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帥去伐柴
來源：伐柴商心事
公眾號ID：Fachai_story
“5年超過美國！”剛剛知天命的戴明一字一頓地向臺下的企業家們說。1950年，如果一個日本人說出這樣的話，大家會覺得這人精神不正常。戰后的日本，經濟崩潰，工業基礎損毀殆盡，物資匱乏。燈泡一度化身硬通貨，可以用來換糧食。就這樣還癡人說夢“超越美國”？可戴明不是日本人，他是一名純種的美國人。這位統計學博士，正在受盟軍指揮部的委派，在日本做經濟普查工作。在此之前，戴明在美國發現自己的老本行在企業和產品質量管理中并不像自己的老師休哈特博士所說的那么有用。于是他創立了一套體系來控制產品質量。為此，他還成立了一家咨詢公司，在美國布道。戰時的美國，說實話只管量，不太關心質，加上戴明人微言輕，一直默默無聞。在美國無人問津，可這是在日本，被美國從身體到精神徹底打敗的日本。1950年6月24日，日本科學技術聯盟（JUSE）主席石川馨邀請戴明為日本最有實力的21位企業家授課，傳授質量管理的真經。而這21個人，控制了日本80％的資本。對于在往日榮光和現實窘境中痛苦掙扎的日本人來說，戴明的話就像疫情中唯一的疫苗。他們沒有選擇，必須注射。戴明的質量思維與以往通過檢測再更正不同，他提倡前置部署，在設計生產過程中通過PDCA（策劃、執行、檢查和行動）來不斷迭代，通過最高領導掛帥、全員參與，最終由顧客評判產品質量。這樣精細化管理帶來就是高質量的產品。日本人全盤接受了戴明的思想和方法，先后有數以百萬計的日本人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了他的培訓，20000名質量工程師上崗，質量意識從此時才在這個國家扎根。戴明在日本授課C1a曹操讀書網
在戴明在日本巡回布道時，臺下一個叫盛田昭夫的小個子默默拿出小本本，把戴明的質量要點記了下來，并結合自己對產業的認識，用在了自己成立剛5年的小公司——東京通信工業株式會社的管理中。公司后來改了個命，叫索尼。戰后的日本，一直被美國極力防范再工業化。直到戴明到日本的當年末，東方大國志愿軍跨國鴨綠江，美國對日本的定位才發生了180度大轉彎。一方面要把日本當做反共防波堤，展現資本主義優越性；另一方面要成為朝鮮戰場的軍事工廠。因此，美國放下了戒心，開始大力建設日本工業體系。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年后，盛田昭夫從美國回來，又帶回了另一個小本本——《晶體管技術》，這可是當時剛出鍋熱氣騰騰的新技術。1954年，索尼的另一位創始人井深大干脆在美國以2.5萬美元的價格，直接從貝爾實驗室直接買到了晶體管技術。一年后，在索尼成立的第十個年頭，它生產出世界上第一臺晶體管收音機TR-55。小巧便攜的TR-55一改以往收音機粗大笨重的外觀，馬上風靡全球。從這一年，日本產品開始正式進入美國市場。隨后在1961年，晶體管電視機開始在日本生產，并很快出口美國。靠著過硬的質量、小巧的體積和便宜，日本電子產品在60年代火速占領美國市場。1964年，索尼公司上榜《財富》雜志，里面評論道：“收音機、電視機和其他民用電子設備的美國制造商已經一再被日本索尼公司靈活的競爭力弄得狼狽不堪。”至此，日本產品徹底摘掉了“劣質”的帽子，在全球熱銷。日本人為了感謝戴明，把他尊為“質量管理之父”，并設立了以他頭像為獎章的質量獎：戴明獎。三十年彈指一揮間，80歲的老戴明沒有想到，他在美國還有第二春。1980年6月24日，美國NBC播放了76分鐘的紀錄片《If Japan Can, Why Can't We ?》（日本行，為啥我們不行）？片子里先是介紹了日本的種種成就，后半段的主角只剩一個：戴明。主持人不停地追問老戴明：日本為啥成功？和美國有啥不同？我們能搞不？我們這樣搞行不行？急切之情和題目的酸味相得益彰。原因很簡單，美國人感覺到了來自大洋彼岸的威脅，雖然有些遲鈍。1960年，美國仙童公司在一片硅晶圓上集成了四個晶體管，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硅基集成電路。赫爾尼又將半導體生產的臺面工藝改進為平面工藝。也是在這一年，日本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計劃”，計劃十年內將國民收入翻番。1963年，NEC獲得了仙童的平面工藝技術的生產授權，以此為標志，日本獲得了集成電路的批量制造技術工藝。與此同時，日本政府要求NEC將取得的技術共享給國內其他國內廠商，包括日立、富士通、三菱和東芝。日本企業因此大規模進入半導體產業，并開始高速發展。