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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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央行研究局陳浩等四位博士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論文》上刊發的《關于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引發熱議。其中,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觀點:“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1】”
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么大一口鍋扣在文科生頭上,被人解讀為“文科生誤國”。其實,央行工作論文想要表達的或許是文理科的結構性問題。
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文科生太多,還是理科生不給力?中國正處于中等收入階段,如何才能越過這一陷阱?
本文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邏輯
一、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二、人文科學為技術創造空間
三、寬容文化是經濟文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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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從“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彰顯著理工科的重要性。事實上,理工科在中國長期居于優先地位。政府每年對以理工科見長的“985”高校的財政投入是巨大的。中國設有自然科學院士,沒有人文社會科學院士制度。在職稱級別上,一級教授皆為理工科教授,幾無文史哲教授。文理科教授在學術經費、津貼、住房等待遇上的差距甚大。
如今,人口紅利日漸消失,“卡脖子”問題凸顯,對技術創新的渴求愈加強烈,理工科熱在“雙一流”工程的推動下再入高潮。
問題來了,按照央行工作論文的說法,東南亞文科生太多導致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國將理工科拔到如此之高的地位,為何技術創新依然捉襟見肘?在中等收入的爬坡攻堅期,經濟增長衰退,到底是文科生太多,還是理科生不行?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它是一種經現象: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及中高收入(人均生產總值在97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間)時,經濟長期停滯或反復波動,未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典型的國家有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及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比如,阿根廷在1964年的人均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之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是,從1982年拉美債務危機開始,阿根廷反復爆發債務危機,經濟增長起伏不定。1989年和2002年兩次債務危機再次將阿根廷的人均生產總值拉到2600美元以下。二戰以來,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以色列等極少數國家拿到了發達國家的門票。多數國家只能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與折騰。這是為什么?
通常認為有兩個原因:
一是低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轉型失敗,技術創新不足的同時,老齡化、少子化又導致人口紅利衰退。
數據顯示,2003年的研發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阿根廷為0.41%,馬來西亞為0.69%,韓國高達2.64%。2006年每千人中的研發人員,阿根廷為1.1人,馬來西亞為0.42人,韓國為4.8人。
二是金融過度自由化,反復爆發危機,比如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
一些人因此得出結論:這些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理科生不足,技術創新不足;文科生(經濟學家)誤國,金融開放后被美元反復收割。
其實,只要稍微往前思考就明白,這些結論都過于表象,甚至極具誤導性。
為什么制造業轉型失敗?這些國家的技術研發投入為什么不足?技術創新來自哪里?
人人都知道技術創新重要,為什么做不到?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技術創新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靠錢堆起來的,而是靠制度創新。不同的制度,造就不同的人及行為,從而決定不同的技術水平。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的主張【2】。
過去,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為何快速增長?
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國際資本、國際技術的遷移。拉美國家多數是資源型國家,東南亞國家則是勞動密集型國家,礦產資源和勞動力富余吸引了大量的國際資本進入。國際資本投入,國際技術引進,國際市場拉動,這些國家快速步入中等收入階段。
