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是如何搞錢的?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前段時間聊了陳獨秀,我們說陳獨秀的悲劇是經濟不獨立,導致給經費的蘇聯,成為中國革命的上級單位。
那我們今天的話題,就來聊中國革命是如何經濟獨立的。
簡單說就是,紅軍如何搞錢。
其實這個問題,1928年“朱毛會師”的時候就有答案了。
兩只部隊會師以后,每月要消耗40萬斤糧食,壓力山大。于是紅四軍成立了軍需處,并且頒布了“打土豪、籌款子”的搞錢方法,具體來說是四種:沒收、派款、罰款、挖窖。
我們來逐個解釋一下。
沒收和打土豪是一起進行的,就是把根據地里的土豪劣紳打掉,然后把土豪家的金銀、糧食、現金、布匹、食鹽、藥材等物資全部沒收。
這是最直接的搞錢方法,那年頭沒什么成規模的銀行,又不是以現金為主的社會,所以土豪有什么積蓄,往往囤積在家里,最后成了紅軍的經濟基礎。
派款是紅軍占領城鎮之后,召集地方商人開會,要求限期交納最低的金額,用來支援革命戰爭。
一般來說以1000元資本為標準,標準線以下的可以不用交,標準線以上的商人和資本家,按照累進稅的方式逐步遞增。
越有錢,派款越多。
類似于《讓子彈飛》里說的,不刮窮鬼的錢,你想掙誰的錢?“誰有錢掙誰的唄。”
罰款是根據土豪的財力,命令他繳納一定額度的現金或者物資,做為常年欺負窮苦人的懲罰。
挖窖更簡單,在紅軍攻入城鎮之前,很多土豪劣紳就跑路了,他們藏在地窖里的金銀和物資,便成為紅軍“挖浮財”的對象。
這簡單粗暴的四板斧,紅軍一直用了三四年,渡過最艱難的時期,有了最初的經濟來源。
雖然數額不是很大,但好在紅軍比較弱小,養活起來足夠了。
至于“分田地”,是另一種比較正規的搞錢方法。
1928年12月,《井岡山土地法》頒布,決定實行土地革命,把集中在地主手里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和蘇維埃。
陳毅曾經簽署過一份通告,明確規定土地分配之后,土地所有權屬于農民,并且不禁止土地買賣。
我們以前有一種默認想法,紅軍把地主的土地給分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農民想種什么就種什么,和紅軍再沒有半點關系。
收錢是不可能收錢的,你不是為人民服務么,怎么能收錢呢?根據地不是市場,一旦收錢,性質就變了呀。
其實這是不對的。
紅軍不是白蓮花慈善家,分田地的目的,就是為了收錢。
國府是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政府要收錢,必須經過地主。可能政府準備收1萬塊,攤派給地主以后,地主向農民收了10萬塊,卻給政府交了5000塊。
大部分錢,都被中間階層給瓜分了。
現在紅軍打掉地主這個中間階層,直接和農民打交道,說收1萬塊錢,絕對不會多收。于是農民減輕負擔,政府得實惠,簡直是雙贏。
那是怎么收錢的呢?
其實還是累進稅制,我找了一份紅四方面軍的收稅方案,列出來給大家管中窺豹吧。
第一項是農業累進稅。
他們預計每人每年需要5石糧食,便把5石糧食定為口糧,剩下的才是余糧。
余糧不滿1石的話,估計也是窮苦可憐人,就不收稅了,1石以上的余量才納入累進稅的征收范圍:
余糧1石 征收5升(谷子)
余糧2石 1斗5升
余糧3石 3斗
余糧4石 5斗
余糧5石 7斗5升
這些谷子是實物稅,收起來可以做紅軍的口糧,也可以運到國府統治區出口賺錢,這個我們隨后要講到。
第二種是商業累進稅。
1931年起,紅四方面軍的鄂豫皖根據地,開始征收商業累進稅,和農業稅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些豬行、米行、茶行等倒賣運輸的商業,不用生產制造,專門做中間人抽取傭金做為利潤,于是他們要交納傭金稅。
稅法明確規定,按照每天的營業額來征收傭金稅,20元以下免稅,20元則抽傭金的15%,20—70元抽20%,70—100元抽24%......900—1000元抽44%。
有固定鋪面的商店,以每月營業額收營業稅,月營業額在150元以下免稅,160—200元收05%,以后每增加100元營業額,便加0.1%的稅率。
此外還有特種稅,煙酒要收30%的稅,絲綢和肉類等奢侈品則值百抽五。
必須吐槽一下,從革命年代至今,煙酒始終走在財政收入的最前列,其他行業都比不了,算是老傳統了吧。
總而言之,紅軍不坑窮苦人民,誰有錢就掙誰的。
你可能要說了,革命根據地不都是苦哈哈么,怎么可能征收商業稅呢?
