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舉家進城!
精明的莊稼人
最近,隨著兩會的召開,農民工議題伴隨著兩會代表的提案,再一次進入了公眾的視野當中。
除了廣大代表們較多關注的農民工技能培訓,以及各工種農民工職業化,這些涉及到農民工自身人力資本提升的話題以外,還有一個多年以來持續探討的議題也被提起,它就是農民工的入城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劉穎在提案中指出,通過改善進城務工人員及隨遷子女的教育和生活問題,進而提高進城農民工在生活和心理上對于城市的歸屬感和榮譽感,最終讓進城務工家庭更好地融入城市;
全國政協委員吳晶也在提案中直面農民工進城時的“四難”困境,認為大量進城務工人員進入城市后一方面遭受城鄉二元制度帶來的戶籍身份壁壘,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技能缺乏,導致可選擇的就業機會較少,最終陷入“留不下來、融不進去、又回不去”的困境之中。
代表們在提案中提出的種種問題,是農民工進城務工現象里由來已久的老大難問題。
很多人對進城務工的群體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刻板印象:
從長途奔波來到一個遠離家鄉的城市,到因為沒有專業能力,只能求一份簡單體力勞動的活兒,再到最后因為經濟條件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建設城市的自己反而被城里人差別對待。這些“只賣苦力、受到歧視、一人扛起一片天”^的詞匯,是我們最耳熟能詳的關于農民工的描述,同時也是最符合我們想象的農民工的形象。
但這總歸是些刻板印象。就好像在工地里,不蹲在角落邊啃饅頭邊給一家老小打電話,就不算是農民工一樣。
朋友,醒醒,電視劇看多了吧?
且不說光吃饅頭哪來的力氣搬磚,只靠老父親“一人撐起一片天”這種事情可能不是主流。

根據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舉家遷移農民工已經達到了外出農民工總量的25%;同年上海市流動人口中有28.3%的是家庭流動,武漢市150萬流動人口中,家庭流動的人口超過50萬.
2012年國家衛計委“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抽樣調查中,非家庭化流動人口有41157個,占26%;與至少1名家庭成員一起流動的家庭化流動人口有117399個,占74%;到了2015年,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規模達到2.61人,超過一半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家庭化人口流動特征顯著。
一直以來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個流動著的農村家庭。而在每一個來到城市的決定的背后,其實都是每一個農村家庭成員分工協作的理性選擇結果。
走好腳下路
從農民工遷移的過程來看,根據農民工家庭成員去留,就可以被劃分為多種類型。
例如,全家不選擇遷移的留村型;一方家庭成員外出務工,而另一方留守農村的半遷移型務工;以及一家人共同進城務工的舉家遷移型務工模式。
每一種進城遷移模式的出現,都是每一個農村家庭在現實面前做出選擇的結果。而這些選擇既自身家庭內部結構相關,同時也身處的歷史與時代的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中國農村社會中,原有的聯合型家庭結構依然保存完整并發揮著作用。在以父權秩序為主導的社會下,男性在家族中掌握行使著家長的權利的同時,也被要求承擔起贍養老人、撫育子女的義務。

一方面,生存壓力迫在眉睫,作為第一代農民工,其父輩因年老體衰而不得不退出農業生產,來自農業生產的家庭收入在預期內明顯降低。另一方面,子女數量的增加,以及來自子女的成長,甚至是未來成年后的婚姻開銷的負擔也在預期內為家庭經濟帶來一份不小的壓力。
此時,當一家之主需要承擔家族全部開銷時,來自養老和撫養子女的經濟壓力就會隨之而來。在這種可被預見的經濟壓力的推動之下,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來的外出務工的可能,以及市場經濟體制帶來的生產生活資料的商品化和貨幣化的制度變遷,為了獲取更多現金維持生計,農民不得不開始考慮派出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可行性。
譬如,地處勞務輸出大省四川境內的G村的農民工,這樣描述自己當初進城務工的經歷:
“最開始我們對進城打工還是有點擔心,所以就在附近鄉鎮的磚廠上班,但經濟收入非常不穩定。那時父母年老多病,需要花錢買藥;兩個兒子又讀小學,學雜費很高,每年開學都要好幾百塊錢的學費。在家里種地雖然有糧食吃, 但沒有維持老少生活的經濟收入。1994年, 我和在磚廠做工的朋友到成都的一個噴漆廠工作, 第一個月就掙了600多……”
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情況下,倘使作為壯年勞動力的夫妻二人同時外出務工,一方面可能會遭遇到二人同時收入不穩定的風險,另一方面家中老幼也會面臨無人照顧的情況。
權衡利弊之后,農村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便在分工協作上做出了選擇,成年男性獨自外出務工賺取收入,女性則在維持家庭穩定的同時,也能為整個家庭帶來一定的農業收入。
這樣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其他有關農民工勞動力遷移的實證研究中也同樣可以被證實。
在有關影響農民工家庭派出第一個勞動力外出務工因素的討論中,家庭成員結構對外出務工意向有著正向的影響。這也就意味著,撫養老人和子女的負擔越重,越會推動著農村家庭做出外出務工、向城市遷移的決定。
只是人雖然出來了,但說到底還是對生活壓力的被動回應。這一批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們更多惦記著的還是家中的生計問題,比起考慮未來會發展到哪一步,不如說這個月能寄回家多少錢更加現實一些。
不過努力就會有回報,雖然這里回報的可能并不是自己。
生計改生意
父輩的努力沒有白費,第一代外出進城務工農民工的付出帶來了可觀的回報。
根據2012年山東省農民工純農村住戶和城市住戶的問卷調查顯示,在計算包含城市務工收入、農村務農收入以及城市與農村生活成本、人員流動成本等總收入和總成本數值后,純農村戶年凈收益6408.76元/戶,而家庭中一方外出一方留守的“半遷移戶”的年凈收益達到了22824.36元/戶,由于勞動力遷移模式變化帶來的年收益差達到了16415.6元/戶。
得益于半遷移式家庭分工模式,第一代外出的農民工既有望解決子女發展問題,同時也為自身家庭的前路打下了一個基礎。
半遷移式的家庭分工模式,在確確實實的真金白銀下被證實是行得通的一條道路。辛苦種地一年不如去城里干活來錢快,外出打工不香嗎?
肉眼可見的收入增長也刺激著農戶家庭:一個人出去打工都有這么多收入,如果全家都來打工會怎樣呢?
在之前出場過的四川省中部的G村里,就也有這樣考慮的村民:
“娃娃的爺爺奶奶當時過世了,他學習成績也不好,不知道學什么技術,同村的孩子畢業后大多數也都是直接去打工;我當時在成都搞裝修,就把他接到成都來學貼瓷磚,算是學一門手藝。他媽媽也跟著一起來了,幫著打掃清潔和給我們做飯。”
隨著時間的推移,家中子女也逐漸成長為家庭內的適齡勞動力;同時家中老一輩也因年邁去世。家庭人口結構的變動使得原有的內部壓力因素開始逐漸消失,生計不再是第一難題。
當第二代農民工能夠作為勞動力登場時,原有的半遷移式家庭分工就不再是最優選。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慮,舉家遷移就是最適合當下的選擇。