五年后，在電子、家電、汽車產業的帶動下，日本GDP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提前完成“收入倍增計劃”。70年代，日本經濟更是一飛沖天，除了汽車遠銷歐美，半導體更是深深扎了美國師父的心。1976年3月10日，日本官辦的科研機構“VLSI技術研究組”成立，專門用來研究以DRAM存儲器為主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研究組的成員，有日本電子綜合研究所、計算機綜合研究所、日立、NEC、富士通、三菱、東芝（后五家公司也是當年共享仙童技術的老兄弟）。研究組獲得了總計720億日元的經費，其中40%來自政府，60%來自五家公司。這是一個龐大的計劃，除了在短期內突破64K DRAM和256K DRAM的研發，并實現突破1μm制程工藝以外，還要實現從原料、設備到制造全產業鏈的自主研發與制造。1978年，在研究組的領導下，富士通率先完成64KB DRAM的研發，兩年后日立把產品推向市場。要知道DRAM最早在1970年由英特爾推出，日本在1972年才研制成功。而僅僅過了不到十年，變成了美國落后日本一年才開發出來64KB DRAM。落后的原因，主要還是自大。美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把日本放在眼里。在他們映像里，“菊與刀”的國度始終是點頭哈腰的小跟班，政治上是，科技上更是。但最先敲醒美國人的，還是日本人自己。日本學者野口悠紀雄在《戰后日本經濟史》這樣描述日本的60年代：“當我得知‘黃金時代’這個詞在歐洲意味著過去的榮光時，不禁有種奇妙的感覺，因為對60年代的日本人來說，誰都理所當然地認為，黃金時代是指未來的時代”。而到了1979年，因《鄧小平時代》而在國內聞名遐邇的傅高義老師干脆給他的書起了一個低調的不能再低調的名字：《日本第一》。80年代的日本，已經不是升起的太陽，而是如日中天。在東京街頭，手里沒有1萬日元（相當于人民幣120元）現鈔，打車就像現在雨中等滴滴一樣痛苦。而一家人一頓飯能吃掉相當5000元人民幣。錢除了紙醉金迷，還不斷涌入樓市和股市，所有人都認為房價和股價會永遠漲下去。后來日元被迫升值，日本人甚至放言：“賣掉東京，買下美國”。半導體行業更給力，在DRAM領域，不再扎心了，直接打倒了老師父。1981年，剛剛量產64KB DRAM一年多的日立，就把市場占有率做到了40%，成為全球第一。隨后，NEC主導了256KB DRAM時代，東芝成了1MB DRAM的霸主。1980至1986年，日本企業的半導體市場份額由26%上升至45%，而美國企業的半導體市場份額則從61%下滑至43%，日本半導體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超過美國，成為真正的全球第一。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的64KBDRAM在1980年還喜氣洋洋賺了5200萬美元，一年后直接虧損1100萬美元。同年，AMD的DRAM利潤暴跌66%。而70年代的DRAM霸主莫斯泰克，巔峰時市占率達到80%，直接在1985年退出了DRAM市場。和莫斯泰克一起退出DRAM市場的，還有大名鼎鼎的英特爾。日本人民的老朋友仙童公司有著名的“八叛徒”，其中的諾伊斯和摩爾后來出走創辦了英特爾。英特爾曾經在DRAM領域也是風生水起，可日本人剛一發起攻擊，就直接趴下了。公司連續6個季度虧損，虧損金額高達1.73億美元。這是英特爾上市以來的首個年度財報虧損，沒辦法直接關了7座工廠，裁員超過7000人。走投無路，英特爾宣布退出DRAM市場。諾伊斯在退出時心有不甘：“實際上我們并不想退出，因為不管怎么說，英特爾在創立時的初衷都是生產存儲器的。”以此為標志，半導體產業發展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形成，由誕生地美國轉移到了小弟日本。從集成電路設計、封測到光刻機等設備，再到各種原材料，日本建立了完善的半導體產業鏈，成為了新的全球半導體龍頭。除了發出“為啥我們不行？”的靈魂拷問外，后知后覺的美國人為了重奪“第一”想了很多辦法。NBC的節目剛一播出，在美國名不見經傳的戴明老爺子就成為了各家公司的座上賓。他的質量思想又回流到了3000多家美國公司，大到福特，小到沒名字的小微企業。半導體企業也不甘落后，退出DRAM后，英特爾借著個人電腦的東風，轉戰處理器，和微軟一硬一軟，形成了霸屏40年的wintel體系。而且30多年間，它一直是半導體工藝和設計技術的領頭羊。上世紀80年代初，是計算機由巨型商用機向個人機轉變的時代，IBM發明了個人電腦（PC），為世界電子產業格局重塑埋下了伏筆。在對自己行不行產生疑問后，美國人對日本的技術輸出不再那么大方。