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計劃經濟的死與生!
作者:新華門的卡夫卡
近日以來,隨著東歐地區局勢的日漸緊張,或許很多人已經看出來了,作為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核心政治取向,反俄是不可動搖的美國對外策略。而烏克蘭政府,特別是澤連斯基的支持率一路走低,迫使澤連斯基產生了進行軍事冒險以獲取政權合法性的意圖,這樣一來,東烏地區一時間戰云密布。
據相關信息顯示,俄軍已在北面、東面和南面的克里木半島,調動了三個集團軍,以待如果烏克蘭方面發起挑釁甚至是發動軍事冒險,則迅速發動大縱深進攻,消滅烏軍進攻東烏的部隊,甚至將戰線前移到第聶伯河兩岸,將傳統的文化上和血緣上的親俄地區全部納入東烏克蘭。

固然,澤連斯基是因為支持率一路走低,而試圖發起對外軍事冒險來挽回支持率,討好外國主子,但實際上俄國同樣有不得不進行軍事冒險的需求。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俄羅斯雖然沒有陷入如印度、瑞典、英國和美國那樣的放任自流,全面爆發的境地,但也好不了太多。由于俄羅斯本身公共服務體系的老化,和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瓦解,導致了俄國在新冠疫情的治理上乏善可陳,除了衛星V疫苗外幾無功績,俄羅斯政府面臨了較為沉重的政治壓力。
說到底,烏、俄兩國,目前面臨的就是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合法性,legitimacy,更貼切的說法可以認為是“正當性”,是掌握公共權力的人/組織是否正當的度量。我國歷史社會學學者趙鼎新老師將合法性分解為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意識形態合法性,就是政權/國家的組織形式與社會的普遍認識是否貼合,績效合法性是掌權者/執政者是否有顯著的績效,而程序合法性則是民主選舉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掌權者/執政團隊是(你們)選民經過公開透明程序自己選擇的”,這些在游戲席德梅爾·文明系列里也有體現。
蘇東劇變以來,原蘇東國家的轉型,有成功的,也有比較失敗的。當失敗成為一種習慣的時候,這樣的國家其政權自然談不上什么績效合法性。以我國為參照物,蘇聯解體后的1992年,烏克蘭人均GDP是1417美元,中國是366美元,而俄羅斯是3098美元;至2019年,烏克蘭是3659美元,中國是10,216美元,俄羅斯是11,584美元。相對比之下,俄烏兩國顯然是缺乏績效的,遑論支撐合法性了。
因此,支撐俄羅斯政權的合法性的,更多的是普京作為總統的個人魅力,而缺個普京的烏克蘭,則上演的是連續的政權更迭與政壇動蕩。
那么,蘇東地區為什么會轉型失敗呢?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即原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轉軌,為什么有如中國這樣的優等生,也有如烏克蘭這樣的差生。學術界已對此做了諸多研究,筆者在此不一一贅述。今天,筆者其實是想表達這樣一個觀點,俄羅斯這個國家,或許只能使用計劃經濟或準計劃經濟的體制。
傳統上的計劃經濟為什么失敗
自社會主義概念提出以來,特別是由蘇聯成立并實踐探索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來,關于社會主義能否成功就一直是一個學術界爭論甚深的“倫理問題”。
筆者之所以稱之為倫理問題,是因為關于社會主義能否成立,是由于學者的立場決定的,因此爭論中卷入了相當多的關于討論者本人的情感與傾向。隨著蘇聯的一五計劃順利開展,社會主義能否成功又濃縮到了計劃經濟上,在國際輿論場,計劃經濟能否成功,與社會主義能否成功變成了等價命題。
隨著蘇聯的不斷發展,計劃經濟也拓展到了更多的國家。然而,隨著蘇聯模式的不斷實踐,諸多實踐均表明計劃經濟存在的弊病,直到后來更是伴隨著1991年的蘇聯解體,徹底宣告了計劃經濟模式的死亡。新的俄羅斯以丘拜斯(丘賣光)“500天跑步進入市場經濟”拉開了帷幕。
傳統上,蘇聯的計劃經濟是高度指令化的,甚至其指令細化到了伏爾加的鞋廠生產500雙左腳皮鞋而烏拉爾的鞋廠生產500雙右腳皮鞋,最后通過發運和調配,完成皮鞋的匹配。
但在實踐中,這樣的指令集經濟是行不通的。隨著國民經濟的日趨復雜,單純的中央指令、地方執行,猶如北海巨人一樣,僵硬且不靈敏。蘇聯在戰后成立了26個國民經濟的工業部,每個部統籌、指揮一個工業方面或工業門類,通過蘇聯國家計委統一安排的生產計劃,根據計劃下達生產指令。
但實際經濟活動存在高度的波動性,其不確定性和波動性是內生的。因為現實生活本身就存在有不確定性,而上下級之間信息是不對稱的,制定經濟計劃指令的人并不清楚執行經濟計劃指令的人所面臨的的實際情況,因此想要讓計劃成功,必須留有足夠充分的冗余量,否則計劃一定會失敗。即某工廠的正常產能是100%,計劃制定時只可以按實際效率的80%制定計劃,否則計劃無法正常完成。
然而一旦冗余量留多了,整體的要素利用效率就下來了,即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就低,等于原本為克服資本主義的市場波動實行的計劃經濟,其經濟效率還低于資本主義。尤其是計劃經濟所執行的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更加難以動態的調整國民經濟指標。
特別要指出的是,隨著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蘇聯取消了集體經濟和自留地,將國民經濟中的潤滑部分全部變成了條塊狀的指令經濟,導致了更為畸形的國民經濟形態。信息的不對稱原理告訴我們,如果決策的層級和執行的層級之間越遠,則信息差越大,那么就很難有對的決策。

