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不是投降派!
來源公眾號:平原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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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他辭去總書記一職,被排除出中央,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同志們在批判他,蘇聯來的代表禁止他參會,蔣介石到處在懸賞抓他,共產國際要他去莫斯科學習。
他拒絕去莫斯科,甚至拒絕參加中共六大,“中共的六大,為什么要在蘇聯舉行?”
他藏身在一條船上,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氣,他望著滾滾江水,憤懣地問友人:“中國的問題是中國人了解還是外國人了解?是我懂中國革命還是斯大林懂中國革命?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么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讓我去莫斯科研究?”
最后,他嘆道:“中國革命還是要中國人來領導”。
你聽他這番話,是不是和后來的某個人很像?是不是有某種程度上的“遠見”?
當然,他這個想法,要到很多年之后,共產黨和紅軍在西南的萬水千山之中,在生死存亡的歷史轉折之際,在一個叫做遵義的小城中得到驗證。適合中國的科學理論,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探索、實踐的。

我們都知道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我們都知道他在大革命生死存亡之際對國民黨反動派抱有幻想,甚至放棄了武裝抵抗,導致了黨組織對蔣介石的叛變和屠殺措手不及,這是他作為五屆總書記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但客觀地說,共產國際難辭其咎,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部,他的一切行動,都是在執行莫斯科的指示,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建黨,放棄獨立性,在國民黨右派反共浪潮下節節退讓,都是莫斯科的指示,包括寄希望于汪精衛這些“國民黨左派”,這不是他的決策,而是蘇聯派來的國民黨“亞父”鮑羅庭的判斷。
但在那個時代,黨還年輕,共產國際不會“有錯”,錯的只能是陳獨秀一人。
他在最初的時候,甚至是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他甚至不要一切外來援助,拿自己的工資補貼黨的活動,以保證黨的獨立性。
他至始至終都不是“投降派”,他是一個提著腦袋反清的老義士了,參與過辛亥革命,自己組織過“岳王會”,反過北洋軍閥,一生五次入獄,從來沒有害怕過死亡。

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徒刑13年。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獄。對于國民黨當局羅織的罪名,他回擊說:“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于國民黨已耳。”這是陳獨秀對自己最好的辯護,也是他憂國憂民之心的表露。在獄中,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單獨面見他并向他求字,他揮毫寫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
在法庭上,好友章士釗替他辯護,說他已經和中國共產黨決裂,被中共中央開除,已經是“反共”人士了,應該”無罪“,結果他冷冷來了一句:“章先生說的是他自己的意思,不代表我的意見,我的意見,以我本人的聲明文件為主”。搞得章士釗非常尷尬。
他本人的聲明文件,直接罵國民黨才是“危害國民”的政黨,蔣介石的政府,是個“誤國政府”,這樣的政府如果 不下臺,必然會毀掉國家的前途,在聲明中,他毫不掩飾自己的主張,他的主張是——“反對當權腐朽的政黨,推翻禍國殃民的政府”。
他在法庭上大喊:"我是叛國民黨,不是叛國!“
1931年九一八事變,陳獨秀發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蔣抗日的主張。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國與赤化》《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路》等文章中,斥責蔣介石依賴國聯主持公理不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現。他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在和平談判的掩蓋之下,實行其對帝國主義投降”。
他因為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矛盾,曾崇拜過托洛茨基,覺得“托先知”的理論有道理,曾被中國“托派”選為“總書記”,其實他對托派理論并不了解.......在抗戰爆發后,中國托派幼稚地反對“全民族抗戰”,繼續鼓吹“工人階級沒有祖國”,應當利用“帝國主義侵略”來摧毀國民黨反動政權(最早的“聯帝反X”)......他聽了之后大怒,與這些年輕的托派分子決裂,并且發表文章和演講,支持全民族抗戰,先打敗日本侵略者,此后又被托派分子“開除”。
他感慨中國這些年輕的“托派”如此不切實際,“既反對國民黨又反對共產黨,卻不反帝國主義,還自以為最革命”,“太荒謬”,“太沒有血性了”。于是他公開宣稱:“中國有沒有托派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托派”。
他晚年窮困潦倒、病骨支離,蔣介石想要拉攏他,國民黨軍統、叛徒張國燾多次上門,想要給他錢,讓他“另立第三黨”,和中共對抗,都被他冷言拒絕,張國燾算是他的學生,都屢屢碰一鼻子灰......他在孤獨、病苦中死去,到死也沒有做任何妥協。
你可以說他身上有著文人的幼稚,但不能說他是個“投降派”,這是不公正的。他身上有著學者革命家的天真,他是個好的宣傳家,是個了不起的筆桿子,是個偉大的啟蒙者,是當時全國熱血青年的偶像,但他確實不是一個好的組織者、決策人、領導者。
他曾是個雷厲風行的行動派,甚至有些“魯莽”,當李大釗先生等人還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力量的時候,他就直接喊出“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共產主義政黨”,“采取直接的行動”。
他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先驅和導師,很多共產黨人都是在他影響下選擇這條道路的,教員都曾視他為偶像.....1920年11月7日,上海黨組織創辦《共產黨》月刊,第一篇就是他的發刊詞,他說:“我們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產階級,從他們手中搶來政權;并且用勞動者專政的制度,建立勞動者的國家,使資產階級永遠不產生.......一切生產工具都歸生產者所有,一切權都歸勞動者執掌,這就是我們的信條。”