而且他們更懷疑日本人在隱秘的角落偷竊他們的成果，只是缺一個證據。1981年6月，日立的高級工程師林賢治拿到了10卷資料。這可不是普通資料，而是IBM關于PC設計的商業機密。林賢治激動壞了，想進一步搞到剩下的17卷，一統江湖。可他沒想到，IBM察覺并告訴了FBI。苦于尋找日本偷竊商業機密的FBI大喜過望，和IBM一起做局，誘導林賢治和日本公司掉進商業犯罪的陷阱中。一年后，正當林賢治和另一名同事大西勇夫緊張地等待下一次交易時，卻被FBI戴上了鐐銬。與此同時三菱的一名工程師也中了同樣的套路在機場被捕。美國媒體一如既往地快，日立、三菱事件很快就登上了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被稱為“20世紀最大的產業間諜事件”。針對日本公司的竊密行為，美國輿論驚呼，日本工業間諜對美國“硅谷”的沖擊不亞于40年前對珍珠港的偷襲，因此稱之為“新珍珠港事件”。半年后，日立和林賢治、大西勇夫承認有罪后，才與IBM和解；三菱也在同年10月，以公司總部無罪、當事雇員有罪的條件取得和解。兩家公司分別與IBM締結了技術使用費合同，而正在研發PC的富士通也被迫在承認IBM著作權的秘密協議上簽了字。隨后，日立、三菱及富士通接受美國派遣工作人員入駐企業，對他們進行商業監督。與此同時，美國商務部終于得出了“對美國科技的挑戰主要來自日本，目前雖僅限少數的高技術領域，但預計將來這種挑戰將涉及更大的范圍”，“維持及保護美國的科技基礎，是國家安全保障政策上生死攸關的重要安全因素”的結論。雖然事件不在半導體領域，但企業間的商戰，終于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注意，在技術輸出方面徹底關上了大門。當然技術只是一方面，產業轉移的巨大勢能仍在繼續。日本半導體企業仍所向披靡，美國廠家仍一敗涂地。如何圍追堵截，需要更多的套路。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臺，此時的蘇聯在冷戰中已經盡顯疲態。日本作為“防波堤”的政治作用開始下降，加之經濟上的突飛猛進，美國眼見老大地位不保，再也坐不住了，親自提刀下場。半年后，美國帶領英法德在廣場飯店與日本共同簽訂了《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4%，變相吹起了日本經濟的泡沫。與此同時，美國人拿著《日本第一》、《日本可以說不》大肆宣傳，報紙的醒目位置都是《Japan’s Big Lead in Memory Chips》（日本主宰存儲芯片）這類報道，在國內掀起了一片反日浪潮。美國商務部趁熱打鐵，裁定日本存儲器存在不正當競爭、低價傾銷，對日本征收100%反傾銷稅。為了進一步施壓，第二年6月，美國警告日本以當月31日為限，如果不能就日本在半導體領域的傾銷達成協議，將會動用301條款。產業界當然不同意，但是日本在政治上是美國徹徹底底的依附，再加上一年前曾讓日本首相在報紙上登文道歉的“東芝事件”余波仍在。日本政府其實沒得選。6月31日，美國給出的截止時間當天，日本政府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國的條件，簽訂了為期5年的《日美半導體保證協定》，主要針對的就是日本頒布的《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等法規和計劃。協定主要內容有：日本需降低市場準入，需提高外國半導體企業在日本市場份額至20%（之前外國半導體企業在日本市場份額不足10%，當然這里的外國主要是指美國）；成立價格監督機制，成本需按美國方式核算，日本需嚴格管理出口產品的價格和成本；禁止日本富士通收購美國仙童半導體。一言以蔽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必須按美國的要求來發展。可產業慣性哪能說停就停，日本半導體產品還在主導全球市場。一不做二不休，1987 年 3 月，美國政府以日本未能遵守協議為由，就微機等日本產品采取征收 100%進口關稅的報復性措施。1991年，協定到期，日本的統計口徑下美國產品市場占有率已經達到22%，但是美國人仍舊認為在20%以下。美國再次強迫日本簽訂了第二次半導體協議，要求到次年底必須到20%以上。與此同時，美國還培育了一個小兄弟——韓國。韓國1981年正式通過《半導體工業綜合發展計劃》，該計劃支持4M、256M DRAM的開發，并通過人才的培養促進半導體產業的基礎建設。三星、現代、LG和大宇四大財閥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步成為IBM、TI和Intel的代工廠，逐步擁有了制造DRAM的能力。