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兒:拉幫結伙?美國的“印太”算盤不好打
作者 :外事兒 2021-04-26 21:33:47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當地時間4月16日,日本首相菅義偉會見美國總統拜登,他也成為拜登就任總統后首位“面對面”會見的外國領導人。會見后,美日發表聯合聲明稱,將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當地時間2021年4月16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與來訪的日本首相菅義偉進行會談,并舉行了聯合記者會。/IC Photo
重提“印太”的不只美日兩家,當地時間4月19日,歐盟理事會發表“歐盟印太合作戰略”的聲明,決定加強在印太地區的戰略重點、存在和行動。專家分析稱,歐盟此份聲明或意在“應和”美國盟友。
盡管在“印太地區”動作頻頻,美國主導的“印太”小圈子利益松散,難以達成共識,“印太”的算盤顯然沒有美國想象中這么好打。
4月1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美日領導人聯合聲明答記者問,指出美日嘴上鼓吹“自由開放”,實則拉幫結伙搞“小圈子”,煽動集團對抗,這完全是逆時代潮流而動,同本地區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共同期待背道而馳,只會讓世人越來越看清“美日同盟”危害地區和平穩定的本質和圖謀。
從“亞太”到“印太”
美國對亞洲和西太平洋地區的傳統稱謂是“亞太”,“印太”這個詞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逐漸“走紅”。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指出,二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是否著重強調印度的存在。
特朗普并不是“印太”概念的締造者。早在2007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曾在訪問印度期間提議,建立包括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在內的四國集團,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打破“大亞洲”的地緣政治局限。
不過,當時奧巴馬政府主張“亞太再平衡戰略”,四國各方面協調并不一致,導致“印太”概念并未翻起多大的水花。
直到特朗普上臺后,他再次撿起了“印太”概念,并將其升級轉變為“印太戰略”,把這個較為陌生的詞語變成了外交政策上的“陳詞濫調”。
解密美國印太戰略文件。/推特截圖
無論是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還是特朗普的“印太戰略”,這些戰略變化都與亞太地區力量格局變化相關。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指出,奧巴馬政府時期,隨著中國和平崛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地位受到影響,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是想拉攏盟友,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印太戰略”則是在“亞太”基礎上擴大,通過印度洋與亞太地區間的關聯互動,尤其是拉入印度,意圖制衡中國,“兩者實則一脈相承。”
今年年初被解密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也證實了這一點,文件內容包括如何保持美國在印太地區戰略優先地位、如何提升美國經濟領導力,文件中14條假設推論中有6條直接涉及中國。
對于這份解密文件,1月1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稱,這份文件的內容恰恰暴露了美國借“印太戰略”遏制打壓中國、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險惡用心,這實質上是一份“維霸戰略”。
拜登的“小心思”
特朗普政府口號喊得響亮,但“印太戰略”并沒有取得實質進展。美國國內分析人士一度認為,“印太戰略”或隨著特朗普下臺而退出歷史舞臺。另外,拜登作為“當選總統”時,他在詞語使用上多次選擇“亞太”而非“印太”,這更加深了人們的猜測。
然而,與先前猜測相反,就拜登政府近期表現來看,拜登大有繼承“印太戰略”的可能。
自拜登上臺以來,他似乎搞了一場“印太外交”。
當地時間3月16日,美日舉行“2+2”會談;18日,美韓開展“2+2”會談。隨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兵分兩路”,一個前往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參加“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另一個則“馬不停蹄”地訪問印度。
除部長及官員間會談,領導人間的互動也沒有落下。當地時間3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在線上完成首次首腦會談。當地時間4月16日,菅義偉會見拜登。不久后,韓國總統文在寅的訪美計劃也逐步提上日程,預計文在寅將在5月份與拜登見面。
拜登繼承了特朗普的印太戰略。/《國會山報》報道截圖
王勇指出,拜登政府的外交行動基本按照“印太戰略”框架來推行,拜登依舊想要聯合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地區的國家來平衡中國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上臺后不久便首次召開了首腦級別的“四方安全對話”。此前,特朗普政府一直致力于深化美日印澳的同盟關系,甚至想要借此打造“印太版北約”,但進展較為緩慢。直到2019年9月,“四國安全對話機制”才由司局級對話升級為部長級,一年后,才舉行第二次外長對話。
拜登重啟“四方安全對話”,此舉也透露了他的“小心思”。
王勇認為,“四方安全對話”可以看做是印太戰略的基石,美方的目的不僅在于推動四方加強合作,甚至還想要以四方為基礎,形成軍事同盟關系。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善于打“意識形態”牌、編織利益網絡并利用美國外交手段鼓動盟友關系。
“理想”始終是豐滿的,當其照入現實,拜登政府便會發現,這套以“四方安全對話”為基礎的“印太”算盤有多難打。
“各懷鬼胎”的四方機制
“四方安全對話”看似有所推進,但劉衛東認為四方實則“各懷鬼胎”,難以達成共識,盡管存在對話窗口,但難有具體效果。
