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這一面,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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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李厚何
今天是“加拿大日”(Canada Day),也就是加拿大的國慶節。1867年的這一天,加拿大聯邦宣告成立。
傳統上,在“加拿大日”,首都渥太華國會山莊前將舉行盛大的慶典集會、演出和焰火晚會,全國各城市也都會用諸如焰火晚會、文藝演出、花車游行等方式來慶祝。
但今年的情況卻十分特別。

一個以#CancelCanadaDay為統一標簽、呼吁抵制甚至攪黃各地“加拿大日”慶典的運動蓬勃開展,并得到廣泛響應。
為什么他們要抵制“加拿大日”?
迄今已有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會維多利亞,省內城市基盧拿,新不倫瑞克省會弗雷德里克頓,省內城鎮新馬里蘭、羅杰斯維爾、巴瑟斯特、圣約翰、貝雷角,安大略省貝爾維爾市,薩斯喀徹溫省梅爾維爾、瓦赫佩頓原住民社區、米多湖、弗萊茵達斯特原住民社區、紅湖原住民保留地、紅湖社區、紅空社區等,響應了“不過加拿大日”的號召。
而且,這一名單還在不斷增加,宣稱將以各種形式抵制“加拿大日”慶典者也大有人在。

抵制“加拿大日”實際上等于象征性地抵制對加拿大的國家認同,而這一象征性群體行動的導火索,就是“原住民寄宿學校事件”。
第一波是今年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原住民部落Tk'emlups te Secwépemc First Nation拿出鑿鑿鐵證,揭示了他們在甘露市一座廢棄的原住民寄宿學校遺址中,發現了多達215具原住民兒童遺骸的駭人事實。

更可悲的是,該法居然是同時代針對原住民較為“仁慈”的法律,以至于直到20世紀前半葉,還有原住民為“切實落實《印第安人法》”而斗爭。
2007年,英國拯救兒童組織對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進行了長時間探訪,結果發現情況“令人沮喪”:
由于缺乏經濟來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設施殘破,住房簡陋,而且充斥著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殺率高達0.13%(比全國平均水平0.017%高出近10倍),由于無力撫養,多達2.7萬兒童被寄養他處。
原住民保留地酗酒問題之嚴重,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甚至連精英也難以免俗——2016年,聯邦漁業部長、原住民出身的圖圖(Hunter Tootoo)在仕途大好之際突然辭職,后來他透露,自己自幼即在部落染上酒癮,“家族和部落里很多人都如此,非如此不足以麻醉自己以忘卻煩惱”。
此外,原住民婦女失蹤問題更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以至于原住民部落為抗議聯邦政府不作為,在加拿大建國150周年的“正日子”,把象征抗議的原住民帳篷,徑直扎在了首都渥太華的國會山莊廣場。
迫于壓力,特魯多政府同意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此事。
經過兩年半調查,一份長達1200多頁的《加拿大失蹤和被謀殺原住民女性全國調查報告》于2019年6月3日公諸于世,報告收錄了超過2000人的證詞。

報告的結論指出,各級政府在處理原住民女性失蹤及被殺案件上,存在嚴重的偏見及“結構性問題”,甚至已經達到種族滅絕(Genocide)的程度,其中“種族滅絕”措辭通篇出現了122次之多,以形容近年來據不完全統計高達2000人以上的原住民失蹤或被殺害事件。
盡管加拿大政治家做出了一些姿態,如用“第一民族”取代“印第安人”舊稱,將原本對北極原住民因紐特人的蔑稱“愛斯基摩人”(“吃生肉的人”)廢除,等等。但這些其實都是“口惠而實不至”。
據報道,每年原住民向加拿大聯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糾紛的訴訟案,就高達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決的每年不超過20件,即使解決,方案也十分不公平。
例如,關于加拿大西部道格拉斯保留地,原住民勝訴,但政府拒不歸還被侵奪的佛雷澤河谷,而是試圖將一塊荒涼的沼澤地塞給原住民,遭到拒絕后又換成一塊遍布爆炸危險品的廢棄靶場。
2015年的一份統計顯示,加拿大謀殺案受害者中,原住民占比高達25%(如前所述,其人口占比不到5%),男性和女性“第一民族”平均壽命,分別比歐洲裔少8年和6年。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報告》中,加拿大排名世界第六——但如果單算加拿大原住民,排名則只有第63。

更有甚者,2008年9月1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原住民權利宣言》,其中規定尊重原住民的個人和集體權力,尊重、維護和加強其民族文化認同,強調在保護其自身需要和尊嚴前提下追求發展,這一重要的宣言獲得絕大多數國家的贊同和響應,144個表決國,反對票只有4張。
而其中一張反對票,竟赫然是標榜“多元文化”、3個月前剛剛向“第一民族”道歉的加拿大投的。
正如主張停辦“加拿大日”慶祝活動的組織方所言,加拿大人喜歡假定加拿大“是個充斥好人的好國家”,這是所謂“天使情結”,他們也經常以此為出發點嘲笑美國人、歐洲人和其它國家的人,“看看我們!我們是多么寬容、多么尊重多元文化”。
但事實上對于世代生活在這里的原住民而言,這個國家的產生和存在,是他們幾個世紀以來苦難如此嚴重的原因,“以至于人權法庭稱之為種族滅絕”。
該組織指出,“相信自己是好人十分危險”,因為“這種歧視的影響、甚至歧視本身并非僅僅是歷史的一部分”。
然而,這又于事何補?
兩座寄宿學校近千具遺骸被發現后,特魯多數次高調指責羅馬教廷“推托道歉責任”,試圖將焦點轉嫁給天主教會,一些政客更以“我們加拿大都道歉了”為由,毫無愧色地對別國事務指手畫腳,卻拒絕自我反省。
正如許多批評者所指出的,原住民寄宿學校是加拿大聯邦政府出資委托各基督教會代為管理的體系,加拿大聯邦政府是“雇主”,天主教會和其它參與寄宿學校經營的教會只是“雇員”,雇員當然不能推卸應付的責任,但怎么也輪不到責任更大的雇主來扮“教師爺”。
TRC報告在2015年不僅給出了論點、論據和論證,也提出了具體整改要求——提交給加拿大聯邦政府的94項“呼吁”。當時特魯多政府信誓旦旦“認真反省”。如今6年過去,情況如何?
有相關組織公布的調查報告稱,截止幾周前,真正算得上落實的,不過區區其中10項而已。
就在幾天前,最早發現原住民寄宿學校兒童遺骸的甘露市附近,接連4所建造在原住民保留地的天主教堂被焚毀,一些人開始別有用心地炒作所謂“原住民的怒火之焚”。對此許多觀察家和當地原住民知名人士指出,不論傳統、風俗或感情寄托,原住民都幾乎不可能焚燒宗教建筑,這種奇怪現象的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是非常值得警惕和關注的。
現實仍然是嚴峻和殘酷的:
且不說那些更深層、更“當代”的問題,就以“熱點化”了的寄宿學校問題論,近兩個世紀以來,有關寄宿學校存在虐死兒童事實的傳說就不脛而走,那些幸存者和他們的家人一直在說這些事,之所以還要花這么多年才發現證據,“無非因為沒人相信或關心這些土著人”。
就在薩斯喀徹溫省無標記墓葬發現后,特魯多還發表了一則公開言論,將寄宿學校稱作“加拿大歷史上的黑暗篇章”。這種看似悲憫、實則“套路”的表態,立即引發原住民權益組織的不滿和譏諷。
他們說,“這種語氣似乎在暗示,‘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正視問題未必意味著可以解決問題,但回避問題則必定意味著問題絕不會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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