所以,這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并非來自國內的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的提升以及制度的優勢。相反,經濟快速增長催生了民族情緒,反而掩蓋了技術創新的不足,忽視了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停止了對劣質制度的改革。
比如,在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時,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墨西哥、巴西大量出口礦產資源,經濟迅速起飛。巴西經濟在1971-1974年間平均增速超過10%,墨西哥經濟在1978-1981年間平均增速超過9%。但是,1982年,這兩個國家爆發債務危機,經濟陷入負增長。
美元快速升值是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還在拉美國家自身。依托資源出口創匯的擔保,這些國家大規模借入外債,發行了大量的貨幣。這些貨幣流入了政府部門及資源型利益集團部門,很少使用在人力資本和科技研發上。1982年美元快速升值,大宗商品價格迅速回落,資源出口創匯驟降同時,外債利息飆升。墨西哥、巴西先后宣布無力償還債務,匯市、債市崩盤,通脹爆發。
這是不是金融開放的問題?這是制度問題。拉美國家普遍沒有建立真正的憲政制度,國會對政府舉債和貨幣發行沒有約束,法律對資源型利益集團的打擊不足。
再如泰國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我在《泰王的新衣》中指出,“很多人將這場經濟危機歸咎于泰國過度開放的金融政策,但極少人關注到真正的原因,那就是保王派控制的商業銀行創造了過度泛濫的信貸,透支泰銖信用,最終引爆了貨幣危機。”
泰國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英式君主立憲制。泰國王室有三股力量控制著泰國:一是《褻瀆王室法》保護的“明君”威望;二是保王黨控制的上議院以及扶持的親王政府;三是龐大的王室財團。泰國王室資產達到430億美元,相當于英國王室的80倍。
長期以來,泰國王室與軍人集團控制著泰國的政治,打擊政治對手,制度改革緩慢,甚至輕易修改憲法。制度上的落后反噬經濟,引發亞洲金融危機。王室控制的商業銀行大規模地向王室企業提供貸款,導致泰銖信用和銀行風控愈加脆弱。
韓國的情況類似,這場危機波及韓國。長期以來,韓國財閥控制的商業銀行無視風險地向旗下企業大規模輸血。當金融海嘯來襲,企業無力償還貸款,風險波及銀行系統,金融危機爆發。為什么韓國能夠走出危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關鍵是1988年的政治改革。這一年,韓國借著奧運會推翻了軍人政府,修改憲法,實施總統直選制度,保障言論自由,推行經濟自由化改革。后來,民選總統金泳三、金大中執政,他們與財閥作斗爭,徹查全斗煥、盧泰愚,將全盧二人投入大牢。金融危機爆發后,金泳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金大中則整頓財閥金融,關閉向財閥輸送利益的商業銀行,從根源上斬斷財閥經濟的危機。
韓國經濟學家、現任駐華大使張夏成在其《韓國式資本主義》中指出:“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的問題是市場本位主義的產物,那么韓國的問題則因沒有正確樹立市場經濟規范而導致”【3】。他認為,韓國式資本主義類似于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賤民資本主義”,表現為任人唯親、裙帶關系、小團體主義、地方保護主義、貪污受賄等特征。這就是制度問題。
韓國度過這場危機后經濟持續增長,最終躋身發達國家行列。這必須歸根于韓國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四位民選總統對財閥勢力的持續斗爭。民選總統打擊財閥壟斷,推動經濟自由與輿論自由,為競爭公平和技術創新提供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四位民選總統都是文科生,其中金泳三學習哲學,金大中記者出身,后來的盧武鉉和文在寅都是律師出身。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制度陷阱。這些掉入陷阱的國家,制度不改革,治理無能,腐敗不堪,利益集團壟斷資源、控制經濟、打擊輿論,導致財富集中,內需不振,思想萎靡,創新不足,社會矛盾尖銳,經濟停滯不前。
制度創新,靠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精英推動改革,也靠哲學、歷史、文學、新聞傳媒等人才啟發民智,傳播思想。當然,理工科生也可以改行加入其中。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文科生太多,而是文科在制度改革與創新方面沒有起到作用,沒能給理工科在技術創新上創造足夠的空間。
02
人文科學為科技創造空間
人文科學起到什么作用?
有人說詩歌怡情,哲學開悟,文學通達,談具體作用就顯得功利主義了,未免太庸俗。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一個學科、一個職業如果沒有效率,無法創造價值,定然會被淘汰。
人很自然會選擇更有效率的職業和專業。后發國家步入中等收入階段時,國際技術大量涌入,工業效率快速提升,工業領域的收入快速增加。這吸引更多的人選擇理工科,電子、機械、計算機、材料都是熱門專業。過去幾十年,中國高中階段,成績更好的一批學生選擇理科,理科沒有優勢被迫選文科的大有人在。進入千禧年后,市場對外貿、管理、金融人才的需求擴大,商科開始崛起,不少成績好的學生選擇了金融、外貿、經濟學、管理學、財會,其中不乏理科生。而歷史、哲學、宗教、考古學、文學、美學、國畫、社會學等文科專業均為冷門專業。
到今天,我們需要反思:人文科學有什么作用?
第一,人文科學為科學技術創造生存空間。
改革開放之前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當時比現在更加重視理工科,但是技術創新依然吃力。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始引進國際資本和技術,但是遇到一個難題:資本也有,技術也有,土地也有,工人也有,就是不敢落地,為什么?
