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放水,中國亮出一個戰略級大招!
來源公眾號:戎評(ID:rongping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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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去美元化,中國的態度是明確且堅定的!
5月25日,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走高,盤中升破6.4元關口,創2018年6月以來新高。而就在今天,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更是突破了6.39。
央行官員前不久曾指出,人民幣在中長期內將持續對美元升值,既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人民幣相對購買力不斷提高的結果,也是美聯儲搞量化寬松和不斷擴表的后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嚴格意義上來講,本輪匯率上漲不是人民幣升值,而是美國放水中國不跟的情況下美元貶值的結果。事實上,除了日本愿意放水接盤,人民幣兌其他主要貨幣并沒有出現大幅上漲的情況,比如人民幣兌歐元匯率仍然穩定在7.7~7.9。

怎么說呢,果然是父子情深
之所以這么做主要有兩點考慮——
戰略上:落實阿拉斯加會晤另起爐灶的表態,堅決不為美國大放水接盤。只要我們能穩住,美元持續貶值得不到主要產能輸出國的稀釋,就必然會加大其通脹程度,削弱美元的國際信譽。如此一來,在美元購買力持續下降以及美國政府還債壓力陡增的雙重影響下,各國勢必會采取貿易結算多元化方式,進而加快美國貨幣霸權解體的速度。
戰術上:最近幾個月,隨著美國疫情出現明顯下降趨勢,兩屆政府釋放出的天量貨幣隨著經濟的恢復重新在市場上流通,并推動了資產價格的暴漲,其中最典型代表便是大宗商品。
比如倫銅價格不到一年時間,從6000美元/噸漲至9000美元/噸,滬銅價格從4萬多元/噸漲到7萬多元/噸!
這導致國內不少企業原材料成本上漲幅度接近50%。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如果生產端成本上漲而消費端價格不上漲的話,則大批企業嚴重虧損,結果必然是企業為壓縮成本裁員或降薪進而消費水平下降企業產品賣不出去繼續虧損的死循環;如果生產端成本上漲而消費端價格也上漲又不放水的話,則國民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如果生產端成本上漲而消費端價格也上漲并用貨幣放水稀釋的話,則通脹泡沫越吹越大,實質上為大量美元超發接盤。
說實話,按照傳統的思考模式,這確實是一道無解的死題,美國用超發美元的方式從原材料端到生產端再到消費端展開了全方位的施壓,不論選擇哪一道結題答案都會傷害到自身。
但現在不同了,我們多了新的解題思路:人民幣被動升值!
所謂人民幣被動升值,對應的是美元放水中國不跟,美元價值下跌推動人民幣價值實質上漲,對美元購買力增強有利于進口,可平抑當前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的影響,壓縮企業原材料進口成本,從根源上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
當然,肯定會有人大談特談,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出口,恐怕會重蹈當年日本廣場協議的覆轍。
對于此種言論,我只想表示,歷史固然有押韻的規律,但不結合客觀情況盲目的對號入座和生搬硬套,是典型且死板的教條主義。通過縱向對比,三點原因決定中國根本不會走上日本的老路。
第一、中日制造業所處的大環境截然相反
工業輸出國貨幣價值上漲,購買國需要花費更多的國際通用貨幣購買,競爭力下降不利于出口,從理論上確實如此。
但該理論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工業輸出國在國際市場上不具備不可代替性。
日元升值的八十年代,日本制造業處于上不沾天下不落地的尷尬局面,即其高端制造業既無法徹底刷開對歐洲的差距,也達不到美國科技霸主的高度,而以電子制造業為主的中端產業鏈上有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的競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低端產業鏈上又有中國和東南亞的競爭。
因此,日本制造在當時的國際市場上并不具備不可代替性,日元升值,購買國不愿意花費更多的美元買日本貨,完全能找到其他替代生廠商。
比如不買日本汽車還有德系汽車能替代,不買日本電子產品還有韓國和臺灣的產品替代。
而中國制造業現在所處的大環境是什么?
大部分國家還沒有擺脫疫情影響,全球絕大部分工業需求仍然依賴以中國為首的東亞產能,我們擁有絕對的生產壟斷優勢。更關鍵的是,這種工業生產壟斷優勢很有可能是長期性的、持久性的!
原因很簡單:資本有避險的天性,尤其是制造業,別說戰爭或社會危機,即便是一次大規模自然災害而當地政府又沒有強大的止損能力的話,企業就會傷筋動骨。2018年,貿易戰爆發后,產業界討論最多的就是供應鏈轉移,規避風險,降低產品生產成本。
但大流行結束的后疫情時代,全球資本不得不考慮這么兩個問題。
第一、新冠疫情究竟是不是美國的陰謀?如果是,那誰也不敢保證喪心病狂的美國人不會有下一次,而這就意味著全球非傳統安全風險大幅度提高。
第二、在疫情大流行加深存量博弈的背景下,世界秩序空前崩壞、大國矛盾嚴重激化、地緣權力結構大范圍重組、國際形勢持續動蕩、熱點地區局勢高度緊張,以種族沖突、社會混亂、領土糾紛、武裝沖突甚至是軍事戰爭為表現形式的傳統安全風險也在大幅度提升。
為防止傳統風險和非傳統風險再次沖擊世界經濟,導致全球資本受損,他們必須要找到一個足夠可靠的地方來規避風險。
顯而易見,在新冠疫情這場人類第一次非傳統世界大戰中,治理水平極高,能快速遏制病毒,行政效率已通過紋理龐雜的基層機構深入到社會每一處毛細血孔的中國是資本最佳的避險港灣。