在實踐中這是不能“讓委員長指揮每挺機槍的布置擺放”,然而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就是用集體經濟給市民階層發福利,并趁機變更所有權,蘇聯國家計委也變成了“具體指揮機槍的委員長”。自此,國民經濟愈發僵硬。
生產計劃本身的合理性
然而,蘇聯的死亡,并不是計劃經濟生命力的終結,或者起碼并不能自證自由放任經濟的正確。
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與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不成功、蘇東國家轉軌的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何以成果?我想這些年來許多研究已經給出了形形色色的答案,然而筆者認為在經濟方面最大的認識,是市場經濟本身的建構性。即,市場經濟不等于自由放任經濟,市場經濟的成功,是讓價格體現生產信號,讓價格代替很大一部分程度的計劃指令,并且通過強有力的維護市場秩序,保護生產積極性,締造有效市場。
可以說,資本生產的再循環,其中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驚險的一躍”,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將市場視為不死不滅的客體,就會導致市場的死亡。
而另一方面,則是我國從未放棄對國民經濟的統籌規劃,即計劃性。實際上,自從人類有了靈智,計劃性就是一種基本人性。凡有生產就需要有組織,而組織生產就必然有計劃。即便是原始公社去下河摸魚,也需要有生產計劃,“我們社群出動幾個人,花費多長時間,摸多少魚(夠大家吃),要不要摸小魚,摸到的魚多出來怎么處理”。顯然,生產計劃是內嵌在勞動生產運行的基因里的,沒有計劃的生產,是不可想象的。

我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建國后通過三十年的艱苦卓絕的奮斗和篳路藍縷的建設,建成為一個擁有齊全工業門類的初步工業國家;改革開放后,隨著融入國際分工和國際大市場,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循環,我國逐步將自身的工業門類加以拓展,擁有了齊全的工業類別,并在絕大多數的工業門類中都建成了較高的工業產能,在國際分工和價值鏈中不斷向上游前進。
我國的企業發展程度還不夠發達,通過五年規劃體系,科研機構和高校進行技術攻關,即便可能不算高效率,也還和發達國家技術水平無法并駕齊驅,但仍舊較市場、企業自行研發和攻關好得多。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真正有技術自研基因的企業,可能就那么幾家,剩下的企業都得先成長為龍頭才會開始投資科技研發,畢竟人先要吃飯不是么。當然,某些買辦企業骨頭是歪的,這里不再討論。
反觀俄羅斯,蘇聯解體后國家動蕩,國民經濟體系直接瓦解,不消說什么科研攻關、技術路線和產業鏈/供應鏈的保障,甚至連基本的國民生計都無法保障。居民部門的用電和生活用水,其實是具有高度重復性的經濟數據,在計劃指令生產的模式下,對基本民生的保障并不是一個難題。然而如果放任自流,市場本身的波動性足以摧毀基本民生,90年代的俄羅斯,許多城市就在上演這樣的悲劇。當然,我們也看到了,前不久的德克薩斯州極寒天氣與暴風雪,德州人民遭了同樣的殃。
不合理的不是計劃經濟,而是僵硬的命令經濟、指令經濟,經濟活動是需要調節的,調節機制如果是純粹由指令者下令,腦補,“拍腦門種玉米”,“拍腦門降高鐵”,那當然會導致許多弊端。有錯的不是槍,而是拿槍亂掃一氣兒。
國家計委的重生
說到俄羅斯在轉軌后的亂象,已經有汗牛充棟的文字了,筆者這里以普京為線索說說俄羅斯最高層對計劃經濟的認識。
實際上,作為一個文化上的蘇粉,筆者對俄羅斯文學和亞歷山大紅旗歌舞團愛得深沉(可以包括姑娘們)。然而越是了解,越是為俄羅斯文化精神上的縫合怪感到莫名。在精神上,深受東方的集體生產模式塑造的俄羅斯文明,極度向往西歐的“自由、平等、博愛”,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向往著溫暖的地中海之濱。在精神上,無比豐滿的前蘇聯文藝界卻相當自卑,幾乎對西方世界的主流理論有一種不假思索的接納。
蘇聯解體后,主導俄羅斯聯邦的思潮,也是相當西化的,而作為葉利欽所選擇的接班人普京,其實也是一個西化的擁躉。作為民主派頂尖大佬索布恰克忠誠的弟子,能想象普京是一個蘇聯主義者,或者是斯拉夫主義者嗎?