其中三星通過購買鎂光和CITRIX的技術，并在韓國本土和硅谷成立兩個獨立的研發團隊進行技術引進和吸收，分別于1984年、1986年迅速擁有了64K、256K DRAM的研發能力，與日美的技術差距僅剩2年。但由于持續高投入和日本廠商的傾銷，1986年三星半導體累計虧損達到3億美元，要知道，當時一架波音737也不過3000萬美元。1986年正是美日半導體激戰正酣的時候，關鍵時刻還是美國暗地里通過IBM、Intel對韓國的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扶植。由于美國對日本的反傾銷稅，使得三星生產的256K DRAM銷量大增，1987年三星電子實現盈利。隨后，以DRAM為代表的韓國半導體開始起飛，直到1992年，三星DRAM銷量超越NEC，成為世界第一。 憑借著杰出的拉打功力，1996年7月31日，美日半導體第二次協議到期。美國已經在日本的半導體市場份額占到了30%左右，在全球市場份額也在30%以上，而日本已經下滑到不足三成。美國的戰略目的達成，便放過了日本，沒有組織第三次協議。1993年，老戴明走了。此時的美國企業也得到了他的真傳，他的很多思想也融入到了后來讓眾多企業又愛又恨的ISO9001質量體系中，并重塑了美國產品的質量。而這一年，美國半導體的市場份額開始反超日本，重奪第一。日本甘心嗎？當然不，通產省開展了世紀大營救。1999年底，日立、NEC、三菱的內存部門不堪重負，被母公司剝離，由日本通產省整合成立了必爾達，意在保護日本DRAM產業。還沒有緩過神來，2001年12月，東芝宣布，自2002年7月起，不再生產通用DRAM。自此，日本DRAM僅剩必爾達一家。好景不長，2007年，微軟推動的硬件大升級并未如約而至，Windows Vista的銷量遠遠低于預期，之前擴產備貨的各大內存廠商吃了悶頭一棍。2008年爆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此時三星又祭出了他的反周期大殺器，逆勢擴產，其他廠商不得不為搶占市場而被動跟進。2008年，2G DDR2內存條直接跌破100元大關。不是所有玩家都有如此堅強的意志和財力能夠挺過黎明前的黑暗，2009年1月，德國奇夢達率先倒閉。2012年2月，歷經多次輸血后，必爾達被銀行抽貸，宣布破產。此時的2G DDR3內存顆粒價格，僅為71美分。1989年，全球十大半導體公司中，日本占6席，NEC、東芝和日立囊括前三。2020年，前十中再無日本企業身影。讀到這里，你可能以為日本半導體被美國人打趴下了。并沒有。2019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正當韓國為勞工補償問題不斷向日本施壓時，日本突然宣布限制向韓國出口氟聚酰亞胺、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僅僅三種半導體材料，死死地扼住了韓國的喉嚨。三種材料都是在制造半導體折疊屏和芯片時必不可少的材料。韓國在這些材料上對日本的依存度超過90%，三星的庫存為“1～2個月”，SK海力士的相關人士則透露“不到3個月”。一場爭端讓世人驚詫，日本還有這兩把刷子。事實上，得益于始于上世紀70年代“VLSI研究組”的分工與研發，日本掌握了半導體幾乎所有的產業鏈關鍵技術。除了以上材料，東京電子在涂布顯影設備領域掌握9成全球份額，DISCO在切割設備上份額最大，信越化學和SUMCO掌握了全球60%的硅片供應等等。這些技術，成為日本半導體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為貿易戰中執劍人手中的按鈕，震懾產業鏈上的每一個玩家。雖然日本仍是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上游不可或缺的一環，但不可否認在下游芯片成片領域，除了在CMOS攝像頭芯片領域的Sony和汽車電子領域的瑞薩以外，你很難說出其他日本芯片廠商的名字。從50年代開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經歷了低開高走、再衰落的拋物線發展過程。眼看他起高樓、宴賓客、樓歪了，很多人想探尋其中的原因。首先反思的是日本人。日本產業觀察記者西村吉雄在《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中總結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走低的原因：- 一味追求高質量，對市場變化反應遲鈍。拜戴明老爺子所賜，日本人對質量的追求走火入魔，以制造的DRAM“精益求精，沒有劣質品”為榮。“高可靠，長壽命”是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型機時代日本半導體成功的要素，日本的產品常常連續使用5年不出任何故障。殊不知日本人想偷的PC技術恰恰顛覆了計算機的發展，它發展日新月異，升級換代快，對內存的壽命并不敏感，只需要在低價基礎上不斷推陳出新即可。日本人似乎忘記了高質量的初衷是低成本，一味追求質量性能極致，甚至嘲諷鎂光和三星快速迭代的內存是“垃圾”。結果產品質量好是好，價格卻降不下來，跟不上市場的發展，份額越來越低。
