便鍛煉人才，再加上崇尚實事的王夫之哲學傳承、湘軍留下的地主階層互相扶持。這樣的省份，怕是舊中國獨一無二的，怎么可能不出人才？道光年間出了云貴總督賀長齡、兩江總督陶澍、河道總督李星沅、編撰《船山遺書》的鄧顯鶴。平定太平天國時期，湖南冒出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彭玉麟、胡林翼等182名將領、6319名軍功地主，號稱湖湘子弟滿天下。
維新變法的時候有譚嗣同、唐才常和熊希齡，這批湖南牛人的分量不重，原因其實就是時機不到。等到清朝崩潰的以后，湖南人開始重新崛起，出現了在民國初年的黃興、章士釗、陳天華、宋教仁、蔡鍔、楊度、楊昌濟......但是和后一代湖南牛人相比，他們的分量又不夠看了，因為在革命運動中鍛煉出來的是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羅榮恒、粟裕和陳賡等新中國的開國元勛。這五代湖南人之間，看起來沒什么聯系，其實仔細了解一下他們的出生地和教育經歷，就能找出一脈相承的傳承譜線。毛澤東是五代湖南猛人里最猛的一個，我們總說毛澤東是集大成者，其實他首先是湖南的集大成者。
楊度曾說：“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梁啟超也評價過：“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淵藪，可以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莫若湘人也。”意思就是，只有湖南人才能強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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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毛澤東這代人以后，湖南就沒什么特別厲害的人物了，有一種說法是，毛澤東那代人把湖南的天地靈氣都吸光了。
湖南不出牛人的主要原因是，所有的優越條件都不存在了。在晚清民初的年代，王夫之的學術是一股清流，能吸引湖南才俊，但是到了1920年代以后，更加科學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進來，誰還埋首故紙堆讀王夫之？尤其是現代社會，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選擇，恐怕連湖南人都不讀王夫之了吧。
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論，面向的是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于是湖南和其他省份的鴻溝被抹平，也就失去差異化競爭的基礎。現在的湖南肯定有利益集團，但他們的層次太低了，完全沒有批量制造全國性牛人的能力。而且開國將帥們都沒有回湖南故鄉，不可能和湘軍一樣，形成龐大的地方勢力。湖南是內陸省份，這在百年前是非常有利的地理條件，可現在卻成了制約湖南進步的門檻，導致經濟不如廣東和江浙，政治地位不如河北，戰略地位也不如福建。最關鍵的是，湖南曾經做為南北交戰的戰場，是個大型的養蠱場，把湖南人磨礪的鋒芒畢露，現在天下太平，又能磨礪誰去？現在的湖南平平無奇，別說出毛澤東一樣的偉人了，連能上史書的人物都出不了。百年前的湖南聲勢煊赫，所有人都覺得，能救中國的非湖南莫屬，也只有那個年代的湖南，才能成就毛澤東。而毛澤東只有生在那個年代的湖南，才能成就偉大的事業。當那個時代過去以后，湖南的地位快速跌落，不復往日聲勢。湖南人也走出祖先的光環，和我們一樣，過著普普通通的一生。王船山對湖湘文化中主變精神的承接及對近代湖南的影響 丁平一從王船山到毛澤東——近代湖湘文化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 方紅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