再一次參考之前我們為大家介紹的2012年山東省農民工純農村住戶和城市住戶的問卷調查的結果。
其中在對于“舉家遷移”農民工家庭的類型中,通過區分“定居戶”和“未定居戶”兩種不同形式,可以計算出舉家遷移定居戶的年總收入為70798.01元/戶,非定居戶則是67352.96元/戶;總成本上來看,前者為49914.61元/戶,后者為36466.39元/戶。
兩者的總收入減去總成本,得到的凈利潤分別為20883.4元/戶和30886.57元/戶,無論是定居還是不定居在城市,舉家遷移模式都比半遷移式家庭分工模式下的凈收益要高。
盡管這樣的年收入并不算非常可觀,但對于剛剛從溫飽線爬上來的農民工家庭而言,就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了。
在農民工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來到城市務工的農民工并非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代表了他背后的一個完整的家庭。
在面對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家庭生命周期時,農民工家庭能夠更加能動地改變家庭分工策略,從應對家庭內源性壓力,再到解決生計問題,進而轉向追求家庭發展。
從生計到生意,這就是一個農民工家庭在實現城市化的道路上給出的答案。
勤勞致富,永遠的神
中國的農民工家庭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也探索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實現城市化的方法。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仍然需要意識到,廣大中國農民工家庭想要完全實現城市化,仍然需要經歷一條漫長的道路。
一方面,通過對長期間農民工遷移收益的實證模型檢驗,在城市就業率和工資水平均有變動的情況下,當農民工家庭只有一個子女時,農民工家庭完成市民化的最短周期是13年;而當農民工家庭擁有2個子女時,完成市民化的周期會延長至17年。
另一方面,從遷移狀態的演進模式的角度,即從“未遷移”到“半遷移”、“未定居”,再到“定居”等形式出發,考察各個遷移狀態演進可能性進行實證分析,則可發現從未遷移狀態向其他三個狀態演進的難度是逐層增加的。
如果以未遷移狀態為參照點,那么從未遷移狀態向半遷移狀態演進的實現概率為72%,而從半遷移向定居狀態演進,實現的概率則直接下降至1.6%。想要一步登天可能需要不少的運氣。
推動農民工家庭進城務工的,除了對于增加收入的直接動機以外,也在暗中包含了對于境遇的改善和家庭發展的期望。
可以說,農民工家庭進城務工的整個過程,實質上也和其自身逐步實現城市化的期望相重合。

馬克斯?韋伯曾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中探討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起源。加爾文宗的新教徒們一方面希望被救贖,另一方面又不知道誰才是被選中的人,唯一能拿得準的,就是被視為上帝賞賜的俗世的金錢。
這樣一來有了錢,至少自己就有底氣認為自己是被上帝選中的幸運兒。于是新教徒們不僅每天節衣縮食,掙了錢也不亂花,還因為勞動能賺錢,所以又把勞動當作天職看待,一天不工作渾身難受。
開源又節流,一生貧困的新教徒就順理成章地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現在同樣的故事依然發生著,只不過主人公換成了艱苦奮斗的農民工們。
但不同于被蒙在鼓里、整日提心吊膽的新教徒們,我們還有來自社會、和那些活躍在一線的扶貧干部的幫助和支持。
重慶市政府為鞏固脫貧攻堅取得的成果,提出了今年輸出脫貧人口外出務工不少于76萬人的目標。如果能夠與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民工城市化路徑相結合,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道路上,我們可能會走得更遠。
畢竟,比起勤奮,誰又能比得上我們呢?
話說回來,文章開頭委員們提到的戶籍問題和隨遷子女教育問題,就更應該得到重視了。尤其是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某些人不能一邊說中國的孩子太少了,一邊不同意給又少又金貴的中國孩子好的教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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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慶脫貧??外出務?將不低于76萬?_重慶市??政府?(2021/3/8)www.cq.gov.cn/zwxx/jrcq/202103/t20210307_8972728.html
聚焦兩會:代表委員為咱農??說了哪些話?_媒體_澎湃新聞-The Paper(2021/3/1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597751
【全國兩會】進城務??員有“四難”,吳晶委員?“六招”!_政務_澎湃新聞-The Paper(2021/3/1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60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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