當時的土地是國有的,很多地方政府不敢批地,外商只能到特區來投資。政府找到一些專家,如從美國回來的經濟學家張五常,探索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從香港引進土地租賃權拍賣制度。土地可以流轉,市場開始啟動,資本和技術才大規模扎根中國大地。
這個過程可分為三步走:一是制度改革,政府釋放資源;二是企業主入場;三是工人、工程師發揮作用。可見,人文科學的探索在前,產權制度改革在前。
過去幾十年,羸弱的文科,漸進的改革,給國際資本和國際技術轉移開辟一些生存空間。龐大的理工科團隊主要干一件事情,那就是“搬運”。將臨床、軟件、電子、汽車制造等流水線、設備及技術標準搬運過來。這成就了中國制造。
如今,國際技術轉移紅利逐漸衰退,空間逐漸塞滿,核心技術又搬不動,人口紅利還逐漸消失,怎么辦?是不是要回到“數理化”的時代?
接下來,發展理工科依然很重要,但卻不是關鍵。為什么?過去幾十年,能夠搬運的技術搬運得差不多了,理工科應該轉向技術創新。但是,為何技術創新艱難?是不是技術投入不足?是不是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不足?
這些固然沒錯,但也不是關鍵。關鍵是羸弱的人文科學沒有為科學技術打開成長空間。過去,人文科學給科學技術只創造了生存空間,沒有打開成長空間。有些理工科直男說,技術創新不足主要是因為領導是文科生,外行領導內行。問題的關鍵是,為什么存在外行領導內行?可能是公司制度和管理上存在問題,導致人才錯配。這就是人文科學沒有為技術人才打開足夠的成長空間。如何讓巨額的科研經費配置給合適的人,這也是人文科學及教育制度的任務。中國頂尖學府曾有幾大知名校辦企業,如今均面臨危機,要不債務重組,要不負債人被調查。是高校技術不行,財政經費不足,還是管理不善?
比如,法學研究與法律工作的問題。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打擊了創新者的積極性,也抑制了企業主對技術研發的投入。又如,經濟學及反壟斷工作的問題。壟斷勢力阻礙了技術進步,但盲目的反壟斷反而打擊了技術創新。現實的問題是,很多經濟學家和律師并不理解什么是壟斷,不清楚反壟斷到底在反什么。
再如,產權改革及治理工作的問題。我在《農村的出路》中講了這樣一個例子:在南方一個地區,當地農民掌握了一種水果的種植技術。近些年,他們主要收入來自種植技術的輸出。他們到周邊省份大規模承包當地的果園,然后采用他們的技術改造果園,果樹產量迅速翻倍,質量也大幅提升。但是,他們也面臨一個問題:當地農民看到被承包的果園產量和收益翻倍,馬上要求毀約,設置各種路障,強行收回果園。這導致他們手上空有技術和資金都不敢投入,結果雙輸。這個問題源自土地產權和鄉村治理。
我們經常討論農村、農民、農村的出路何在?如果資本、人才和技術進不去,農村如何發展?農民如何增收?農業如何進步?現代農業是高科技行業,如何才能為農業技術打開成長空間?產權制度改革和鄉村治理提升是兩條可靠的邏輯。
除了法律、管理、金融外,傳媒、藝術、文學、歷史等均能夠為科技打開成長空間。通常,思想市場越繁榮,理性思維越成熟,知識創新越發達。如果國民不理解個人自由,不理解產權制度,不理解人文精神,不理解立法原則,不理解國家內涵,制度變革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人文科學的任務是探索并傳播人類行為的規律,進而創新制度,給技術提供成長空間。
所以,人文科學的第二大作用是為科學技術打開成長空間。
人文科學還有一大作用是為科學技術劃定增長空間。
有空間就有邊界,技術或許無邊界,但是技術在人類社會系統中是有邊界的。如何劃定科技的增長空間,是人文科學的艱巨任務。這分為兩部分:
一是抑制技術進步。比如,管仲鹽鐵官營。鑄鐵是一項重要技術,管仲將其官營壟斷,打擊了民間鑄鐵技術的進步。此后,歷代王室都對鐵器、火器加以管制,抑制了金屬冶煉、火力能源的進步,而這兩項是工業革命的重要技術。
二是縱容技術濫用。比如,基因編輯、核技術、大數據是人類的福音,也可能是人類的災難。這取決于人類如何管理這些技術。人文科學的一大挑戰是,如何構建有效的制度、法律與倫理,去接納、限制技術運用。
人文科學探索的是人的行為規律,自然科學探索的是自然規律(不是按是否學數學來區分)。這種探索可以使用定量方法,也可以使用定性方法,關鍵是要遵循抽象邏輯。與自然科學相比,人文科學的研究難度其實更大,探索人的行為規律更困難。
從人文科學到政治制度,再到經濟自由。這是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主張。最典型的說法是,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為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打開天窗。但是,殘酷的是,在利益與權力斗爭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新興國家能夠走出這條路。
03
寬容文化是經濟文明底色
如今的人文科學教育往往距離抽象邏輯太遠,能給人多少理性思維?