索布恰克和普京
然而,現實逼迫之下普京等既有頭腦也還仍有良心的俄國上層,是“欲投靠西方而不得”,最終不得不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普京本人對蘇聯的態度,也是不斷變化的。起初普京認為,“誰想回到蘇聯,就沒有頭腦”,但近年來已經變成了“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與之同時變化的,則是俄國的經濟政策。
21世紀以來,伴隨著俄國國民經濟的,是國內國外兩方面環境的大大改善。
國內方面,隨著普大帝拳打別列佐夫斯基,腳踢霍多爾科夫斯基,收拾諸多寡頭后,國家終于能重新控制資源開發和石油工業,并沿用蘇聯時期的政策,用石油收入貼補國家公共服務體系;國際方面,隨著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起飛,自然資源要素價格直線飛漲,價量齊升。兩方面因素之下,給俄羅斯帶來了短期的“黃金時期”。
以莫斯科大學為例,莫大的教授們在這一時期,每一兩年要換一輛奧迪汽車,要吃西班牙火腿、意大利奶酪和法國紅酒,新鮮的海鮮和牛肉管夠。然而,這一時期的俄羅斯,也患上了出口資源依賴癥,“荷蘭病”,蘇聯時期留下的工業體系進一步萎縮和瓦解,甚至被我們蔑稱為“偽裝成國家的大號加油站”。
而轉折點是索契冬奧會和克里米亞戰爭。格魯吉亞戰爭并沒有改變俄羅斯的地緣戰略態勢,同時俄羅斯石油出口型經濟建設的階段性“成就”也體現在了索契冬奧會上。但隨著烏克蘭局勢的發酵,最終俄羅斯不得不采取吞并克里米亞的政策,而由此導致的西方全面制裁,可以說反倒開啟了俄羅斯國民經濟的新篇章。
西方的制裁后,梅德韋杰夫作為總理的作為,可以稱之為“一塌糊涂”,徹底斷送了西化派、自由主義者在俄羅斯的前途。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自此可以在俄國畫上句號了。最終,普京選擇了新任總理米舒斯京。
米氏之前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按市場經濟的方法論理解,就是個權力意志者,是個執行者,可能不懂操盤經濟運行調節。的確,此君不懂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因為他的經濟學博士,來源于蘇聯時期的“經濟控制論學派”。
從去年年底開始,搞了一個機構叫“協調中心”,正在逐步加碼資源。這個東西,目前是蘇聯國家計委的mini版。目前的協調中心,是統籌各個行業、各個重大項目、各個重大工程的進度,配合推進上下游一體化,統攬技術攻關的總體需求,節約要素。歷史的演變,就是作為一個年輕時堅定的西化派,普大帝走上了老路。在目前看來,協調中心的未來,是規劃、立項和執行國民經濟。

米舒斯京和普京
而從更深刻的層次來看,全球化的有序脫鉤是未來不可逆的歷史潮流。不僅僅是我國在防止別人“卡脖子”,美國在拜登上臺后也在評估產業鏈回遷和供應鏈集中度與安全問題,如臺積電這種美資企業就被要求返美建廠;甚至就連一向廢柴的歐盟,也在積極評估其供應鏈的集中度和工業發展的安全性。
可以說,未來基于如“北美FTA、歐盟、歐亞經濟聯盟、RCEP”等經濟聯盟的有限全球化,是大勢所趨。在這樣的背景下,俄羅斯必須盡快恢復其工業能力,這當然需要國家層面對經濟的深度干預與控制,這就是經濟控制論的全新舞臺。實現一部分工業能力的恢復和軍工技術的重新迭代發展后,俄羅斯還不失為一個區域板塊的盟主,屆時大家也可以重新看到純粹以美元計價的國際經貿體系,GDP到底有多虛無,到底有多強的掠奪性。
而如果這樣,我們打開的21世紀,就是人類的戰國時期,大爭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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