- 沒有適時采用分工模式。日本企業從一開始就是采用的設計和制造一體的IDM模式，這種模式在今天看來對于產業鏈自主可控有天然的優勢。但是在40年前的全球化過程中，臺積電已經開創了芯片制造代工模式。這樣的結果是設計企業不用承擔設備的折舊費用，資產變輕，應對市場更加靈活。同時制造企業的設備24小時不停機，效率提升，制造技術不斷優化。而日本在全球化的頂峰時代拒絕這種水平分工模式，幾乎所有企業都強調擁有“制造”的重要性，過重的資產也失去了對市場變化的應變能力。
- 把研究與創新等同。這點與國內夸贊日本基礎研究扎實截然不同。西村認為日本投入了過多無謂的研究工作，這些“新知識與市場的聯系不夠”，目的不明確，沒法獲取利潤，刺激企業再投入進入良性循環。而創新如熊彼得所說是一種能夠創造利潤的技術或組織“新組合”，必須緊盯市場，目的明確。
有趣的是，日本人視角下的半導體產業興衰，似乎有意無意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美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發展，受益于全球化的分工，資本尋找更低的勞動力成本，同時技術遷移，產業開始建立。低廉的勞動力，重建的決心正是日本產業發展的沃土。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卑微，蘇聯的針鋒相對，讓美國一直把它當作自己的附庸，亞太地區的馬前卒。美國還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技術給技術。日本因此有了從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三十年的發展機遇期，承擔了更多的產業轉移，成為全球化的第一波受益者。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美國的一切初衷，是為了鞏固自己全球霸主地位。誰想超越、當“第一”就要想盡一切絞殺。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就是例子。一切是否似曾相識？日本海的另一邊，中蘇交惡、尼克松訪華、改革開放、中美蜜月期、市場化浪潮、加入世貿。中國在帝國主義國家的眼皮底下韜光養晦了40年。這源于中國把握世界潮流的能力，也得益于美國人和西方世界對中國落后的偏見，根深蒂固。即便改革開放以后的高速發展，絕大多數美國精英覺得數據不可信，即便相信也覺得不可持續，即便認為可持續也認定沒有創新。在這樣的認知背景下，中美分分合合。直到2018年，美國人終于回過神來，像30年前對待日本一樣，撕下最后的面具貼身肉搏。[1] 野口悠紀雄，《戰后日本經濟史》，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C1a曹操讀書網
[2] 傅高義，《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C1a曹操讀書網
[3] 湯之上隆，《失去的制造業——日本制造業的敗北》，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C1a曹操讀書網
[4] 西村吉雄，《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人民郵電出版社，2016。C1a曹操讀書網
[5]池田信夫，《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真正原因》，機械工業出版社，2012。C1a曹操讀書網
[6]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日本可以說不》，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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