自然科學的抽象邏輯夠“硬”,沒有太多主觀發揮的空間。但是,人文科學非抽象邏輯的生存空間太大,且常常被人利用。化學、物理學不會被分為西方的和東方的,但經濟學、管理學、歷史學常被區別對待。如果違背自然規律,所有人都可能被懲罰。但是違背人的行為規律,可能一部分被懲罰,一部分人則獲利。例如鼓吹貨幣放水,一部分人可以借此洗劫另一部分人獲利。干預主義在經濟學、政治學中被包裝為真理大行其道。被扭曲的人文科學,游離于抽象邏輯之上,大談似是而非的理論,甚至危害至深。
文科生常被人詬病,邏輯混亂,浮于表面,觀點偏激,流于空談。他們在法律、經濟、管理、新聞等職業上的競爭力,可能還不如理科生。當然,這并不是說理科生更有思想,而是在過去高考選拔競賽中,更優秀的、智力更高的一批人選擇了理科。文史哲居于鄙視鏈的底部,歷史無理性歷史觀,法律無憲政思想,哲學無思辨邏輯,文學無人道主義,傳媒無客觀主張,經濟學無自由市場,如何為科學打開天窗?如何啟迪世人?
如今,人文科學領域反而是思想的重災區(但文科生無需背鍋)。
但是,人文科學是重災區,才需要更加重視它、改變它。如何改變?
文科生的多與少,學什么專業,從事什么職業,不是由一篇文章、一個機構、一個政府說了算。這是一種上帝思維。個人、政府及任何機構都難以判斷文科價值高還是理科作用大,中學教師的作用大還是軟件工程師的作用大。文科生、理科生及其各科生之間的配置,大體上還是看市場價格。唯一能夠判斷的是自由市場,唯一能夠提供指導的是自由價格。
比如,當歷史學畢業生就業壓力增大,就會有很多學生報考其它專業。又如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物理學高材生就業困難,他們中有不少轉向(報考)就業前景更好的經濟學博士。這個趨勢也促使經濟學方法論轉向實證主義。
隨著經濟的發展,競爭的加劇,市場需要更多的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跨國經營人才、審計師、律師、心理咨詢師、傳媒人。這些人可能出身于文科,也出自理科,可能未必專業對口,但這都不重要。市場競爭的唯一標準是效率(效用)。用市場去淘汰那些被扭曲的人文科學知識,淘汰那些缺乏理性思維、獨立思想和創新能力的文理科生。這就是市場競爭的倒逼法則。
在大社會中,我們應該包容不同的正當性行為存在,包容各種正當性的自由市場和職業存在。有些職業或許距離自然科學很遠,距離科學技術很遠,但只要它有效率與效用,終歸會促進社會的進步。
曾經有一位經濟學家指出,鋼琴演奏的技術進步緩慢,如今演奏家的技術水平或許還沒200多年前的貝多芬好。按此推理,一個國家是不是不應該把資源投放到這些低效領域,如鋼琴、芭蕾舞、按摩、滑雪,等等。如果將這些資源投放到理工科、工業與技術領域,經濟效率與技術進步會明顯提升。這樣做是否更好?