當然,革命根據地都是老少邊窮地區,但是沒有商業,可以自力更生的發展商業嘛。
早在1928年5月,教員就命令籌建農貿市場,逢2、5、8為集市,也就是現在農村說的趕集。
紅軍不僅把戰利品拿出來賣,還鼓勵根據地的商人和農民,把家里的剩余物資拿到集市上賣,等日落收攤的時候,按照規定收一定數量的稅款。
這種農貿市場的好處在于,國府的苛捐雜稅非常多,而且稅卡一個接一個,可能沒做生意呢,各種稅就交了一大堆。
而紅軍辦的農貿市場只收一次稅,說好一刀就是一刀,絕不多砍。
所以根據地的商人和農民,特別喜歡去紅軍的市場做生意,以至于農貿市場經常出現2、3萬人的盛況,還有很多是外省趕來的。
賀龍在紅二方面軍根據地,更是嚴格保護工商業的利益。
解放桑植縣城以后,商人擔心犯錯誤,都跑回家不敢營業了,于是賀龍親自出面做工作,把商家都請出來繼續做生意。
紅二方面軍的根據地在湘西,那地方遍地土匪,賀龍命令在縣城之間設立關卡,保護來往的行商。
要是有土匪出現,紅軍還得出城剿匪,保護兩大家族的錢。
僅僅1934年到1935年間,大庸縣城的84家商店,便繳納了35190元稅款,再加上其他縣城的商業稅,可想而知有多少。
窺一斑而見全豹。
相比大革命時期用蘇聯經費生存,上山的紅軍學會搞錢,才走上經濟獨立的道路,逐漸擺脫蘇聯的經費。
02
根據地內部的經濟總量有限,財政天花板很低,達到一定規模就玩不出花來了,所以紅軍要更上一層樓,必須發展對外貿易。
“秋收起義”殘部剛上井岡山不久,便被封閉的環境給困住了。
于是教員派人下山,聯系湖南和江西的地下黨組織,請他們聯系藥店和商店,幫井岡山的紅軍買東西,初步建立起“赤白貿易線。”
以后的對外貿易,都是在這個起點上做起來的。
1928年底,“朱毛紅軍”在根據地的邊界地區,成立“竹木委員會”,專門負責出售根據地的土特產。
根據地有什么土特產呢?
無非是糧食、竹子、木材、油、茶葉等農村產品,出售到國府控制的城市地區,然后用賺到的利潤,再買回根據地急需的鹽、布、藥品甚至槍支彈藥。
這也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核心問題。
100年前的中國是農業國,大部分物資都散落在廣袤的農村,占領農村,其實就是占領了物資產地。
而物資才是城市生存的基礎。
我黨和我軍控制了農村,相當于對國府釜底抽薪,讓國統區成為一座空中樓閣,一旦掐斷和城市的聯系,城市便可以一戰而下。
后來的革命進程也證明了這一點,解放軍席卷中國農村以后,便控制了全國的大部分物資,把國府的城市孤立起來。
剩下的幾次大戰役,只不過是收尾工作,打掃戰場罷了。
井岡山時期的組織和軍隊,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便利用根據地的物資進行出口,換回根據地需要的工業品。
尤其是糧食,屬于根據地輸出的大宗農產品,而國府控制的城市,最需要的恰恰是糧食。
“反圍剿”戰爭開始以后,蔣介石給前線部隊下命令,要求對根據地嚴防死守,不允許任何人員和物資流通,準備把紅軍困死在根據地。
結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沒有紅軍根據地的糧食出口,導致江西、福建的十幾座城市嚴重缺糧,蔣介石無奈之下,從北方調糧食支援南方城市。
不過蔣介石沒有堅持多久,很快就糧食不足了,各地為了不鬧饑荒,趕緊準備好現金、藥品和武器,向紅軍根據地買糧食。
就憑紅軍高效的收稅(谷子)能力,還不是要多少給多少?
