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芯急”!
來源公眾號:玉淵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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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又一次在白宮舉起了與半導體相關的器件。
在白宮剛剛舉行的“半導體峰會”上,面對19位來自半導體及相關產業的行業領袖,還有國家安全顧問、美國商務部長等一眾白宮官員,拜登稱,“美國在(半導體)制造和研發上落后了”,“我們要加強國內的半導體產業和供應鏈”。
他手里拿的,是一片晶圓,一般意義上的芯片就是由它切割而成。
就在47天前,拜登因美國芯片嚴重短缺簽署了一份行政令,當時,他特地手持了一枚小小的芯片。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同一產業鏈上的兩件產品相繼出現在美國總統手中,不常見。
除了拿到手里,還經常掛在嘴邊。
從拜登上任之后的第一個月開始,白宮頻繁釋放出和芯片相關的信息。先是評估芯片產業鏈的可靠性,接著提出要提供500億資金扶持半導體發展,還計劃專門設立一個技術局,促進芯片技術創新。
最近,拜登讀了一封要求支持芯片產業的聯名信,呼吁:美國人沒有理由等待了。
白宮,在急什么?
白宮的焦慮情緒,可以透過4月12日這場“半導體峰會”的參會名單看出端倪。19位與會首席執行官中,來自汽車行業的最多,有6位。

這一輪缺芯,汽車制造業的痛感尤為劇烈。美國汽車行業組織剛剛發布警告稱,芯片短缺可能導致今年的汽車產量減少128萬輛,并導致生產再度中斷6個月的時間。
參會的通用和福特,更是缺芯重災區。因為芯片短缺,通用今年的利潤損失高達20億美元。福特公司早在2月份就曾預測,受芯片短缺影響,公司第一季度產量會下跌20%,而第二季度剛剛開始,福特又關停了三家工廠。
車企迫切需要的芯片,從哪兒來?
與會的唯二兩家亞洲企業——臺積電和三星電子的高管無疑是最受矚目的兩個人。
作為世界前兩大芯片供應商,臺積電和三星制造生產了全球超70%的芯片。臺積電一家,就占了54%。他們選擇投產何種類型的芯片,牽動著美國許多行業,他們都依賴兩大供應商的芯片。
早在2020年末,三星和臺積電就收到了白宮“優先生產汽車芯片”的要求。今年1月份,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還專門致函中國臺灣,加以“督促”。
這一要求對兩家企業意味著什么?曾在中芯國際、意法半導體等芯片巨頭任職10多年的曹韻,給我分享了幾組數據:

▲2020Q4臺積電各個制程產能的營收占比
不止如此,汽車芯片相比用于電子產品的高科技芯片,利潤率低了不少。
可以看看曹韻給我分享的另一組數據:
5nm芯片的平均售價是17000美元,而主要應用于汽車的28nm制程的芯片售價不到3000美元。
40nm-65nm的芯片價格更是在2000美元左右——單片汽車芯片和高端芯片的售價相差就將近15000美元。
不管怎么看,白宮“優先生產汽車芯片”的要求,對臺積電和三星這樣的高端芯片制造商來說,都是一件徹頭徹尾的賠本生意。
正因如此,臺積電和三星的反應并不積極。
4月初,即將參與白宮“半導體峰會”的臺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正面回應:“28nm芯片的全球產能,看似供不應求,實際上,供大于求。”要知道,28nm芯片,正是車用芯片。
言下之意,臺積電并沒有配合白宮轉移產能的意愿。相比之下,受到白宮邀請的三星電子動靜更大。
峰會召開前三天,三星電子曾和韓國政府官員會面,討論半導體產業發展。會上,還專門就出席白宮“半導體峰會”交流了意見。

面對白宮此次的“邀約”,韓國上下都感到深深的憂慮。
韓國《國民日報》還專門發表了一篇社論稱,美國政府正在公然邁向“半導體霸權主義”。

▲政府和企業需要合作以應對美國半導體霸權
韓國已經預感到了白宮來者不善,正如他們所料,白宮從很早以前就開始打算讓臺積電和三星為其國內的“缺芯”負責。
施壓逼迫三星和臺積電轉產汽車芯片的權宜之計,美國芯片行業并不領情。峰會上,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會長約翰·諾伊弗,當著拜登的面直言:“短期內,政府應避免干預。”
他的話似乎在暗示,白宮的力氣用錯了地方。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點明了美國“芯急”的癥結所在:“如今幾乎100%的制造端都在東亞,90%由一家公司制造,這是一個嚴重的漏洞。”

正因如此,早在2019年,臺積電就收到了白宮要求其赴美建廠的“邀請”。可能是意識到了在峰會上將會遇到的詰難,峰會前的吹風會上,臺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提前說了這么一句話:
芯片短缺與制造商所在地點無關。
但在會上,一些美國政客,還是“揣著明白裝糊涂”,仍舊拿著制造商所在地說事。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會長約翰·諾伊弗還在會上重述了他一直以來強調的一組數據:
“1990年,美國生產的半導體占世界的37%,如今只有12%……供應鏈的脆弱性在去年格外突出。”
威逼利誘得來的芯片畢竟還是“取之于人”,美國急需的是本土制造芯片的能力,而早在2月11日,美國半導體協會就寫信給拜登表達了這樣的隱憂和訴求:
“制造份額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競爭對手所在的國家為了吸引新的半導體制造商,提供了大規模的補貼和激勵,而美國卻沒有。”
曹韻告訴我,美國并非沒有出臺過激勵半導體行業發展的政策,恰恰相反,正是美國在芯片領域的激勵政策助長了IBM、高通等大公司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過度追求,將美國的芯片產業推到了現在的局面。
最近,美國產經智庫《Employ America》專門從產業政策的角度梳理了過去50年來的半導體發展史,探討美國失去競爭優勢的原因。