蘇聯是一個典型的工科直男。這個國家采用中央計劃的方式,將絕大部分資源投放到重工尤其軍工領域。經濟增長一時迅猛,軍備競賽的風頭一時壓過美國,核彈頭數量也多于后者。但不論從結果上還是邏輯上看,這種做法都是失敗的。
二戰期間源自歐美世界的技術積累是蘇聯技術的底子,資源集中在重工業領域,制造大量的核彈頭和巨型廣場,無法掩蓋其民生、法律、輕工、金融以及其它領域的羸弱。最終其它領域的羸弱反噬了其重工與軍力。比如,蘇聯的飛機、潛艇、核電站的事故概率要高于美國,有些事故源自國家治理上,有些源自財政資金上,有些源自電子元器件。80年代后,微電子、半導體領域的落后,導致蘇聯軍備落后于美國。國家治理與財政資金的問題最終擊潰了這個龐大的帝國。
日本二戰時推行經濟軍事化,將全部資源集中到軍工上,迅速擴張航母、艦艇和飛機數量。珍珠港事件后,海軍裝備數量上不遜美國。但是,很快美國人發現,日本海軍是“打腫臉充胖子”,各方面落后于美國。一些航母是由大型商船改造而成,夾板薄,戰斗力弱。在中途島戰役中,日軍航母被轟炸后陷于癱瘓,而美國憑借強大的工業技術,可以迅速維修受損航母。更重要的是,美軍憑借發達的情報技術重創了日本海軍。
人為集中資源與市場配置資源,前者往往盛極而衰,后者常常先抑后揚。當遇到大規模協作與創造性競技時,人為集中資源出現嚴重的短板。與舉重相比,足球的協作規模和創造性競技程度要更高,足球俱樂部則更有優勢。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靠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源自一個個繁榮的小市場、小需求和小愛好。比如芯片制造是制造業智能化升級的一項重要技術。芯片技術哪里?如果你是一位攝影愛好者,那么你的愛好促進了芯片制造。照相機中的光學鏡頭(如德國蔡司)被運用到荷蘭阿斯麥光刻機中。先進芯片是全球最頂級的科技公司分工協作的結果,我們不需要也不可能每一項技術都掌握。但是,繁榮的小市場、小愛好、小技術越多,這個國家越有可能掌握更多的核心技術。
所以,我們需要提供寬容的環境,讓各類自由市場蓬勃發展。當然,這個寬容不是無原則的寬容,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寬容,而是遵循正當性自由的寬容。流行樂、爵士舞、橄欖球、曲棍球、翼裝飛行、登山,等等,各類市場越繁榮,科技越發達,社會更進步。其中的邏輯有二:
一是技術擴散。這些市場、產品可以給人們帶來不同的效用。對效用的追求客觀上也會促進技術的進步。比如看球賽、田徑賽都可以促進技術進步。100米短跑對跑鞋的要求極高,這促進了鞋子的材料進步。F1賽車推動了汽車技術的進步。軍工材料中使用的磷促進了農業產量的增加。
二是環境寬容。
翼裝飛行、攀巖、跳傘等極限運動被戲稱為“國外人少”的原因。極限運動挑戰追求最高、最快、最強、最驚險,其背后是人類技術的極限、人類意志的極限以及人類欲望的極限。歷史上,飛機、電力、炸藥、核能技術等偉大發明,都與人類的極限挑戰相關。
唯有寬容,才能繁榮。新興國家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當國際技術轉移紅利衰退,當人口紅利衰退,當理工科及技術尚未成長,當人文科學及制度停滯不前,只能追求更加寬容的環境發展自由市場。市場的力量是自發的、自由的,讓經濟自由促進其它自由。這是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主張【4】。
寬容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底色。我們找不到一個暮氣沉沉、科技又發達的國家,找不到一個民眾邏輯混亂、經濟又繁榮的國家,找不到一個只唱一首歌曲、社會又文明的國家。
更何況,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不過是手段,效用與自由才是目的。
參考文獻:
【1】關于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陳浩等,中國人民銀行工作論文;
【2】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道格拉斯·諾斯,格致出版社;
【3】韓國式資本主義,張夏成,中信出版社;
【4】資本主義與自由,米爾頓·弗里德曼,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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