所以,后疫情時代,再無大規模產業轉移,它僅存在于背靠中國的東南亞這一隅之間。而中國只要牢牢控制住對東南亞上游供應鏈的優勢,那全球生產端的主動權依舊會掌握在我們手中。
那也就意味著全球消費端對產品的需求必須依賴于中國的產能和供應鏈,屆時即便人民幣再怎么升值,只要不跳出合理區間,其他國家都必須接受。
什么叫不可替代性?
這就叫不可替代性!
毫不諱言,中國強大的工業產能和獨一無二的制造業供應鏈體系,已經徹底顛覆了西方傳統經濟學理論。
第二、日本崩盤崩在國家抗壓能力差
事實上,壓垮日本經濟的并非是貨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而是政府在貨幣升值后采取的一系列錯誤政策,而國家抗壓能力弱,主動讓出高端產業市場便是其中之一。
1974年,通產省出臺《日本經濟七十年代展望》,提出將以半導體為核心的技術密集型高端產業作為主導產業發展方向。
隨后十年間,日本半導體通過第一次DRAM大戰打敗美國,成為新的霸主!
以廣場協議簽署的1985年為例,全球十大半導體企業日本獨占五席,前五家更是有三家是日本企業,市場份額高達60%,這里面有40%是從美國人手里搶過去的。
日本這么搶食你說當爹的能忍嗎?
1986年,在美國的要求下,日本通產省和美國商務部簽訂《半導體協議》,該協議規定日本市場必須有20%的美國半導體占有率。然而,到1986底,美國半導體在日本的市場份額仍然不足10%。
結果第二年就美國就引爆了懸而未決的東芝事件,其國會以對蘇聯出口機床違反巴統協議對東芝實施全面制裁。
然后日本就給跪了!
首相中曾根親自出面道歉,東芝花費1億日元在美國所有主流報紙上整版刊登謝罪廣告,通產省禁止東芝一年內向14個國家出口產品。更重要的是,日本半導體產業界將無條件與美國公司共享技術!要知道,日本當時是半導體生產工藝最先進的國家,此舉直接導致其半導體核心技術的外流,隨后美國憑借著與韓國的合作,徹底擊垮了日本半導體的威脅。
作為ICT產業核心零部件的半導體,是第三次產業革命最大的風口,韓國和臺灣省的經濟崛起都與此有關。
日本半導體產業被打垮后,逐漸從應用產品供應國和專用機產品退化成材料級產品供應國,大量利潤被分流,并隨著中國的崛起不斷萎縮。
反觀中國,寧愿和美國打曠日持久的經貿戰、科技戰、產業戰,也堅決不放棄升級產業梯度的權力,并且很多東西依托本土市場做得有聲有色。只要我們堅守高端制造業陣地,加上全產業鏈的優勢,中國制造永遠不會過時,又何談重蹈日本的覆轍呢?
有權利發展,并且敢于為發展權對敵亮劍,這就是獨立工業強國和現代半殖民地國家的區別。
第三、日本失去二十年的導火索是日本錯誤的經濟政策
如果說向美國投降,出讓高端產業利益是日本失去二十年的根本原因,那么錯誤的經濟政策則是引爆炸彈的導火索。
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使得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企業在全球開啟了并購和擴張的浪潮,尤其是美國的不動產,基本上能買的都被買光了,最具代表性意義的便是1989年日本三菱集團以8.46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曾象征著美國輝煌時代的洛克菲勒中心。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為抵消升值后的帶來的出口壓力,推行持續性的貨幣擴張政策,例如超低利率,國內貨幣供應量猛增。
但當時由于制造業因價格競爭力的丟失,出口已經逐漸出現疲軟的態勢,擴張性貨幣政策釋放出去的資金,被企業用于炒股或流向房地產市場,極大的刺激了日本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泡沫。
1991年,海灣戰爭全面爆發,國際油價持續暴漲,日本制造業生產端成本也暴漲,而能救企業的資金要么是在美國,要么就是在金融市場和房地產,短時間撤出也來不及了。結果可想而知,資金鏈斷裂的日本企業要么倒閉,要么裁員降薪,房市斷供,泡沫破滅,讓這些年重倉樓市的企業又損失慘重,進一步陷入惡性循環。
有了日本這個前車之鑒,我國在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上步調穩了很多,前幾天打擊炒幣和央行關于匯率問題的回應其實就是一個信號。

事實上,人民幣被動升值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戰略作用,即把通脹灌回美國。
一方面,隨著美國的經濟逐步恢復,對日常工業品的消耗也在增多,現在產能穩定的就只有中國,即便漲價該買還是得買。
而且拜登不是要搞全國性的大基建計劃嗎?印度的產能不穩定,東南亞的產能太小,除非又想如加州高鐵那樣修個十多年半途而廢,不然轉過來轉過去也只有找中國。
不買?
隨便你怎么搞,找到替代商算我輸!
另一方面,由于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和中國制造地位的強化,人民幣必然會成為各國貿易多元化中最重要的錨定貨幣,進而帶動多國貨幣對美元的整體性升值,直接把美國放出去的水原封不動的灌回美國國內,水漫金山寺,干倒雷峰塔,到時候留給美國的路只有一條:加息。
估摸著用不了多久,摸著鷹醬的過河,就快變成摸著鷹醬的尸體過河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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