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和生育率暴跌,會讓中國未來年輕人更輕松還是更艱難?
來源:勢場(ID:shichangcaijing)
人口老齡化,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我們迫切需要面對的重大社會議題。它如同一朵烏云,籠罩在我們整個民族的上空。
另一方面,中國的出生人口逐年下降,開放二胎并未拯救生育率。2020年出生人口的暴跌又使人頗為驚恐:

公安部近日發布的《二〇二〇年全國姓名報告》顯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經到公安機關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共1003.5萬人。
目前,中國已然逼近了中度老齡化社會和人口開始負增長的拐點。“民族消亡”也許還很遠,而“我們養老怎么辦”成為極為現實的問題。
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可以用一個詞來統籌,那就是“人口結構轉型”。
在面對這場步步迫近的危機,我們必須對其有深刻認識,作為個人,才能更好地規避它的負面影響。
A
首先得了解人口結構轉型能帶來什么宏觀影響。
從經濟角度來看,其實人口數量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人口結構,因為后者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要比單純數量更明顯。
畢竟,如果人口相當部分都是亟待養老的老年人,人口數量越多越是負擔,如日本;而若是青壯年占多數,基本盤再爛,仍能被認為前景總有希望,如印度。

年輕人口過剩的印度——既是負擔,也是潛力
大家都知道,生育率低會導致未來的勞動力供給下降;而從生命周期來看,老年人會拿出儲蓄進行消費,人口結構轉型又會導致儲蓄率下降、社保類財政開支增加,從而使得投資率下降。這一切,都抑制了供給側的生產能力。
雖然從供給側來看,投資只是增加產能。不過從需求側來看,投資可以帶動國內需求,所以人口結構轉型也會導致消費能力下降。
如果財政部門的社保支出不足,還會導致老年人消費曲線無法平滑,這種消費萎縮就會更加嚴重。
很好理解,政府如果無法負擔養老,老年人只能省吃儉用。這在我們生活中是很常見的。
而一般少年兒童雖無生產能力,但有著極大的消費需求,所以0-16歲人口比重越高,越有利于消費。因此這樣來看,少子化也會嚴重抑制國內需求。

如今教輔成了新的廝殺戰場。對于青少年的消費,家長從不吝嗇
總之,實證來看,人口結構轉型對各個國家并沒有統一的模式,但人口結構老化、低生育更可能抑制國內需求。
而根據薩金特的假設,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變動影響物價,所以消費不足就會對應通貨緊縮。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結構轉型影響總供給和總需求,這對新一代人的生活來說,不一定就意味著輕松或者艱難:決定一代人生活狀態的因素永遠是經濟基本面。
未來的經濟基本面是什么呢?且聽我繼續道來。
B
讓我們把目光放長遠些,看看咱們15后、20后出生的孩子,經過20年訓練后進入勞動市場,也就是差不多2035-2040年左右,經濟基本面應該是什么情況?
目前經濟政策的共識是2035-2040年左右,是我國國力的轉折點。
那時,我國經濟增長差不多會降低到3.5-4%,和世界平均經濟增長速度一致,之后經濟增長率接著下降,經濟規模就會從上升期轉為下降期。
在下降期,制度改革、結構調整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大大縮小。而從外部來看,依靠后發效應取得的技術進步速度也會減慢。而人口結構轉型和這些不利因素發揮的作用是一樣的。
不過15后、20后進入勞動市場后,應該還是能享受到一點發展紅利的。
畢竟,我們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放緩,不像現在那樣突飛猛進,可在共識的預計之中,依舊會遠遠高于領先國家美國等國。
這說明我們經濟依舊不會停滯,依舊能夠縮小和領先國家的差距,直到經濟增長率和美國持平——歷史僅一次的追趕過程完成。