你說,紅軍怎么可能缺錢呢?
于是在紅軍革命的年代,根據地出口以糧食、竹子、樟腦和家禽為主的農村物資,進口鹽、藥品、布和軍火為主的工業物資,不僅能賺錢,還可以發展根據地的外貿經濟。
而且為了有穩定的貿易,紅軍派人到國府統治區開辦“源記商號”,光明正大的做進出口生意。
城市里的萬豐布莊、裕祥京果等5家店鋪,也是“白皮紅心”的統戰店鋪,私下經常幫根據地做生意。
順便說個有意思的事。
賀龍在根據地和商人們合作進出口生意,不小心讓很多商人發了財。
大庸縣的一家藥店老板,專門負責給紅軍買藥品,很快從破產邊緣走出來,并且進階為資本2000元的土財主。
永順縣的熊鏡堂負責賣桐油,只用了2年時間,便從1200元資本的小財主,成為1.5萬元資本的大土豪。
赤白兩區在戰場上打的炮火連天,私下卻做生意做的飛起。
這些事紅軍都知道,南方軍閥也知道,就蒙一個蔣介石。
到了1930年代初期,中央蘇區已經建立起三條穩定的交通線,一條是筠門嶺經過梅縣到廣州和汕頭,一條是江口鎮到廣州,另一條是長汀到上海和廈門。
除了反圍剿戰爭最激烈的時候,這三條交通貿易線基本是通暢的。
總共三條貿易線,其中兩條就是通往廣州的,除了中央蘇區離廣州近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廣東軍閥陳濟棠在資助紅軍。
因為陳濟棠也發現了,蔣介石的旗號是攘外必先安內,那么圍剿完紅軍之后,下一步必然圍剿擁兵自重的軍閥,而廣東的陳濟棠又是首當其沖。
陳濟棠想啊,與其讓蔣介石來打我,不如用物資給紅軍輸血,讓紅軍在江西頂住蔣介石,而且在做生意的時候,各路粵系將軍還能賺錢,何樂而不為?
于是粵軍北上“剿共”的時候,非常不認真,把戰線推進到尋烏、安遠一線,便不愿意再向前走一步。
軍長余漢謀、師長李振球等人,用麾下的軍隊給粵商撐腰,大肆買賣物資,尤其是李振球,在贛州的利民百貨商場有80%的股份,不是他不愿意聽蔣介石的命令,實在是金錢的誘惑太大啦。
粵軍和紅軍的交易方式特別有意思,他們約定以“武裝搶劫”的名義完成交易。
如果你穿越回1930年代的贛南,看到商隊被搶劫卻沒人管,反而非常大方的說隨他們搶,你千萬別驚訝,那一定是紅軍和粵軍在做生意。
所以紅軍為什么能用外貿搞錢?
根本原因就是占領了農村的物資,以及軍閥之間的分裂。
03
其實農產品都是小意思,最賺錢的是出口鎢砂。
鎢砂是重要的工業原料,熔點高達3400攝氏度,而且質地特別硬,可以用來做采礦鉆頭、穿甲彈、飛機引擎等等。
對于準備打仗的工業國來說,鎢砂是必不可少的戰略物資。
雖然百年前的中國不是工業國,但有個好消息,中國是世界鎢砂儲量最豐富的國家。
1930年代初期,中國鎢砂產量占世界的60%,而贛南的鎢砂產量,又占中國的70%。
換句話說,世界上將近一半的鎢砂,出自中國贛南。
贛南是哪里?