劉衛東指出,“四個國家的性質、目標乃至國家實力都存在很大差異,硬要撮合到一起,其實并不現實,也難以出臺公認的政策,所謂的‘四方安全對話’更多是對外展示姿態,形式大于內容。”
另外,四個國家間本就存在一定利益沖突,四方機制的根基并不牢固。就日本而言,王勇認為,美日在搶奪亞太市場方面存在競爭關系;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秩序上的現實利益也有沖突,雙方在具體問題考量上會出現不少分歧。
除了不愿舍棄中國市場機遇等經濟因素考量,劉衛東補充道,日本對于中國還抱有許多政治期待,例如幫助解決“朝核問題”等。從這些角度出發,日本其實并不愿意明確選邊站。
有關日本近期多次發表對華消極言論,劉衛東認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美國要求日本拋棄在中美間的“模糊戰略”,要求日本不能一邊接受同盟的保護,一邊享受中國市場的利益。
莫迪希望民眾有熱情和決心以實現“新印度戰略”,并將印度打造成經濟總量達5萬億美元的經濟體。/印度《電訊報》報道截圖
印度的情況則更為復雜,作為美國“印太戰略”中的核心支柱,美國期待印度在平衡中國影響力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但印度與其他三國不同,在理念層面上,中印反而存在更多相似點,例如都是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都希望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進行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
印度同樣有自己的國家發展戰略。2018年,莫迪政府將“新印度”愿景升級為“新印度戰略”,力求到2025年將印度打造成經濟總量達5萬億美元的經濟體。如果印度一味地唯“美”馬首是瞻,其國家發展戰略將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綜合多重因素分析來看,劉衛東表示,印度也并不愿意替美國沖在前面與中國發生直接對抗,對抗后也并不會給印度帶來實際收益。
另外,澳大利亞雖然是在價值觀層面與美國最為接近的國家,但美澳之間并非全無競爭。在經濟層面上,澳大利亞是以礦產業和農業經濟為主的單一性國家,美澳間在農產品貿易上同樣存在不小的競爭。
除內部利益結構松散外,外部因素也導致四方機制難成氣候。
新冠疫情給地區乃至全球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都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中,中國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切實的成果,經濟先實現恢復性增長。
“新冠疫情給美國‘印太戰略’的實施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中國經濟逐漸恢復,可能會推動‘印太’相關國家想要進一步遏制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疫情沖擊,這些國家也確實無暇他顧。”王勇說。
近期,日本、印度疫情再有嚴峻之勢。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首相菅義偉計劃于當地時間4月23日對疫情蔓延的東京都、大阪府、兵庫縣發布緊急事態宣言。當地時間4月22日,印度衛生部公布數據顯示,過去24小時內,印度日增新冠確診病例首超30萬例,隨后幾天印度不斷突破單日確診紀錄。25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高達34.9萬例。
王勇表示,目前來看,疫情對“印太戰略”的阻礙要大于對其的推動。
“四方機制”vs中國應對
在現有“四方機制”的基礎上,美方其實一直想擴大其機制覆蓋范圍。然而,美方想要達成“四方安全對話+X”的可能性非常小。
在拜登牽頭“四方安全對話”首腦會談時,便有消息傳出稱韓國或將加入“四方安全對話”。
當地時間3月11日,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長)崔鐘建回應稱,韓國歷屆政府主張,不應出于排斥或牽制特定國家的目的而成立排他性的地區合作機制。
隨后,韓方也多次表示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韓國外交部長官鄭義溶在結束韓美外長防長“2+2”會談后接受韓聯社采訪時表示,中美兩國對于韓國而言都很重要,讓韓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不可能,也不可取。
當地時間3月31日,鄭義溶在外交部記者會上再次重申,中美兩國對韓國來說都非常重要,中美不是二選一的選項。
文在寅稱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南華早報》報道截圖
除韓國之外,X的另一選項是東盟。
不過,此前東盟就發布過一份“東盟版”《印太展望》,表達了較為中立的立場。上海社會科學院APEC研究中心主任劉鳴曾撰文指出,東盟作為地區內最大的一體化組織,明確反對美國版對抗中國的“印太戰略”,因其存在安全結盟傾向,與東盟系列機制推動的包容性、合作安全理念有本質的區別。
東盟個別國家加入“四方安全對話”的可能性也不大,劉衛東認為,從規模上,東盟個別國家與現有四國的規模并不在同一數量級上。另外,東盟國家的加入意愿也不強烈。從這兩方面而言,個別東盟國家加入“四方安全對話”并無實質意義。
預計未來亞太地區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國家表達中立立場。王勇解釋道,隨著美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下降,美國能為亞太地區國家提供的技術、資金、市場份額等“好處”也在減少,在這樣的背景下,會有更多的國家表態不愿“選邊站”。
這同樣也為中國采取有效應對提供了空間。在美國反復提出要與中國展開“競爭”的背景下,王勇指出,首先,中國應該意識到“競爭”或成為“常態”;其次,這種競爭是在中美利益相互依賴的框架下展開的,中美之間既有競爭又有合作,雙方應恢復一定程度互信,引導競爭向良性方向發展;最后,中國應進一步穩定國際關系,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在亞太地區發揮外交作用,與亞太國家謀求共同發展。
“歸根到底,中國應對的核心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劉衛東說,其他應對舉措更多是“戰術性”而非“戰略性”,只有國內發展順利,推動經濟穩步發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證民心歸一,才能發揮根本性作用,讓中國不懼任何外部挑戰。
文/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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