總之,大家不用太過擔心,國家從上升期轉入下降期,這和新一代人到底過得輕松還是困難,也沒什么必然關聯。
只能說新一代人生活在一個不同的時代,在未來,發展逐漸不再是硬道理,也無法依靠經濟增長消化各種存量的問題——
比如社會矛盾、貧富不均等。這迫使我們不得不通過制度改革,提前勇敢面對并解決它們。
人口結構轉型會催生這一天的到來,在當前經濟基本面上不斷加碼,形成新的均衡。
但是不管怎么說,新一代人畢竟是生活在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至少物質上要比我們強多了,很多問題確實是可能靠發展迎刃而解(例如便利店打工就能比較體面地養活自己)。
沒有野心,甘于平凡,也能安穩地生活。這對于很多人來說,未必不是天大的幸福。
還是那句老話,當下的日本,很可能就是東亞模式的最終形態。
C
接下來就是大家比較關心的細節問題。比如:
人口結構轉型會導致房價下降嗎?
人口結構轉型會使得就業好轉嗎?
人口結構轉型會讓教育變得更加公平嗎?
我們的社保夠用嗎?
一個一個來回答。
首先可以很明確地說,人口生育率下降,不會讓平均房價明顯下降的。注意,是平均。
太陽底下無新事,三四線城市會像以前農村一樣,大量的房子被廢棄,而一二線房產就像以前城市房產一樣,供給依舊不足。
總之,很多地方變成了鶴崗。在房產供給受到限制的情況,房價下跌是因為需求不足,而有人買自然會導致上升。
畢竟,政府會繼續通過行政手段控制房地產市場的供需平衡,進而保證地方財政。而打破土地財政平衡的肯定不會是人口結構轉型,而是制度改革和擴大土地供給。
但另一方面,我們必然會在未來通過全面征收房地產稅收的稅制改革,來重新分配城市稅收的來源,從而促進財富的再分配,緩解社會矛盾。

而人口結構轉型能對房產市場帶來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老齡化帶來的儲蓄率下降,這改變了購買房產的資金池限制。
未來一二線城市的房產價格收入比值可能會降低,不過這也不意味著房產負擔就會下降,只是人口結構轉型導致的新約束條件,使得房產價格上限受到更多限制。
也就是說,一二線城市的房價還是會很高,但整體上漲空間已經相當有限了。同時隨著國民收入的增長,也許踮一踮腳就能夠得著。
接下來說說就業。
另一個常用的論點是,人口結構轉型利好就業,因為勞動供給下降有利于勞方提升議價權——適齡工作者少了嘛,企業當然要多花點錢雇傭啦。
這個結論,其實還是要依賴經濟基本面。
比如我們的老鄰居——老齡化非常嚴重的日本,目前的勞動供給遠遠小于需求,并不完全是因為老齡化,更多是因為日本勞動市場始終是非常緊縮的。
80年代時,日本結構性失業率就低至2%,即使是就業冰河期的失業率也不過是5%。
另一方面不得不說的是,我國的失業率數據長期相對比較失真,較為悲觀的估計是,08次貸危機前的失業率長期保持在近10%左右,而目前采用的調查失業率則是5%左右。

圖源自騰訊新聞百科
也就是說,我國現在公布的調查失業率,都可以和日本就業最困難的時期比了。
如果導致較高失業率的各種因素一直持續下去,人口結構轉型導致的供給—需求兩方面的抑制,只會使失業率也會一直保持下去。
所以,想要解決失業問題,其實更值得關注的是企業運營成本、民營企業融資、戶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促進企業做大做強,才能雇傭更多的人。
然后是教育問題。
至于教育等其他方面,更是和人口結構轉型關系不大了。
目前我國存在惡性競爭,實際上是因為社會能夠提供給底層的保障不足,為了不滑落為底層,大家只能不斷往上爬。
可見,這個其實和人口結構轉型沒什么關系,不管人多人少,總是要有人在下。
所以,我們更應該關注的社會福利、職業教育、房產等方面的改革,抬高底層的生活水準。
不過呢,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人均收入增加,確實也會使得底層生活水平提高從而避免惡性競爭。