他幼稚、剛烈、倔強、沖動,是非黑白分得太明白,但對于從前的“朋友”,又太溫情太抱有幻想,看不清他們保守、反動、投機的真面目,以至于在關鍵時刻鑄成大錯。他一生顛沛流離,從未為家人謀取過福利,從未考慮過自己和家庭,他萬事沖在前頭,說干就干,不顧安危,一輩子歷經苦難,摯友李大釗被張作霖絞死,兩個孩子都死在國民黨手中,了不起的陳延年更是被劊子手亂刀砍死......他付出了一生,收獲的只有痛苦和悲愴。
他一生從反清,到反北洋,再到反帝反封建,他從民族主義,到“民主”與“科學”,再到“共產主義”,到“托派”,最后又反對“托派”,回歸民族主義,后來雖然脫離托派,但最終沒有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上來......我們可以看到他身上無數的矛盾和沖突,不斷否定自己,不斷進步,不斷曲折,不斷犯錯,不斷糾錯........最終都沒有“與自己和解”。
他說他一生“就只會做反對派,從反清到蔣介石“,他不斷否定自身,否定歷史,他“既不厭世,復不畏死”,他相信“進化之無窮期”,“時間上沒有萬世師表的圣人,沒有推諸萬世皆準的制度,空間上沒有包治百病的良方”。
他是新文化的旗幟,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那個時代很多優秀年輕人的新思想啟蒙導師,一生致力于反封建,鼓吹“文學革命”三年后,全國通行白話文教學,這是他的功績。
但他同時又是小學訓詁的大家,造詣非常高的舊學學者,寫過《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荀子韻表及考釋》、《實庵字說》、《老子考略》、《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連語類編》、《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戊寅年登石筍山》《干支為字母說》、《小學識字教本》等音韻訓詁學著作。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中,推崇新文化,反對傳統文化的人,如陳獨秀、錢玄同,往往自己就是舊學大家,精通傳統文化;而維護舊文化的“保皇派”,如辜鴻銘、林紓,往往更精通西方文化。
其實可以理解,正因為陳獨秀、錢玄同、魯迅太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才知道孔教三綱對人民的鉗制和毒害;而辜鴻銘、嚴復、林紓這些人正因為精通西學,才更了解西方帝國主義的虛偽和無恥.......平心而論,雙方都是坦蕩君子,反而胡適之這種中不中、洋不洋的,樣樣都要插一腳的騎墻派,動機才令人懷疑。
電視劇《覺醒年代》中,虛構了一段他和兒子陳延年的對話,他對延年坦陳心跡,講新文化和舊文化的辯證關系,說他們新文化運動為了喚醒國人,采取了很多看似偏激、極端的言辭,比如錢玄同就呼吁“廢除漢字”,比如他們喊出“打倒孔家店”,但這是為了喚醒國人,為了文化革命而采取的手段,他說舊學并不是全無可取之處,辜鴻銘、黃侃、劉師培、林紓等人的學術水平是很高的,他們的理論也有可取之處,我們反對孔教三綱毒害人民,但我們反對的不是孔子和整個儒家學說。
他說“新學”和“舊學”是相對的,“進步”和“保守”也是相對的,他說在當時國家危亡之際,我們搞新文化運動,互相辯論斗爭,難免偏激,但是到了后世,什么是新,什么是舊,什么是進步,什么是落后,都會變化發展的,或許有一天,所謂的“進步”也會落后,所謂保守,也會有“進步”意義,外部環境變了,情況就會逆轉,這就是“進化之無窮期”,這就是沒有萬世永恒的真理。
他和延年說這番話,是為了闡明心聲,如果未來有人借他當年的某些“偏激”的話做文章,拉大旗做虎皮,說陳獨秀是個“逆向民族主義者”,是個“恨國黨”,是個“公知”,“延年你要替我說話”。
電視劇中延年的回應是:“這個我恕難從命,我們這代人做事,只為國家民族,問心無愧就好,何必關心身后名呢?”
他聽了非常開心,說:“你這話比我高明,這像是我老子說的話”。
可惜是的是,真正的歷史上,延年和他關系一直不好,也沒有這段對話,1927年7月4日,延年被蔣介石的劊子手亂刀砍死.......兩年后,陳喬年同樣被害,他走向刑場的時候還在勉勵獄友:“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吧!”
1936年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張楊囚禁的消息傳來,他老淚縱橫,端起酒杯說:“延年、喬年、今日有人替你們報仇了”。
1938年8月,當陳獨秀生病臥床之際,中共駐重慶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在辛亥革命元老蘊山陪同下,探訪了他。走進房門,周恩來親切地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朱蘊山接著說:“獨秀先生,恩來在百忙中,特地從重慶來看望你。”陳獨秀說:“恩來、蘊山,你們好!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
周恩來此次拜訪,仍繼續勸說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寫個檢查回到延安去。陳獨秀說:“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來、潤之,中央沒有我認識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么辦呢?我這個人又不愿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再加上后來留蘇派王明等人的阻撓和陷害,陳獨秀最終未能回到黨組織中來。
這就是學者型革命家、文人革命家的悲劇,所以很多人把他叫做“中國的普列漢諾夫”。
我們信奉歷史唯物主義的人,對于革命先輩不該過分苛責,他們作為最初的覺醒者,做的是從0到1的事業,他們的道路沒有參照,他們的中國是個危在旦夕的中國,他們面臨的是泰山壓卵一樣的內外壓力,他們還要面對窮兇極惡殺人不眨眼的敵人,他們一定會犯很多錯,我們看待整個國際共運,看待整個左翼革命史,一定要明白,世界上沒有“完人”一樣的革命領袖,更沒有“圣父”一樣的先烈英雄,但是他們依然是偉大的革命領袖、先烈英雄。
歷史洪流中的人們不會開天眼,他們走錯了路,我們批評他們,不代表今天的我們比他們更高明。
我們今天能夠在這里評價他們的功過得失,不是因為我們比他們更優秀,而是因為,他們試過、走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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