中國最大的蘇區,中央紅軍的根據地啊。
巧了。
于是紅軍占據大部分贛南鎢礦,掌握世界鎢砂的出口定價權,然后用鎢砂貿易,支撐起紅軍的半壁江山。
1932年,“中華蘇維埃國家鎢砂公司”成立,這家公司是國有企業,由國民經濟部直接領導,負責收購和銷售鎢砂,不允許任何私人資本染指。
鎢砂公司成立不久,便在盤古山和鐵山垅設立收購站,以每百斤9—15元的價格收購鎢砂,精洗之后運到贛縣出口,每百斤定價52元,除去3—6毫洋的運費,剩下的都是利潤。
贛縣在江西南部,距離陳濟棠的粵軍非常近。
你肯定猜到了,紅軍開采出來的鎢砂,大部分賣給陳濟棠了。
具體方式就是紅軍運到贛縣,李振球部武裝接收,然后再交給軍長余漢謀,最后由余漢謀親自監督,把鎢砂運回廣東交給領導陳濟棠。
紅軍這邊每次交易幾十噸鎢砂,能換回4000多匹布、幾十噸鹽、近萬元的藥品,當然了,槍支彈藥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為了運送鎢砂,余漢謀甚至專門修了一條公路,寶貝的不行。
1933年十九路軍在福建兵變反蔣,毛澤民親自和十九路軍談判,約定每百斤50元的價格出售鎢砂,十九路軍用槍支彈藥、鹽和藥品付款。
交易方式和粵軍差不多,都是武裝接收。
據統計,中央蘇區可以年產4000噸鎢砂,價值400—600萬元,占財政收入的70%以上。
這才是財政的主要來源。
當然,十九路軍的反蔣事變,堅持兩個月就失敗了,鎢砂的主要買家還是廣東陳濟棠。
那陳濟棠要鎢砂做什么,廣東也沒什么像樣的軍工業,根本用不了這么多的鎢砂啊。
其實陳濟棠不是自己用,他要賣給納粹德國。
就在紅軍長征前夕,陳濟棠和德國駐華代表簽定秘密協議,規定德國給他建兵工廠、造船廠、修鐵路,用德國技術把廣東武裝起來,總價值2億馬克。
而陳濟棠的支付方式,便是向紅軍買來的鎢砂。
這么看來,紅軍為了中國革命開采出來的鎢砂,最后卻到了希特勒的手里,做成武器走向歐洲大地。
這種事情太魔幻了。

04
原本想把我黨我軍怎樣經濟獨立捋一遍,最后發現內容太多了,一篇根本寫不完。
這次就先寫紅軍篇,以后找機會,把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軍如何搞經濟補上。
這篇文章基本上把紅軍的經濟來源說明白了,希望能給大家增加一個知識點,以后和別人說起紅軍,不要除了勇猛善戰以外,就沒什么可說的。
而且我黨和紅軍的經濟獨立之路,放到現在被圍剿、封鎖、打壓的時代背景下,也有很強的參考價值。
大家仔細想想是不是。
寫文章之前重新翻了一下《毛選》,里面有篇文章叫《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教員是這么說的:
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于它的。
忽視經濟建設是錯誤的觀點。
那種以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
抓革命是為了促生產,促生產是為了抓革命,兩者不能偏重或者偏廢,都是事業走向進步的動力。
在文章的最后,教員非常肯定的說:
假如我們爭取了上述的一切條件,包括經濟建設這個新的極為重要的條件,并且使這一切的條件都服務于革命戰爭,那么革命戰爭的勝利,無疑是屬于我們的。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是1933年寫的,對于革命和經濟的觀點,已經很成熟了,并且對未來有極大的自信。
現在竟然有人說教員不懂經濟,紅軍沒有經濟來源都是泥腿子,呸,你才不懂經濟。
參考資料:
論紅軍時期財稅工作的歷史經驗 王征
蘇區的對外貿易 海振忠
鄂豫皖蘇區稅收述評 王蔚曉
關于對中央蘇區對外貿易的研究 李元健
中央蘇區對江西鎢礦的開發與鎢砂貿易 肖自力
1933年:蘇區與十九路軍的鎢鹽貿易 賴晨 張茜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黨的工商貿易政策及其作用 侯先祥
土地革命時期中央根據地的赤白貿易和赤白交通線 閆家泰
中央紅軍長征前夕與陳濟棠“借道”談判成功的經濟基礎探析 魏煒 邱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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