這是一個“條條大路通羅馬”式的好消息
因此可以說,比起房價和就業,教育是一個相對來說會更會自然解決的問題。
當下“雞娃”暴增,也許只是一個轉型期時的歷史的插曲。做一個平凡的人也能保證幸福美滿的話,何必要“雞”?
D
最后,我們單開一段,好好談談社保,也就是養老金的問題。
目前我國的養老金分為兩個賬戶,一個叫統籌賬戶,一個叫個人賬戶。單位給你交的錢進的是統籌賬戶,個人交的錢進的則是個人賬戶。
這兩個賬戶有啥區別呢?簡而言之,統籌賬戶是由年輕人繳費,實際上是轉移到現在的退休老人手中。而個人賬戶則是年輕時候繳納,然后年老時取出來。
所以統籌賬戶的養老金發放水平,完全取決于年輕人的數量和繳費水平,如德國、法國。年輕人數量不足,肯定會導致統籌賬戶的養老金發放出現問題。
另一方面,我們由于個人賬戶沒有做實,也沒法像日韓等國一樣,依靠積累起來的高規模年金,通過投資盈利來維持較高年金標準。
因此可以預見的是,不久的將來,適齡勞動人口下降和老齡化就會沖擊社保系統。
而社保類財政收入也存在一定理論上限,單純提高社保類財政收入的名義收費率并不一定會提高實際收費率,所以必然會存在養老金收支缺口。
一種解決思路就是政府將負擔轉移到適齡勞動人口上,那么未來15后、20后的實際財政負擔只會增大。
另一種解決思路就是將負擔轉移到老齡人口中,通過延遲退休、漸進降低退休金給付、將退休年齡和預期壽命掛鉤等手段,來降低社保的實際支出。

目前,我們的淺層改革包括現在的劃撥國企盈利的分紅權,將國企收入和財政上繳轉移到社保開支;深層次的改革可能包括變社會保障費為社會保障稅稅,或者增加其他稅種稅率,如增加增值稅稅率并劃撥到社保賬戶。
不過,我國目前城鎮養老金標準其實已經達到了中高水平發達國家標準,尤其是公有部門養老金發放標準事實上已經很高了。
因而,未來的改革方向,肯定是城鄉養老金并軌,讓城里的高收入老年人補貼其他老年人。為了彌補這個落差和缺口,無論是國資劃轉社保還是延遲退休,想必都是要板上釘釘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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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有關于如何規避人口結構轉型帶來負面影響。除了最簡單粗暴地加入老齡化相關的服務業外,咱還有哪些規避的方式呢?
從宏觀上來說,我們可以從經歷過兩三個周期的老齡化國家中,發掘需求變動的趨勢,盡量投身于需求擴張的方向。
人口結構轉型,基本上一定會導致低通脹和通縮,這代表著物價穩定或者萎縮,反應到從業者上就是工資停滯和削減。
因此,我們需要選擇不容易萎縮、流出、替代的方向,因為經濟系統必然會對人口結構轉型進行適應,所以普通人做出事業選擇時,往往要考慮到因時代而產生的二次變動。
以就業問題為例,隨著人口結構轉型的負面沖擊加大,低效率企業必然會以破產或者流出的形式退出;而企業為了應對人口結構轉型必然也會降低針對勞動力的利用,增加資本項目的支出。
普通人選擇賽道時,就應該盡量選擇可貿易部門中和資本項目支出聯系更加緊密的崗位,而不是會被資金支出替代的崗位。
還有一些部門是不可貿易的部門(如公共服務、律政、金融地產等),也就是說這些產業的商品和服務只能在國內生產,無論這些產業表現多差,價格差異都是無法被套利行為所削除的。
因此,必須在國內生產的不可貿易產業,也是一個很有效的規避人口結構轉型負面沖擊的方法。
F
總之,單純人口結構轉型并不會對生活壓力產生太多影響。不過等到下一代人進入勞動市場后,經濟發展到了較高水平,經濟基本面改善確實會讓很多問題大大緩解。
如若搭配上制度改革,即能相當程度緩釋人口結構轉型帶來的負面沖擊。
日本確實是我們未來最有可能步入的方向,也因此,我們頂層正高度重視日本正面臨的問題,如總需求不足、帶動總需求而產生的債務量過大、需求抑制等。
故,頂層一直對這些問題非常重視,未雨綢繆。如內需問題:

總之,內卷必然會得到緩解。我們無須對人口結構轉型感到“壓力山大”,以平常心面對歷史的趨勢即可。
盲目通過鼓勵生育來推遲矛盾,只會讓我們的子孫后代面臨的人口結構轉型壓力更大,畢竟人口是不可能一直增長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思維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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