▲《半導體發展簡史:美國如何削減成本并失去領先地位》
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的半導體行業政策一直以大中型制造企業為創新核心驅動力,并創造了大量就業。然而上世紀80年代崛起的日本半導體行業,卻讓美國受到巨大沖擊。
為了應對這種行業競爭,美國的半導體政策開始往一種所謂的“科學政策”方向傾斜。這一政策的重點就在于,允許新創企業甩掉“制造業”包袱,通過輕資產運行的產業結構來節省成本,大幅增強運營效率。一大批頂尖的全球性芯片設計公司如高通、博通、英偉達等,都在這之后,脫穎而出。
曹韻也發現,美國芯片產業政策發生變化的時間點,恰好和美國工業制造業外流的時間點高度契合。可以說,美國芯片產業正是在其產業政策的指導下發生了與制造業的剝離。
此后,美國的芯片產業占據了全球芯片產業鏈的“制高點”。但是,這一切都是有代價的。
白宮今天的“芯急”,不過是美國自己早早作出的選擇。美國主動放棄的,不僅僅是芯片制造,更是與之相關的創新生命力。
曹韻告訴我,知識產權的創新與生產過程的分離,是可以降低成本。但隨著這種分離時間的拉長,制造到設計之間的信息反饋會逐漸出現問題,從而產生工藝上的“黑盒子”,研究就會開始逐漸遠離當下的制造問題,反而阻礙了產業的創新。
于是,只著眼于短期收益的“科學政策”所積累的負面效應不斷放大,最終導致美國在汽車芯片供需失衡和行業格局變化帶來的沖擊面前,措手不及。
美國短視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還是落了下來。在“半導體峰會”上,美國芯片制造企業英特爾的首席執行官蓋辛格沒有遮掩,稱希望美國能奪回三分之一的芯片制造業。

▲圖為英特爾首席執行官帕特·蓋辛格(Pat Gelsinger)
美國顯然不只是想回到原點,蓋辛格還有后半句話,除了制造業,需要對整體技術施加全面掌控的影響力。
只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解決眼前的問題,并不能一蹴而就。
峰會當天,白宮新聞秘書詹·莎琪提前做了鋪墊,芯片短缺問題既需要短期措施解燃眉之急,也需要長期對策。可峰會一結束,美國媒體立刻給美國政府潑了一盆冷水:
美國芯片短缺問題,目前尚無立即解決的辦法。

▲為什么說總統不能迅速解決芯片短缺問題
芯片產業鏈的擴產周期通常都在兩年以上,所謂“遠水解不了近渴”。擴產計劃對于當下美國缺芯狀況無法形成有效幫助。
即便像臺積電、三星電子一樣的芯片制造商迫于政治壓力,把芯片廠搬到了美國,從長期來看,恐怕也難從根本上扭轉局面。
究其根本,美國的芯片行業在“科學政策”的引導下,已經喪失了培育制造業的根基:人。
2019年,臺積電收到赴美建廠的要求時,董事長劉德音滿心都是拒絕。
原因很簡單:成本巨大。
美國的建設成本是臺灣的6倍之多,工資也超過3倍,不過,最令人擔憂的是付出了高昂的勞動成本,但美國人的生產力卻無法匹配。
曹韻從業多年的體會是,制造業回流絕不是僅僅投入資金就能解決的問題,其產業鏈配套以及數量充沛、素質合格的產業從業人員才是制造業回流成功與否的關鍵。
而幾十年來,美國芯片制造業外流造成的產業鏈錯配及成熟產業工人的大量缺失,是當下美國政府最難以解決的問題。
最近,同樣打算在美國興建芯片廠的富士康子公司京鼎精密的首席執行官兼總裁邱凱文有同樣的困擾:“我們是否可以在美國找到足夠的合格工人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美國勞工統計局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有超過1億的美國人沒有工作,更讓人驚嘆的是:只有685萬美國人想要重返職場,創紀錄的9400萬人并不想要工作。

▲非勞動力(藍色表示不想工作的非勞動力;紅色表示想工作的非勞動力)
根據曹韻的觀察,制造業外流已經令大部分美國普通民眾越來越難以勝任高強度且枯燥的制造業勞動,而新冠疫情以來政府一系列的補貼救助計劃,更讓許多美國人覺得:我很高興每周呆在家里就能賺500美元,而不是出去工作。
因此,未來幾年,無論是臺積電,富士康,還是英特爾,他們在美尋找勞動力時遇到的問題可能會比想象的更為嚴重。
美國芯片制造業回流,看起來成了白宮面對的無解的難題。
于是,才有了強行要求三星和臺積電轉產,將其“綁”來美國設廠等一系列“芯”急亂投醫的舉動。
但事實上,這個看似無解的問題,背后有一個再直白不過的邏輯:只有腳踏實地練好內功,才能讓產業真正發展起來。
既想走捷徑,又想得便宜,最終只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倘若今天的白宮仍不反思,繼續走進這場“死局”,恐怕就再難轉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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